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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好文:取消文化的起源和對美國的影響 在東西方的表演

—取消文化:它的起源和對美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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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外部敵對勢力在美國國內的政黨、政府官僚機構、學術界和企業界的精英中都有盟友,也有「黑人生命寶貴(BLM)」和「安提法(AntiFa)」等團體。精英們利用後者的團體,就像希特勒利用褐衫軍一樣。

編譯:約瑟

作為美國人,我們已經好了太久,以至於我們常常認為重要的東西是理所當然的,直到它們即將被奪走。就在五六年前,誰會想到美國占主導地位的社交媒體平台,如Facebook、Google-You Tube或Twitter,會通過審查、取消和去平台化的方式,對其東道國的第一修正案權利進行攻擊,對大量用戶噤聲?

在所有阻礙美國進步的方方面面中,審查制度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可能排在首位。許多年輕一代接受「取消文化」,認為這是社交媒體助長的非個性化關係的一部分。許多人似乎已經習慣了網絡欺凌和輕率地取消人員、想法和關係——只要點擊幾下滑鼠,一切就會變得便利。

老一輩人體會到,保護言論自由、自由結社、無罪推定一直是美國的核心原則,這不僅是因為憲法第一、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還因為文明的重要性,以及人們廣泛認識到寬容是多元社會的必備美德,沒有人可以壟斷最好的思想。從美國憲政共和制開始,每一個領域和事業的進步都是以思想、政策和產品的競爭為前提的,這是不言而喻的。

那麼,為什麼「取消文化」這個明顯限制、有害、反社會、加劇不寬容和仇恨的活動在美國越來越多呢?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就是確定誰受益。美國的外部敵人顯然從中受益,尤其是那些想要重塑世界的人,比如中國共產黨和與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領導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有聯繫的精英。世界經濟論壇以每年在達沃斯召開會議和推動「大重置(The Great Reset)」而聞名。

這些外部敵對勢力在美國國內的政黨、政府官僚機構、學術界和企業界的精英中都有盟友,也有「黑人生命寶貴(BLM)」和「安提法(AntiFa)」等團體。精英們利用後者的團體,就像希特勒利用褐衫軍一樣。 BLM和AntiFa本質上是精英們的走卒,用來煽動內心的恐懼、分裂,破壞社會與過去的聯繫,甚至引發內戰——所有這些都有利於實現讓美國從屬於全球精英的世界新秩序的終極遊戲。

許多取消文化可能沒有意識到,在褻瀆歷史古蹟和改寫歷史的過程中,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為上層精英服務。美國歷史和美德的象徵中包含了她的建國人物和理想、基於這些理想起草的獨特憲法、以及它的救贖過程,最終通過民權運動的勇氣和毅力實現的種族平等。如果摧毀當代和下一代對美國歷史和美德的象徵和知識的尊重,美國可能會像成熟的果實一樣落入敵人手中。取消和摧毀美國遺產是實現這一目的必要手段。

取消文化是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我們可以通過了解過去以及採用這種做法的其他社會和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來預測它將把我們帶到哪裡。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取消文化的主要項目是使現在的社會與過去脫節的原因。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在他的小說《一九八四》中對荒誕未來的描寫,發表於1949年毛澤東在中國開始實行共產主義統治的那一年,事實證明他的小說具有跨越時間、文化和地理的預見性。奧威爾沒有使用「取消文化」這個詞,但他在他的格言中描述了它是如何運作的:「控制過去的人就控制未來,控制現在的人就控制過去。」

「取消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1789-1794年),當時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的恐怖統治造成了約3萬人死亡——這一時期伴隨著消除和摧毀基督教及其傳統和機構的一致努力。法國大革命這一階段的高潮是,政權安排一名妓女擔任聖母院大教堂的負責人。有了這種對體面的侮辱和對上帝的消滅,羅伯斯庇爾和他的繼任者們以為他們可以不受道德約束地進行統治。

馬克思主義把「取消文化」的問題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雖然這種思想是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9世紀上半葉提出的,但直到1917年弗拉基米爾·列寧俄羅斯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才得以實施。列寧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取消過去,拆掉沙皇的雕像和俄國歷史的象徵——徽章、國徽、雙頭鷹——全部以革命和創造「蘇維埃人」的名義銷毀。

革命時,俄羅斯帝國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宗教信仰者。列寧命令他的共產主義先鋒隊副官摧毀宗教機構,用無神論取代宗教信仰。革命後的第一年,國家就沒收了所有的教會財產,從1922年到1926年,俄羅斯東正教的28位主教和1200多位神父被殺害。更多的人受到迫害。

弗拉基米爾·列寧和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年在思想上和個人上都關係密切。作為紅軍的領袖,托洛茨基在為列寧以及他的繼任者史達林在1924年前者去世後確保共產主義革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到了1927年,史達林將托洛茨基清除出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壇,並於1929年將其驅逐出境。隨後,史達林組建了一個小組,將所有歷史記錄中有關托洛茨基的照片和提法全部抹去。到幾年後下令暗殺他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官方記錄或照片留下托洛茨基曾經存在過。

儘管人們齊心協力地掩蓋列寧和史達林的蘇聯統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學術研究和內部證詞確定,布爾什維克和蘇聯極權主義統治至少造成了約2000萬人的死亡人數。

就像列寧和史達林在俄國的共產主義統治一樣,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是建立在歷史決定論的基礎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信條,它要求取消過去的歷史,要求公民服從於共產主義國家的集體身份。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指示他的紅衛兵動員民眾取消和擺脫「四舊」: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和舊思想。結果是毀滅性的,中國人互相傾軋,被洗腦的青年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最後,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至少造成了4000萬人的死亡,其中既有毛澤東直接負責的,也有他拒絕改變的災難性政策造成的。

在北朝鮮、柬埔寨等共產主義小國,取消文化的實施更為徹底,也更具破壞性。

1948年建國後,北韓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與過去取消,與周圍的現世隔絕。迅速淪為一個秘密的共產極權國家,如果不是蘇聯和中國提供的援助,它將幾度失敗。在連續的金氏家族獨裁統治下,北韓殘酷的集體化和鎮壓的共產主義政策殺害了大約350萬公民,許多人死於大規模飢餓。

柬埔寨的情況更糟。在1975年至1979年期間,共產主義暴君波爾布特給柬埔寨的城市和農村地區帶來了幾乎完全的破壞,把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座監獄——剷除了公立學校、大學、私有財產、教堂、宗教信仰,並處決了所有受過教育和富裕的柬埔寨人。最後,波爾布特的種族滅絕政策造成近300萬人死亡,約占全國700萬人口的五分之二。

這些只是實施共產主義的大小國家的結果的一些例子。我們認為20世紀是進步的世紀。但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統治及其極權主義做法的實施,也使那個世紀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

面對來自中國的共產主義威脅,我們一直保持緘默和遲鈍。中共不僅在外部是我們最大的軍事威脅,而且在內部也是–通過其正在美國進行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工業、學術、政治間諜和顛覆計劃,中國也是我們最大的生存威脅。

在美國,保護我們的自由和擴大機會的出發點是拒絕接受或協助那些明顯與鎮壓和暴政有關的力量。即使我們的政治派別和分歧使我們難以達成共識,第一條規則也是「不要傷害」。當我們認識到明確的實踐模式,這些模式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時,美國人承受不起被愚弄的後果。「取消文化」和審查制度在美國沒有立足之地。

原文連結: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21/03/cancel_culture_its_origins_and_implications_for_america.html

本刊評論:

「取消文化」就是用社會的力量取消一個不同政見者發表言論的權利,將他們打入另冊,剝奪他們的尊嚴,變成社會的渣滓,甚至消滅他們的肉體。這是北美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以及所有來自極權國家的移民最清楚的。「取消文化」的目的和結果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結社集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人民陷入恐懼,自由的國度變成極權專制的恐怖國家。許多美國人並不清楚「取消文化」的精神來源,也不清楚它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因此我們在北美的華人特別有責任以我們的親身經歷向我們的鄰舍、同事、朋友講述故土所發生的事,讓更多的美國人明白:「取消文化」就是極權專制的標誌,取消他人的結果常常是最終取消了自己。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美國思想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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