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Juan
本文作者斯科特·w·阿特拉斯（Scott W. Atlas），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羅伯特·威森高級研究員。他曾在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擔任了14年的教授和神經放射學主任。他擁有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Urbana-Champaign）的學士學位和芝加哥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ol of Medicine）的醫學博士學位。作為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提名委員會的臨時成員，他曾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擔任多名總統候選人的高級醫療保健顧問。從2020年7月到12月，他擔川普總統的特別顧問和白宮冠狀病毒工作組的成員。他是《腦與脊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he Brain and Spine）一書的編輯，該書現已出版第五版。他還著有幾本書，包括《恢復優質醫療保健:以更低成本全面改革的六點計劃》本文為2021年2月18日在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希爾斯代爾學院」國家領導力研討會「上的演講。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一場悲劇。但它暴露了美國存在的深刻問題，這些問題威脅著我們美國人習以為常的自由和秩序原則。
首先，我對政府自去年3月以來前所未有地行使權力感到震驚，他們單方面發布法令，下令關閉企業、教堂和學校，限制個人行動，強制行為，無限期地暫停基本自由。其次，我對美國人民默許這種破壞性的、武斷的、完全不科學的規則、限制和授權感到震驚，甚至是害怕。
這場大流行還把我們知道存在且多年來一直容忍的事情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媒體偏見、校園學術自由的下降、大型科技公司的重手，以及——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的——科學政治化。最終，美國人尋求並陳述他們所認為的真相的自由正處於危險之中。
首先，我想說，我和我們所有人一樣，承認新冠病毒大流行及其管理的後果是巨大的。超過50萬美國人死於該病毒；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後續動作。即使在幾乎一年之後，這一流行病仍然使我國癱瘓。儘管做出了所有努力，但在阻止病例升級和防止住院和死亡方面仍存在不可否認的失敗。
但也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現實：除了少數例外，美國幾乎每一個州和主要城市都已經實施了許多個月嚴格的限制。，包括關閉企業和面對面授課的學校、限制人員流動性和實行宵禁、隔離、限制人群聚會和至少可追溯到去年夏天的戴口罩要求。
儘管有一些神話與之相反，但是對社美國人會流動跟蹤和來自蓋洛普、YouGov、COVID-19聯盟和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數據都顯示，自夏末以來，美國人的流動性顯著減少，戴口罩的比例也一直很高，與西歐的程度相似，接近亞洲的程度。
結果如何?
今天，所有合法的政策學者都應該重新審視那些嚴重傷害美國兒童和家庭、同時又未能拯救老年人的政策。
包括史丹福大學的傳染病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伊蘭·本達維德（Eran Bendavid）、克里斯多福·吳（Christopher Oh）、賈坦塔·巴塔查里亞（Jayaanta Bhattacharya）和約阿尼迪斯（Ioannidis）在內的許多人的研究表明，幾乎每個州所採用的非常措施對減輕疫情的影響充其量是很小的，而且通常是有害的。
拜登總統*本人在1月22日對全國的演講中公開承認這些措施缺乏效力。他說：」我們無能為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們無法改變這種流行病的發展軌跡。「
但奇怪的是，許多人想把廣泛實施的封鎖和強制措施的失敗歸咎於那些反對封鎖和強制措施的人。除了在遏制病毒方面價值有限外，封鎖政策還有極大的危害性。
中止親身上學對兒童的危害是巨大的，包括學習不良、輟學、社會孤立和自殺念頭，其中大多數對低收入群體的危害要嚴重得多。
最近的一項研究證實，高達78%的癌症從未被發現，因為在三個月的時間裡沒有進行檢查。如果我們推斷整個國家，在9個月的時間裡，75萬到100多萬的新癌症病例都沒有被發現。這一健康災難增加了錯過重要手術、延誤兒科疾病報告、心臟病發作和中風患者不敢去醫院，以及其他——所有這些都有詳細記錄。
除了住院治療，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報告說，抑鬱症增加了四倍，焦慮症狀增加了三倍，自殺意念增加了一倍，特別是在被封鎖的頭幾個月的年輕人中，這與美國醫學協會關於藥物過量和自殺的報告相一致。
由於孤立和失業，虐待家庭和兒童的情況急劇上升。鑑於許多學校已經關閉，成千上萬的虐待案件沒有被報導，因為學校通常是虐待被注意到的地方。
最後，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最近的一項研究，封鎖帶來的失業衝擊將在未來15年裡導致死亡率上升3%，預期壽命下降0.5%，對非裔美國人和女性的影響尤為嚴重。也就是說，該研究稱美國的死亡人數增加了「令人震驚的」89萬。
我們知道，我們還沒有看到封鎖造成的破壞的全部程度，因為其影響將持續幾十年。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以前的大流行應對分析中不建議採取封鎖措施的原因，甚至對於死亡率高得多的疾病也是如此。
為了確定前進的最佳路徑，政策制定者難道不應該客觀地考慮到目前為止病毒和反病毒政策的影響嗎？
這表明了衛生政策的重要性，這是我自己的特殊領域，它需要比流行病學家和基礎科學家更廣泛的範圍。就COVID-19而言，需要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封鎖和對個人的其他重大限制，特別是對工人階層和窮人來說是非常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
樂觀地說，隨著疫苗的推廣，我們應該看到漫長隧道盡頭的曙光，現在疫苗的使用速度是每天100萬至150萬。另一方面，按照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瘋帽客」（Mad Hatter，劉易斯·卡羅爾的小說《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瘋狂人物）邏輯，在許多州，疫苗最初更多地用於健康和年輕的人群，而不是那些感染病毒風險最大的人群。有人認為，兒童應該是第一批接種疫苗的人群，儘管兒童感染病毒的風險極低，而且已被證明不會對成人造成重大傳播。同樣，我們聽說卡夫卡式的理念提倡教師在親自授課前必須接種疫苗，因為學校是風險最低的環境之一，絕大多數教師的風險也不高。
更糟糕的是，我們在電視上聽到所謂的專家警告說，在人們接種疫苗後，社交距離、口罩和其他限制仍將是必要的!所有跡象都表明，當權者無意讓美國人再次過上正常的生活——對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自由的生活。
可悲的是，就像在伽利略時代一樣，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專家」和既得利益的學術利益。在許多被認為是美國批判性思維中心的大學裡，那些持有與當權「專家」觀點相反觀點的人發現自己被嚇到了。很多人都不敢說出來。
但是對學術自由的壓制並不是美國大學問題的嚴重程度。
舉例說，在我工作的史丹福大學，一些教授在輿論文章中訴諸於有毒的誹謗，並有組織地斥責我們這些批評過去一年失敗的衛生政策的人，以及那些敢於在他們鄙視的總統下為我們的國家服務的人——後者顯然正在成為終極罪犯。
基於稻草人論證和斷章取義的歪曲的惡意誹謗攻擊在美國社會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說在我們的大學裡了。有人企圖通過偽造事實和歪曲事實來恐嚇我，敗壞我的名聲。這違反了斯坦福的行為準則，損害了斯坦福的名譽，並濫用了家長和社會對教育工作者的信任。
史丹福大學的大多數教授都不是衛生政策領域的專家，對COVID-19大流行的數據一無所知，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並不能為我的一些建議被稱為「科學的謊言和歪曲」提供藉口。這是謊言，不管出於政治動機的指控者重複了多少次謊言，不管這些謊言在帶有偏見的媒體中迴響了多少次，謊言永遠不會成真。
我們都必須向上帝祈禱，納粹宣傳者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那句臭名昭著的說法——「謊言說一次仍然是謊言，謊言說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相」——在美國永遠不會奏效。
我向川普總統推薦的所有政策，都是為了減少病毒向最弱勢群體的傳播，以及減少反冠狀病毒政策對那些受影響最大的人（小企業、工人階級和窮人）的經濟、健康和社會危害。我是第一批推動增加對高危人群的保護的人之一，尤其是老年人。與此同時，差不多在一年以前，我認識到，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對身心健康的巨大危害，以及為遏制這種感染而執行的嚴厲政策造成的死亡。這就是公共衛生政策的目標——將所有危害降到最低，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病毒傳播。
最近史丹福大學三位教授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稱：「幾乎所有的公共衛生專家都擔心（斯科特·阿特拉斯的）建議可能會導致僅在美國就有數萬(或更多)不必要的死亡。」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顯然是錯誤和荒謬的。
正如喬爾·辛伯格（Joel Zinberg）博士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中指出的那樣，一個由斯坦福、哈佛和牛津大學的醫學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共同撰寫的提案《大巴林頓宣言（the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比阿特拉斯所說的任何東西都更接近《美國醫學會雜誌》文章所譴責的觀點。」然而，5萬多名醫療和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已經簽署了《偉大的巴林頓宣言》。
當批評人士對專家觀點的範圍表現出如此無知時，就暴露了他們的偏見，並喪失了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權威。
我已經解釋了年輕人受這種感染的風險很小的事實，也解釋了群體免疫的生物學事實——就像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凱薩琳·伊（Katherine Yih）做的那樣。這與建議人們故意接觸並感染病毒是截然不同的——雖然有人指責我這麼做，但我從未提出過這種建議。
我還被指控為「認為許多旨在增加社交距離的公共衛生命令可以放棄而不會產生不良影響」。恰恰相反，在數十個公開的演講、採訪和書面報導中，我多次呼籲採取緩解措施，包括額外的消毒、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群體限制、檢測，以及其他加強保護措施，以限制冠狀病毒的傳播和危害。我明確呼籲加強對高危人群的保護。
指控我的人忽略了我明確的、強調的對所謂我支持感染傳播不加控制以實現群體免疫的公開否認，媒體廣泛引用了這種否認。也許這是因為我的觀點並不是他們批評的真正對象，或許是因為他們的真正動機是「取消」任何接受召喚在川普政府為美國服務的人。
好幾個月來，我和哈佛大學教授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凱薩琳·伊（Katherine Yih）以及史丹福大學教授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一樣，呼籲開放學校面對面授課，並因此遭到了詆毀，但我的政策建議已被文獻反覆證實。現在連《大西洋》這樣的出版物也承認了開放學校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它指出：「自疫情開始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18歲以下的人，尤其是年輕的孩子，不太容易受到感染，不太可能出現嚴重的症狀，住院或死亡的可能性也小得多。」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更加清晰:「幾個月來我們已經知道，幼兒不太容易受到嚴重感染，也不太可能傳播冠狀病毒。」
當《美國醫學會雜誌》的指控者寫道，我「質疑戴口罩的必要性」時，他們曲解了我的話。我對口罩使用的建議始終如一：「當你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戴上口罩。」當時，這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的建議相符。去年12月，世衛組織修改了建議：「在病毒流行的地區，當你在擁擠的環境中，不能與他人保持至少1米（大約3英尺）的距離，以及通風不良或未知的房間裡時，應佩戴口罩。」——換句話說，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任何時候戴上口罩。這也符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SARS-CoV-2感染預防與預防》(Prevention and Prevention of SARS-CoV-2)文件中的建議：「當不可能始終保持距離時，戴上口罩可以進一步減少SARS-CoV-2感染者的傳染飛沫傳播給其他人。」
關於普及口罩，38個州已經實施了口罩規定，其中大多數州至少從夏季開始實施，幾乎所有其他州都在其主要城市實施了口罩規定。儘管引用或描述反對口罩效用的證據已被查禁，廣泛的、一般人群使用口罩在預防病例方面沒有顯示出什麼經驗效用。丹麥也進行了一項隨機對照研究，表明廣泛使用口罩的作用很小。
現實是這樣的：那些堅持認為普遍使用口罩絕對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傳播、並根據「科學」普遍推薦使用口罩的人，是在故意忽視相反的證據。是他們在傳播虛假和誤導性的信息。
有些人認為，質疑大眾戴口罩的要求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危險的，他們必須解釋為什麼許多頂尖的傳染病科學家和公共衛生組織質疑大眾戴口罩的有效性。例如，牛津大學循證醫學中心的湯姆·傑斐遜（Tom Jefferson）和卡爾·海內漢（Carl Heneghan）寫道：「儘管已經做好了2020年的大流行防範工作，但戴口罩的價值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家古普塔（Sunetra Gupta）說，沒有必要戴口罩，除非是老年人或高危人群。史丹福大學的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曾說過：「要求佩戴口罩的命令沒有科學數據的支持....。沒有科學證據表明，戴口罩的要求可以減緩疾病的傳播。」
在整個疫情中，世衛組織的《關於COVID-19情況下使用口罩的建議》中有如下表述：「目前，沒有直接證據（來自對COVID-19和社區健康人的研究）表明，社區健康人普遍戴口罩對預防呼吸道病毒（包括COVID-19）感染的有效性。」 CDC在2020年5月的流感大流行回顧中，」沒有發現手術式口罩對減少實驗室證實的流感傳播有效的證據，無論是感染者（源頭控制），還是普通社區中的人佩戴口罩以降低其易感性」。而直到世衛組織在2020年10月21日將其刪除——在Twitter刪掉我的一條強調這句話的帖子後不久，世衛組織公布了這樣一個事實：」健康人在社區環境中廣泛使用口罩還沒有高質量或直接的科學證據支持，有潛在的好處和危害需要考慮。「
我對口罩的建議一直基於科學數據，與世界上許多頂尖科學家和公共衛生組織的建議相一致。
***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理由，即那些繼續推行社會限制而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及其造成的嚴重危害的人，本身就是在提供危險的錯誤信息。儘管如此，我不會要求對他們進行正式的指責或懲罰。我不會試圖取消他們。我不會試圖撲滅他們的意見。我也不會說謊來歪曲他們的言論和誹謗他們。這樣做將重複可恥的扼殺言論的做法，而這種做法對教育公眾和實現我們迫切需要的科學真理至關重要。
如果這種可恥的行為繼續下去，哈佛大學的「真理」、史丹福大學的「自由之風吹拂」和耶魯大學的「光明與真理」等校訓將需要大改。
大型科技公司下重手來消除對相互矛盾的證據的討論。如果不允許公開辯論和承認錯誤，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有效地應對未來的任何危機。事實上，公開辯論不僅應該被允許，而且應該被鼓勵。
作為一名超過15年的衛生政策學者和一名在精英大學任教30年的教授，我感到震驚和沮喪的是，這些大學的許多教員現在都危險地不能容忍與他們所喜歡的說法相反的觀點。有些人甚至走得更遠，歪曲和曲解詞語，使我們這些願意在他們厭惡的總統的政府中為國家服務的人失去合法性，甚至受到懲罰。用攻擊我的那些斯坦福教授的話來說，他們自己的行為「違背了（斯坦福）教師的核心價值觀和《斯坦福行為準則》（Stanford Code of Conduct）的期望，該準則規定，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維持這所學校的崇高道德標準』。」除了違反同事之間的道德行為標準外，這種行為還缺乏簡單的人類禮儀。
如果學術領袖不能放棄這種不道德的行為，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不願在這個充滿爭議的時代為國家服務。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父母，作為公民，這可能是留給我們的孩子們最糟糕的遺產。
我還擔心，把科學看作是對真理的探索——一種利用實證科學方法的探索——的理念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即使是世界領先的科學雜誌——《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科學》和《自然》——也受到了政治的影響。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公眾和科學界人士已經對這些爭論感到厭倦，而厭倦會讓謬論戰勝真理。
隨著社交媒體充當是否允許討論的仲裁者，隨著對那些持有挑戰「公認敘事」觀點的人的審查和取消，美國正處於失去其所珍視的自由的邊緣。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否會繼續存在尚不清楚，但很明顯，除非更多的人開始站出來捍衛思想和言論自由，否則民主共和國將不會繼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