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我先後去過五次。
頭一次接觸大寨，是看劉德懷寫的關於大寨的小說。頭一章寫的是陳永貴在災荒年頭如何去趕集賣饅頭，別人多要錢，他還按過去的老價錢要，寫得挺樸素。我覺得有可取之處，就答應到大寨去，談談稿子，了解了解情況。
這時候，「全國學大寨」的口號已經喊出來了。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學大寨運動的規模。到了昔陽縣，進了大寨村，卻只讓我們在村子周圍草率繞了一圈，沒和一個農民談成話。回到縣裡，見到一個宣傳部的幹事，大約是個知識分子吧。天已經黑了，剛挑水回來，一身是汗。他說：現在縣裡正抗旱。陳水貴提的：「沒有見過的大旱，要沒有見過地大干，來個沒有見過的大變。」所以，全縣幹部、工人，不管幹什麼的，一律得跟農民一起，下地挑水澆田，而這裡水太珍貴，挑一擔水，一般近的要十里，遠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擔水，來回數十里，能澆十棵小苗。這樣全體動員，一個人一天澆二十棵，要走八十里。這莊稼，是沒法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計算的，簡直是用人命換來的！這回我沒去多看，也不想多看，就走了。後來在縣委招待所聽別的客人說，要了解這裡的事，只能找名記者宋莎蔭，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來取經，這回碰見了名人宋莎蔭。他知道我們是出版社來的，果然給了比較「優厚」的待遇。沒有跟著參觀大隊進村，而由一位專門的講解員陪同，走得也慢點。不過，我們新看到的也還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後治窩」，看了「苦人樹、樂人樹」，看了大寨展覽館，都是從報紙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來的。
所以，後來那幾次，我本來沒有興趣再去了。那是沒法子，身負「任務」，不得不去。又屢次進村，屢次參觀。聽講解。記得其中一次，參觀了人造梯田，四個農民連背帶抬一塊很大的石頭，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當然，這樣的梯田很美觀。可是，田地由這樣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個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塊石頭，中國人的勞力真是比牛力馬力還要低賤了！當然，他們這樣苦幹，對這種精神應當佩服。可是當又一次進村，參觀到剛建成的「人工下雨」時，我可不能不當時就「哎喲」一聲了。這下雨的方法、原來是在一塊田的周圍，安裝了若干根自來水管。好像公園裡噴草地的水管一樣，開關一開，管子噴出水霧。只是範圍太小了，只有一畝地大小。如果中國的田地都用這種方法來下雨，那中國非首先工業化到鋼鐵比農田還要多才行。要不，哪裡來這麼多鐵水管？
下午回到縣城，已經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這裡的縣委宣傳部打交道，就說：「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說吧。」那位陪同的宣傳部幹事卻說：「這你不知道，昔陽的規矩和全國各地都不一樣，這裡的一切機關都沒有上下班時間。早晨睜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這是老陳說的，農民有什麼上、下班？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到機關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話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飯以後時間跑到縣委宣傳部去。果然燈火輝煌，雖然不是每張辦公桌上都有人辦公，反正坐著幾個。有正看報的，見我們過來，推開報紙就談工作。不一會兒，還把宣傳部長陳明珠（陳水貴兒子）請了來和我見面。據他說，星期天也是這樣，他們沒有星期天。
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們發動起了全體職工獻身的積極性。但是，這些人還是人。要他們不管家務，一切推給老婆，也許可以。但要他們不管孩子，不休息一會兒，不買東西不上街，甚至不換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難了。這不得不使人做出壞的推測：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後來見到宋莎蔭，他請我們吃飯。就在縣委招待所里，裡邊有間小餐廳，平時我們進不去的，他隨口叫菜，隨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這是真正的主人。然後他把縣裡準備培養的幾個青年作者向我們介紹，他們不但要自己建設大寨，還要自己寫大寨。這幾位未來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個題目，文章還沒有一個字，就這麼跟編輯聯繫上了。
以後，大寨就成了我們編輯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過，並沒看到太多新東西，卻是人越來越多，排場越來越大。我記得又一次去時，還看見穿藏族服裝、傣族服裝的……真是全國東西南北的人，無不來此瞻仰，來聽講解員那無數次的重複。我們也又看見一點新建設，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剛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讓它「平」的面積稍大一點。
宋莎蔭也再次和我見面，這次顯得熟多了。他跟我閒談，談老陳怎樣一回山西就到昔陽，談老陳家裡的事。老陳給兒子陳明珠找了個很樸素的媳婦，陳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談到他們關於大寨的宣傳計劃。關於這，老陳說了：「是你當副總理還是我當副總理？」顯然這計劃是宋莎蔭提的。
計劃不是區區一本書了，是一套叢書，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傳、昔陽學大寨典型錄、昔陽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縣……當時我不知怎樣去完成這一大套任務，而他說：「這是跟老陳商量好的，就要這樣成套。你們可以各處採訪，我們的作者也要出去跑。」這時，這群年輕「作者」也已經在賓館裡出出進進，看樣子已經脫產寫作了。我無法可想，只有含糊點頭，說以後再詳議。
就在這以後不久，我最後一次來大寨，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輕作者的短篇稿子已陸續交卷，但經我們的編輯看過後，認為實在無法出版，這下子惹起了陳明珠在全國有關出版會議上憤怒的抗議，原來負責答應出這本書的編輯組長也不答應，而編輯人員們跟這本書打了多次交道，誰也不願再去昔陽了。沒辦法，只好由我出馬，帶上—今從未去過昔陽的編輯楊匡滿，另外還有我們出版社去編詩的、編舞的，也都在昔陽。
這次我們的隊伍浩浩蕩蕩，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讓我們住進了新建成的「大寨賓館」。尤其使我受寵若驚的是，因為賓館賓客如雲，高級房間不夠分配，竟蒙宋莎蔭特批，讓我住進了這裡為陳永貴特留的房間，引得我們社一群編輯都進來參觀，說：「這次你可受到了『國賓』待遇了。」但是，陳副總理這個房間究竟如何？按其設備來說，不過是一個普通賓館的帶套間的房間，尤其使人想不到的，是室內那些鋪在茶几上的、墊在高腳花盆上的台布，不但不是挑花網扣之類的紗巾，連普通塑料布也不是，而是農村小女孩常穿的紅地綠花點子花布！不僅此也，好像怕台布滑下去，還在每個桌子角都用針線縫成個角角（也許是為了不必換洗？），台布變成了未完工的枕套，這個設備實在新奇。當然，這實在太土氣，土氣到任何旅館也不會這麼辦。我當時就想了，除了陳永貴，別人誰也不會搞這個擺設。在這裡，陳永貴讓我們看了看他自己。
然後就該我們分頭下去「採風」了，詩歌組要搞一本《昔陽新歌謠》。這本最容易，那時候村幹部無人不會湊兩句合轍押韻的，隨便抄抄就是一本。編舞的那一本就相當困難，說是什麼民間歌舞要在昔陽會演，要專出一本昔陽創作的歌舞集。這時候，音樂出版社已經併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我雖然管不著人家的工作，卻也算掛名，我就跟她們下去觀光了一次「採風」。地點是昔陽某村一個小學校，演員就是小學大約四五年級的女學生。內容是我們小時候誰都學過的表演唱。農村女孩對歌舞大約很難有機會接觸，動作非常遲鈍，配不上曲調。那位老編輯簡直用盡平生之力，像給大樂團、名舞蹈家記錄作品一樣，記曲譜，畫舞步，就是為了要出這本書。（後來還為了要出這麼一本太麻煩的書，出版部說來不及，幹不了，我不得不幫著音樂編輯室，要一切讓路，把這本大寨任務書硬安排了進去，搶印出來。）
我個人的採風任務，是按照那些年輕「作家」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訪這些模範村。
那是1975年，我和編輯楊匡滿兩人坐個小吉普車，到每村之後，都是跋山涉水，盡力實地參觀。但是可惜現在叫我怎麼想那些村的特點，除了拼死挖土這一條之外，再什麼也想不起來了。挖掉了一個土崗，挖通了一條渠……都差不多。只記得各村都向我們介紹，他們村原來的支部書記現在都到鄰縣當縣委書記去了，模範的經驗要推廣嘛，所以現在昔陽附近各縣，已經全由昔陽人做主，包了。聽了這話，我不由得想到，這有點像殖民地政策，再過幾年，昔陽的幹部不愁出路，一個個出去走馬上任吧——但是，當然不能光這樣挖苦人家，看不見他們真正受的苦。有一個現任支部書記，在介紹完情況之後，曾偷偷地對我說過一句：「別的沒有什麼，就是這兩年幹部的犧牲提起來有點瘮人。不管發大水、出沼氣，不管什麼要人命的事，支部書記都得把心一橫，頭一個跳進去。死的是真不少！」他也算是提著腦袋在乾的，我不得不為之默然。
參觀學習任務完成之後，回到北京，那本書得出啊。別的過去跑過昔陽的編輯，都冷眼看著新責任編輯楊匡滿，他既然沒有成見，那就看他怎樣編這本書吧。等他看完了，他卻把稿子往我辦公桌上一擱，說：「這怎麼能出啊？是中學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我苦笑了，說：「我早知道是這樣，哪用得著細看？你去瞧著辦，湊合事吧。」於是他把稿子拿回。在我社出版部的書稿印數、發行範圍單子上，有書稿質量一欄，一般編輯對於看中的稿子，總是填個「優秀」，勉強一點的，填個「中常」，楊匡滿卻在這一欄填上了「很差」兩字。這是從來沒有的。我也只能把心一橫，只當沒看見，簽上字發了出去。那些舞蹈詩歌的書，自然也都由各書的主管副總編輯簽字發出。
但是這時我下了決心，這一次就湊合了，以後的《大寨叢書》可不敢再奉陪，慢慢拖著辦，走著瞧吧。我再也不想上昔陽去了。那個「國賓」別墅也不想住了。
很快就到了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的消息，使人們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之中，後來又加上了深沉的憤怒。正在這時，我社的上級單位忽然來了通知，叫我們去人參加大寨學習參觀團，去人越多越好。許多人對於這次活動都不想理睬。後來拉了一些人去了，他們大概本來以為周總理去世引起的波瀾，很快就能過去，所以循例參觀了一通，就回來了。誰知天安門的詩歌和弔唁，這時正到高潮。全社的人，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天安門成了人們嚮往的中心。上級單位便又發通知，大寨參觀學習團要作詳細的傳達報告，占工作時間，叫全體同志去聽。結果，禮堂的位子大部分空著，因為人們不去。於是又上樓來叫，還是沒幾個去的。我安坐不動。有一位來「摻沙子」的軍代表（就是身穿軍服，跑到我們這些文化單位來當領導的軍人，號稱「沙子」。見毛主席關於林彪指示的文件），用手指著我說：「身為黨員，連黨的號召都不響應，連大寨都不去學習！」我的憤怒已經塞滿胸膛，還說什麼？這時我只淡淡一笑，說了一句：「我去過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參觀知道得多！」還有幾個不去的黨員，一言不發，怒目而視。他才沒意思地走了。
大寨，竟變成了反對周總理，抵制群眾的一塊招牌。在這種狀況下，使人們聽見大寨當然齒冷。這怪誰？
我想：陳永貴原來大概是一個很好的樸素的農民，誠懇地想做好工作的農村幹部，但他並不是一個農業科學家，不是一個宣傳家，更不是一個政治家。硬要他去當這種角色，結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劇。至於對他本人，則簡直造成了一場悲劇。
至於借有利於己的機會登台出乖露醜的角色，那是無論什麼年代都會有的，不足深責。誰叫你聽信他的出謀劃策來？
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幹部，跟著那種丑角去參觀，甚至還隨著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乾的什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做到這。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