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期間，毛澤東在決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時，也曾經有過林彪在文革理論上比較弱的顧慮。為此，他向林彪提出深知他思想精髓的張春橋為「接班人」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有這方面的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張春橋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領導人中沒有直接為毛澤東批評過的一個。唯一的一次他批評張春橋寫的評經驗主義的文章（其實為姚文元所寫），卻主動為張承擔責任，說自己沒有看出來，「對不起春橋」。以致後來為張寫傳的學者都驚嘆：「這是罕見的態度，甚至讓張春橋在接收批評時面有得色。」
毛在隔代指定張春橋為「接班人」時，還非常具體地提到張先是當「總理的接班人」。這又和張春橋在文革中表現出來比較強的行政領導能力有關。張春橋不是王洪文式的坐直升飛機到中央的新幹部，他是1938年的中共黨員。文革前他歷任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上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等職，已經是中共省、市級的高級幹部。因此，毛澤東曾把資歷比張淺的多的姚文元（當時僅為副處級）稱為「小將」，而張則為「中將」。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就是要「讓中將不再受壓，讓小將不再受苦」。
文革中張春橋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的經濟形勢不亂，使上海在文革整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占據支柱地位。此外，在張春橋的領導下，上海還向全國提供了如「赤腳醫生」、「七·二一大學」等種種「鬥批改」的具體經驗，使上海成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試驗田，這些都深得聖心。為之，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反映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時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舉報此事的康生罵成「極左」。同時，他還有意當著周的面稱讚張春橋「有才幹」。除了同意張擔任國務院第二副總理，還親自提議他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其實，隨著今天張春橋檔案材料的陸續公布，人們不難發現一個一目了然的史實：張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捕過，如何去充當「叛徒」呢？可見這一說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層的派系權鬥的黑幕，即一種出於攫取最高權力的需要而進行的蓄意捏造。但因為這被中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派系首領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卻給毛造成了張春橋如果成為接班人無法平衡黨內各派系的壓力，以至他臨終之時放棄了張作為接班人。但據晚年一直在毛身邊的侄兒毛遠新回憶：「對於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後毛澤東下決心再一次打倒了鄧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讓張春橋當接班人。後因為考慮到張「不孚眾望」，才最後選了華國鋒。但是毛仍然讓毛遠新給張春橋傳話，「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換句話說，在毛看來，張春橋仍然有在將來當第一把手的潛質和希望。
只要粗略地梳理毛澤東和張春橋的關係，便不難理解林彪及其軍人集團為何要急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向張春橋發難：以私下串聯，上下煽風、四處點火等方式向毛逼宮，以求公開揪出並打倒張春橋。用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話來說：「當前路線鬥爭就是圍繞著對林彪的態度展開的，鬥爭的焦點是對接班人的認識問題」，「是捍衛林彪副統帥的地位問題」。換句話說，這是一場皇太子政治中的儲君保衛戰，一場宮廷權力鬥爭。張春橋1917年生，九大和九屆二中全會期間不過五十三歲左右，且身體非常健康，深得毛的賞識，已經提出作為林後的接班人人選。選擇張當接班人又符合毛澤東在九大以後回歸文官體制的治國方略。而林彪1907年生，屆時已經六十三歲。最重要的是：林的健康已經非常糟糕，僅此就完全可能接不了毛的班。這樣，張春橋對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確實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在林彪之子林立果及其「小艦隊」撰寫的〈「571工程」紀要〉里，張春橋也是他們武裝政變的首要打擊目標之一：「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拿張春橋開刀的目的——反對他指定張作為林的隔代接班人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他曾指出：「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為此，他斷然反擊，堅決地頂了回去。
當然，關於毛林之爭其實是封建王朝中皇太子政治的一種翻版，即最高權力在不規則的傳承中產生的變異，是歷史研究中的旁觀者清的觀點，而當事人則常常是不會承認的。身處黑暗的宮廷權鬥中心的毛林雙方，則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他們自己的真實意圖美化，以占領權鬥中的道德制高點，既欺騙民眾也自我欺騙。毛澤東在林彪出逃後當然把他和林彪之間的鬥爭稱之為「路線鬥爭」。無獨有偶，今天林彪軍人集團的一些成員還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把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對張春橋的發難稱之為「在原則問題上不可調和的鬥爭」，是「對中央文革進行了討伐……。林總帶頭反對中央文革」云云。那麼，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有一些什麼「原則問題」。第一，是張春橋《憲法》時不同意「（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其實，這三個副詞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和圈去的，在以前林彪圈閱過的中央文件和九大黨章里就已經刪去。而林彪從來不親自閱讀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聽秘書「講文件」。後來，連林的秘書都感嘆道：「張春橋在討論四屆人大《憲法》時貶低『三個副詞』，激怒了吳法憲。吳法憲報告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如果林彪知道在這以前《黨章》送審稿上的『三個副詞』早被毛主席圈掉了，或許就不會在廬山上講那一通話？」由此可見，違反了「原則問題」的是林彪等人而不是張春橋。第二，林彪等人一再誓言「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對「不設國家主席」一題，毛澤東有過多達六次的指示。且不說毛澤東這一意見的正確與否，但事實上是林彪等人一再違拗了毛的「最高指示」。最後，毛澤東事先確實同意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再一次吹噓他的「天才論」。但是毛同時也明確地講過「不要點名」，「不要揪人」。而林彪等人則上下串聯，推波助瀾，刻意要拿張春橋開刀。至於說到「對中央文革進行了討伐」更不符合事實，因為參與林彪一夥攻擊張春橋的陳伯達正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在當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著名學者梁漱溟就在政協開會討論時坦言：林彪從來沒有過任何公開的政治路線，不象劉少奇、彭德懷，都有路線，有公開提出來的為國家大局設想的主張。因而，他不承認毛林之間有「第十次路線鬥爭」。這一看法，應當說是鞭辟入裡、一擊中鵠的。
「超天才」的少帥夢和毛澤東廢儲的深層原因
當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澤東關於他的接班人問題時，曾轉彎抹角地否定了張春橋。他的藉口是：「還是要用跟您一塊上井岡山的紅小鬼」。事實上他手下的軍人集團的幹將黃、吳、李、邱儘管都是「紅小鬼」，但都難以成為第二代接班人。論年紀，黃永勝其實只小了林彪三歲，九大和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已經六十歲，和林是同代人。他們中年紀最輕的是吳法憲，也已經五十六歲，大張春橋三歲。種種跡象表明：林彪並不是沒有考慮過他的接班人問題，而他心中的預定的、並開始積極培養的人選是他的兒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獨子，生於戰爭年代。文革爆發時，是年僅21歲的北京大學物理系二年級學生。為了對他的保護和培養，他被林彪和葉群禁止參加群眾性的學生運動，而被送到上海空四軍，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參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當時的空四軍軍長江騰蛟等人待為「太子」式的上賓，經常和他交流軍內「路線鬥爭」的秘情。這不僅極大地滿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虛榮心，還使他深入了解了權力鬥爭的內幕。另一方面，他又在軍內的專人陪同下，近距離觀察了上海的造反運動，「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認為他們不簡單，有頭腦，會拉隊伍……說不定將來會成大事。」除此以外，林彪還特意讓他參與不少有關軍隊文革問題的重要決策。例如，讓他參與處理軍隊院校學生衝擊國防部的事務，參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等等。這些，不僅催發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脹了一個年輕的高幹子女對高層權力的興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參軍，到空軍工作。僅四個月後，他在空軍司令吳法憲的親自介紹下入黨。
從1967到1970年的三年內，在林彪的親自安排、支持和默許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級跳，儼然成為「接班人」的當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過吳法憲選擇了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中一批有資歷、有才華的中青年幹部作為輔佐林立果的「調研小組」。這些人包括了後來成為林立果「小艦隊」核心成員的王飛、周宇馳、劉沛豐、何汝珍、劉世英等人。由於文革中的一條政治上成名的捷徑是如同張春橋、姚文元那樣發表理論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視，林立果便在這些人的幫助下，由林彪辦公室發稿審定，在《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的顯著版面發表了〈正確對待兩種不同性質的當權派〉（1967年6月25日）、〈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發表後林立果聲名鵠起、獲得一片讚揚。連林彪也對他說：「老虎會寫文章了，不錯，進步不小。我以前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一個人，會玩這兩桿子，就全面了。」其次，在林彪和葉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吳法憲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這軍職對林立果來說不僅是連升八級，從一個參軍才兩年多的新兵成為副師一級的軍官。而是給以他一個可以進一步招兵買馬、指揮整個空軍的重要平台。空軍司令吳法憲就多次公開宣稱：「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軍來，是對我們的最大關懷」；「林立果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不久，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都為落實貫徹這「兩個一切」發了正式文件。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邊的「調研小組」擴展成了一個由他擔任「康曼德」（英文指揮官的譯音）的「聯合艦隊」，其中除了一批空軍司令部里的中青年軍官，還有不少兵團級的軍區空軍司令員，正軍職的空軍副參謀長及軍政委，如江騰蛟、魯珉、王維國、陳勵耘、胡萍、顧同舟、梁璞等人。因為有了這些兵團和正軍級的空軍幹部的支持，林立果還開始在各地建立類似的秘密軍人組織，如「上海小組」、空四軍的「教導隊」和廣州的「戰鬥小分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