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時香港民眾沒想到，惡法治港會來得那麼快。所謂惡法治港，一是香港的英式法治被中共的惡法替代，二是香港傳統的法官獨立判案變成法官替中共為虎作倀。
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民眾原有的遊行示威自由被變相取消，黎智英竟然因此獲刑；而中共喉舌《大公報》刊文，聲稱應取締《蘋果日報》，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把香港的新聞自由變成中共的「輿論一律」。大陸惡法輸入香港，其後果不獨此端，近日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製作元朗7.21襲擊事件的追蹤報導，發現了當局意欲隱瞞之事，便遭警方起訴，法官判罰。
香港現在與1950年的上海相似。當年中共占領上海，入城時對商界市民的笑臉、「一切照常」的承諾，一轉眼就變成了專制的嘴臉；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統，然後控制所有媒體，接下來打擊商人，最後推動共產，上海這個曾經的東方巴黎頓時失色。與此同時，英治下的香港迅速崛起，替代了上海的經濟金融地位，到中國改革開放時儼然成為大陸人心中的現代國際都市，整個中國對外經商、引進外資，全靠香港架橋鋪路。如今，香港製度的「不變」已經變臉，北京開始公開全面接管，中共當年在上海、廣州操作過的那一套，一步一步搬到了香港。
對香港來說，英式法治曾經是香港自由經濟和自由社會的制度保障；一旦共式「法治」輸入香港，整個香港社會的自由就逐漸被壓縮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多少代港人生活在習慣了的自由制度之下，如今這種窒息尤其令人痛苦。
「黨高於法」引進香港
共式「法治」的最大特點是，黨高於法，法服務黨，法律和司法系統不過是黨的統治工具和鎮壓手段。這些特點在文革時期達到頂點，不僅法律被《毛語錄》取代，而且警方、檢察院、法院三家合一，由軍隊幹部掌管，按照中央「精神」，任意「專政」國人，抓、關、殺、放，都與法律無關，僅由掌權的各級官員自行決定。
最後一個文革冤案就發生在「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之際的1977年。當時，上一年秋由北京派到上海市打擊「四人幫」上海爪牙、以控制上海局面的官員們，奉華國鋒的「指示」，於1977年春殺了一批所謂的「反革命分子」，以資鎮壓。結果，市府主要官員們開會，一天之內批准了56個死刑判決。其中有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王申酉，文革期間私下表示不滿而被關，毛時代已判死緩，卻在華國鋒指令下成了文革「刀下鬼」。而當時參與此決策的上海市負責人之一彭沖後來上調中央政法委，又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80年代中期胡耀邦任內，政治氣氛有些許寬鬆，全國人大常委會內部曾討論過「法大還是黨大」。從中國憲法的字面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立法機關，也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次香港國安法就出自這個機構，但並非其決斷。該機構雖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立什麼法、寫什麼樣的法律條文，上面還有一個老闆，即中央政治局，所有立法規劃、立法過程、法律草案均需報政治局批准。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內部曾有人提出，「黨要服從法律，法大於黨」。那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准許了這場討論，但最後只能用一堆含糊不清、互相矛盾的話語作結論：法大於黨，但立法過程中要由黨領導，整個政法工作都要服從黨中央。
共式「法治」的實質，在當下的香港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共雖然實行了改革開放，其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從未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