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九年我流亡到巴黎，年底創辦一份雙月刊《民主中國》，每期都有『本刊時局綜述』，有時輪到我寫，這是九〇年初的一篇，其中議論的制度變色、商業大潮、權利繼承三項，三十年下來，國企被權貴吞沒，該黨選了一個既蠢又蠻的習近平，是我看走眼的兩條，不過，一個被坦克碾過的民族，能指望個啥？毋寧也是該著的。原標題：趨天下萬姓以逐利——關於一個被掏空了的中國。】
1991年仿佛在一陣驚異後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紀影響世界最劇烈的一個帝國，好象在某一個早晨突然消逝了。連美國都有一種忽然失去對手的空落落的感覺。白宮發言人費茲渥特說："在蘇聯境內，事情的發展實在太過迅速"；駐莫斯科大使史特勞斯回國述職時，在電視訪問中表示擔心蘇聯出現法西斯分子奪權的局面；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傑瑞邁海軍上將，則急切地希望知道，那兩萬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裡去了?貝克也匆匆跑到中亞去尋找承諾。
冷戰結束帶來的仿佛不是輕鬆，而是更加無法把握的危險感。美國人好象連過聖誕節的興致都減弱了許多，商人們期待著一年終最為狂熱的聖誕節採購狂潮沒有出現，顧客們都捂緊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希總統親自赴商場購物，也刺激不起這種疲軟的勢頭。自然，失去對手，大家都沒武器可賣了，俄國人沒有麵包的時候，美國人也只好少去超級商場。
可是，在那個原先大家最擔心要出事的中國大陸，欲在一片萬馬齊喑的沉悶當中，漸漸捱過被無數人詛咒預言的那種崩潰，居然看上去好個穩定，大把大把地賺進外匯。《紐約時報》說:"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議的事情之一：有著一個頑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以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通貨膨脹率低，外國投資上升，出口額和外匯存底額破了記錄。對比起來，一個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亞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卻以百分之四的增長率，貿易赤字和兩位數的通貨膨脹掙扎前進。"
於是，中國又一次在這個世界的常識之外，成了一個很難捉摸的國家。
中國：該來臨的厄運都沒出現
外國人覺得他們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國人的憤怒和沮喪。《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克里斯多福，跑到貴陽訪問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婦江蓮湘(譯音)，一個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發、電視和冰箱之後說: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錄影機，還怕買了影響孩子作功課。而這家人的月工資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多福寫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發生軍隊鎮壓民主運動以後，這樣一種經濟上的滿足情緒，是沒有預料到的。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人一樣，都相信當坦克壓碎了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帳篷時，經濟會崩潰，這種崩潰會通過外貿下降、經濟改革倒退和一個越來越不滿和不合作的工人隊伍而爆發。但這一切都有沒發生。"
的確，中國好象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氣功又風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飆，據說有一派叫"元極功"，擁有上千萬的信徒，以成為全國第一大派，在某地購置上百畝地，大興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捲城鄉。廣州掀起自費觀光熱，已有十九萬人逛了東南亞。深圳則一面是色情業屢撲屢起，一面是股市開張，五十萬人搶購。上海城郊賭風織烈，千元一注，萬元一夜，官民同好。北京出現"跪式服務"，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間的收藏熱也悄然興起，從煙盒、郵票、筷子、鑰匙、古錢幣到毛澤東像章，種種小玩意兒成了成千上萬中國人搜求、玩賞的寶貝。連大學校園裡，也時興攬活牽線的"校園經紀人"……。
一切都回復原狀，頗象魯迅當年寫的，"革命黨"鬧過以後，大家又都把辮子放了下來。這副重又歸於模糊不見它心思的面孔，中國人自己最熟悉了。記得林語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繪過一張老婦人的臉："廁身於叛亂戰禍之間，圍繞著貧苦的兒孫，愉快而老態龍鐘的中國，閒逸地吮啜著清茶，狡黠地微笑著……"。
誰能看得穿這張臉呢?
當然，各種各樣的局部的騷動、混亂乃至反抗，從也未消停過。據北京大學校方最近的一次調查，去年在石家莊軍校軍訓期間，兩名學生自殺，二十多人神經失常；有一小群學生燒了軍裝，另有人在校園裡張貼告示呼籲結束軍訓。中共也發現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現了大批地下勞工團體。北京的幾次罷工都是這些地下工會組織的。不久前國安部突襲掃蕩了北京十四個地下工會，發現其中有兩個工會是模仿波蘭團結工會組織方式的，各有約一百名成員。他們以開討論會的形式在會員家中碰頭。他們不公開提出推翻共產黨，只宣稱組織以工人為主的政黨。據熟悉其內情的人透露，國安部雖派人滲透到他們當中，卻不能確定誰是頭頭，因為他們十分謹慎隱秘，而秘密公安人員也必須花功夫暗暗搜集證據，以證明他們在從事"反革命活動"。這些證據常常是從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據《紐約時報》記者的觀察，國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們認為到處都是敵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陸境內的外國間諜、異議分子，"公安人員數以萬計，遍布大陸各大城市，隨時監視政治滋事者、神職人員、申請出國者和外國人"。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公安人員數量急劇膨脹，差不多增加了兩倍，許多地方都設立了"編外公安"，且配備武器。據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六月份的一個"反和平演變"的內部講話稱，過去兩年裡，在十二個省市取締了六十多個地下"反動組織"；1990年，全國發生奪槍、持槍殺人及走私槍械彈藥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七。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連同鐵路上的公開打劫、政府行政力量達不到的那些邊遠、交界地區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陽湖區已成為重大刑事通緝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顯示中國正暗暗跌入更危機的深淵。
中國"大貓膩兒"
上述亂象，自然是外國人很難看到的，即使駐北京的記者也難窺其一鱗半爪。所以說，鄧小平何以能支撐到現在，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議的事情"，變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國大貓膩兒"。其中奧妙，中文話語中有各種剖析，總其要者，無非是一句話:用資本主義挽救社會主義。這種唯有中國人才能心領神會、身體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產主義被全世界唾棄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個超出常識之外的異數。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場持續兩年的"姓資姓社"之爭，暫告休兵。雖然這看上去好似一場迂腐的意識形態大戰，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後了一個世紀，但這卻是決定中共在"六四"之後能否撐得住的關鍵所在。天安門屠殺後，經濟改革的存廢問題立即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
保守勢力的確趁勢反攻，意欲一舉掃蕩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復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的失地，其鋒芒最盛之際，陳雲使出一招極厲害的殺手鐧，即將屠殺的罪責和十年改革導致"六四"風波，一箭雙鵰射向鄧小平。當時的情勢，國內雖一派肅殺，但對天安門公然殺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氣，不斷有追究罪責的呼聲發出。老鄧那時只能避其鋒芒，悶不吭聲，聽憑李鵬肆意攬權，坐收城池；對胡喬木、鄧力群在意識型態領域裡的大肆蹂躪，也裝作看不見，讓一個李瑞環出來頂一下，立刻劍拔弩張。老鄧只得縮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兩面討好，整日價說些打哈哈的話。倒是一班封疆大吏們，有恃於經濟實力，敢同李鵬分庭抗禮，鬧出一場"南北戰爭"。中央對地方勢力的默認，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這個政權，此時還沒能在"六四"打擊下站住陣腳。許多人都以為，後來蘇聯發生的變化，會加速中共的解體和國內危機的爆發，其實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場極富戲劇性的流產政權，以及接踵而來的蘇共徹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幫老人們先震懵了，接著就震開了"竅"。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許多問題單純化了，單純到只剩下一個目標：保全江山。
事實上，1989年五、六月間，老人幫與鄧小平在學潮的衝擊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單純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夠聯手，集體決定鎮壓。只是鎮壓以後，老人幫又跟老鄧算改革的帳，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又想取代蘇聯當國際社會主義的新首領，等等，把問題又弄得複雜起來。鄧小平的長處和短處，就在於他正是一個善於單純地處理問題的老手，而不管後果會怎樣。他是一個非常徹底的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機而言，老鄧確有辦法。如此，大伙兒這才洗耳恭聽老鄧的一番老辣之言∶這個黨只要能夠實實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國人就會支持共產黨的領導，而不去計較"六四"那場風波。
鄧小平成了和平演變的"總設計師"
於是，八中全會前，楊尚昆、王震等紛紛出來呼籲不要干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江核心也終於有了點膽子，敢於親自刪去人民日報社論中"姓資姓社"的提法，並批評中宣部把"反和平演變"搞的草木皆兵；連陳雲的心腹宋平，也到頗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裡的"上海幫"里去挑選幹部了。大家都覺得還是老鄧說的在行、乾的在行。老鄧的辦法也很單純，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資本主義來挽救這個江山(而不是社會主義)，雖然他還必須使一個障眼法，說只有這樣才能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他自"文革"後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這個江山姓資還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蘇聯剛垮那陣，老鄧就語出驚人：中國才不去扛那面共產主義大旗，誰願扛叫誰扛去，我們只管辦好自己的事。這就是老鄧最"精彩"之處，也是中國最大的"貓膩兒"。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來說，就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而今，上上下下都跟著老鄧的口氣，高喊把經濟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變，殊不知這恰恰是貨真價實的和平演變。
把當今中國政治危機的根源，僅僅歸結為人民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和經濟的困境，這曾經是中國改革派的一貫思路。當年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時，就曾抱怨：怎麼現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飯碗罵娘"？事實上，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都顯示，政治動盪常常不是發生在政府無力擺脫經濟困境的時候，而是發生在經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情況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認自己比從前過得寬裕。趙紫陽政府對消費品發展的重視，已經使大城市居民對"新三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的需求基本飽和，許多此類廠家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迫轉產，而把家用電器讓渡給一大批鄉鎮企業去生產，向農村傾銷高能耗、低質量的"三大件"。
可是，這並不能防止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是從大都市首先爆發，並且比經濟狀況糟得多的蘇聯和東歐更早爆發。那時，許多外國人也很奇怪，他們覺得中國人生活得不錯，幹嗎還要跟政府過不去？如今他們仍然會奇怪∶怎麼，"中國在追隨一個強硬的意識形態路線時，並沒有為它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
當年，慈禧殺了維新黨人，又鬧出一場"拳亂"，自己竟被八國聯軍逼出北京。簽了奇恥大辱的辛丑條約後，她也想搞變法了，問榮祿如何。榮碌老老實實告訴她：變法能救中國，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還是讓張之洞搞了變法。沒幾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滅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孫中山。一半是軍閥，一半是慈禧自己。
只干不說：執政與制度分離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是中國老百姓的大實話。
鄧小平以為給他們一個"小康水平"的好日子過，他們就服貼了。表面上大伙兒都低眉順眼，大氣不出，可心裡想什麼，誰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話來說，大概是：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活嗎?
如今中國人這活法，實在是無論姓資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這個制度姓社，則它的稅收的百分之四十已來自個體和集體經濟，凡是在公有的領域裡，"挖社會主義牆腳"、損公肥私已成了常態；如果這個制度姓資，則它又沒有財產保障，個人賺了錢照樣拿去揮霍。最簡捷的"短期行為"要算"吃"，這也是中國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謂"一頓飯工夫"，社會財富都化為烏有，吃得精緻、挑剔、講究"，吃完了就調侃，"侃"得充滿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發達，難怪王蒙會把一頓早飯的吃法寫得那樣複雜，並引起那麼大風波。
中國大陸以公款吃喝的"社會集團消費"，一年是100個億。等於一年吃掉一個大慶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內債。政府曾想以徵收宴席稅的法子來控制公款吃喝，但飯店酒家當然不願自堵財路，幸好那些"社會集團"立時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變成小桌，按人頭算未及上稅的限制線，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緻。自然費用反更高。後來，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規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湯"。這就引出一個拍案驚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鄲市有一家陶瓷廠，生產的清花瓷餐具頗有名，嬌小玲瓏晶瑩潤澤，銷路一向不錯。但不知怎的忽然訂單大幅下跌。廠方茫然，便派出供銷人員到全國作市場調查，這才得知，原來只怪自己信息閉塞，不識時務，便急起直追，向別的廠家看齊，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盤可以盛得下三隻肥雞和成打乳鴿。原來薄如紙、聲如磐、潤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變得厚拙笨重，但銷路奇佳，各大賓館、酒家、招待所爭相訂購，月銷售量由四萬件暴升至七萬件。對此，廠家自嘲為"邯鄲學步"。說穿了，這就是"社會集團"和飲食業聯手對抗"四菜一湯"的手段。
如果人們得知北京一個中央直屬研究所的小小衛生室，就購進1200盒北京蜂王漿，作為公費醫療的"急診藥品"，這還不值得驚奇的話，那麼，嫖妓宿娼還可以用公費報銷，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譚。然它卻是真實的案例。廣州某工廠營業部主任黃崇德與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實報實銷"，長達半年。東窗事發，他只好自嘆不走運。不花一個子兒能"夜夜風流"者，何止黃某。從沿海到 大陸，很多地方的淫業都是收錢後開出旅館住宿單據的，按制度辦事拿回去何愁不給報銷。
這些事例雖小，卻可以說明，眼前中國搞的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強硬派的宣傳，西方國家正在利用各種機會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那麼，造成這種演變的物質方式——經濟的發展、消費水平的提高等，這些中國穩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鄧小平精心設計的。維持這個政權暫時不垮的秘訣，正好是徹底葬送這個政權的秘訣。中共的老人，如陳雲等，在這一點上並不糊塗。他們一直指桑罵槐地高喊"警惕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指謂何者，是再清楚不過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創造的那個"奇蹟"——在"六四"以後維持這個政權沒有垮掉，實際上恰好是另一個"奇蹟"∶這個政權以犧牲它的社會主義原則換來存活。
這是蘇聯消亡給中國共產黨人的唯一啟示：把執政同制度分離開來。
讓出半壁江山給姓資的
這種分離，照鄧小平的謀略，是"只干不說"。當然，一切關係到維護這種執政的行為，如鎮壓異己力量、不准反對黨存在、穩定軍隊等等，都是只干不說。所謂"防止和平演變"，也已不是防止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制度蛻變(毛澤東曾為此幾乎把這個黨摧毀重建)，而是單純到防止政權被非共產黨、甚至非當今執政者利益集團的任何人拿走。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根本的一次變質，也是它失去統治合法性最明顯的反映。
然而，這種分離又是以共產黨出讓「全能主義」統治方式為前提的。首先讓出來的，自然是這個黨過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獨占全社會財富和市場的那種壟斷。從舊體制里分離出來的個體和集體經濟，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稅收，成為這個政權的重要供養者，並且創造著繁榮和穩定。
《紐約時報》記者曾採訪貴陽一個姓張的醫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間販運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潤一百萬，上繳稅收10萬，還雇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稱"我在為國家作貢獻"。人們都記得，"六四"以前陳雲曾有一句名言：按馬克思算出的資本剝削率，雇用八個人以上就是資本主義。那時連農村僱工都受限制，現在則是城市裡也管不住了。中國事實上正在悄悄進行一場所有權的重新分配，只不過是一場沒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將如同共產黨在1949年前後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樣，留下無窮後患。有趣的是，正是陳雲的兒子陳元，好象看出其中奧妙，最近提出一項"新政"，共產黨反正不能獨占社會全部財產，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分乾脆變成"黨產"。這點後文還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占有、真正只屬於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如今成了這個社會的包袱和不穩定因素。它使這個政府負債纍纍，每年財政補貼高達一千多億，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億(如包括內外債和銀行透支，最少六百億)，中共只有借內外債和多印鈔票來補這個窟窿。
千家駒說∶"工廠虧損，以由國家包下來，國營企業不怕破產。工廠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隨意拿回家去，這叫以廠為家，把工廠拿光了，也不關工人的事，反正老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此八中全會，三峽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擺不平，最後只好去打國營企業這個"死老虎"，殊不知這是只能餵、不能打的一隻怪物，鄧小平最怕碰它，經過"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鄧小平吃過這個虧，知道只能分一杯羹餵它，每年忍痛拿幾百億補貼買個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黨們血氣方剛，不認這壺酒錢，沖老鄧叫嚷：不要再搞"驕民政策"，不要再"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還搬出亨廷頓的一段話，說"統治者為滿足群眾情緒而發動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不是統治者的善意，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這裡比較幼稚的地方在於，共產黨的太子們偏偏比他們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這種社會主義養出來的"群眾"，的確是不供養就會"革命"的，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鍋飯和鬧革命，這兩個脾氣都是共產黨慣出來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這跟善意還是軟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氣把江山也賠上，象戈巴契夫一樣。可惜中共老人和他們的太子黨，早已不是這樣的大角色，如今為江山不惜捨得一切，寧願讓它爛掉，也不撒手。然而，鄧小平到底知道，若要這般，先得讓出半壁江山，這就是讓先富起來的那百分之四十的個體和集體，搞一點"利益均沾"。
"太子黨"犯大忌
可是，對他們來說，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即繼承者的問題，至今看不到解決的可能。
八中全會前，曾吵吵了一陣人事安排問題，末了未見任何結果，據說推到十四大去解決。盛傳所謂以上海幫為核心的改革派、太子黨等被海外盲目寄託了莫大希望的新興政治勢力可能提前進入決策核心，似乎也是故意宣染出來的假象。尤其是一份被稱為太子黨"政治宣言"的文獻的出籠，更增加了這種假象的神秘色彩。這份據說由陳雲之子陳元主持起草的"蘇聯政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以其擯除中共一貫的意識型態語言、採用某些海外的時髦概念、術語，如"新保守主義"、理性主義、合法性、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等等，頗有些"公子趨新"味道。文內關於"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第一個合法性來源(馬列主義和毛主義)喪失後"對第二個合法性來源(中國特色)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等等赤裸裸的"太子政見"，確乎是為鄧小平悄悄進行的執政與制度的分離提供了某種遠未成熟的理論和策略，也真是難為了這幫公子哥兒。可是，他們卻犯了一個大忌，那就是鄧小平欽定的四字方針∶只干不說。太子黨們畢竟嫩了點，有些耍小聰明，不懂那"說不得"的道理。他們從小是在共產黨的陰謀政治裡面泡大的，卻好象並不懂得其中玄機，那裡面唯一的法則就是沒有規則，說的和做的永遠不是一回事。他們自以為抓來幾個西方政治學的名詞，就可以給他們那些壓根兒不在乎什麼統治合法性的老子們"啟蒙"一下，好象是第三代要教第一代共產黨人去重建"合法性"，未免太迂腐了點。這有些象四十多年前蔣經國那出"太子上海打老虎"的故事新編，也有點象二十多年前林立果搞小艦隊、寫《571工程記要》為他父親出力，結果都不能成事。
今天好象有不少中國人很看好這群太子黨，總以為他們比他們的老子要開明，而他們又很容易取得政權。其實，這兩點都將成為神話。若說"開明"，則那份"太子政見"已然露出的法西斯味道，就夠明顯的了，何況這群太子們自己最清楚他們執政的所謂"合法性來源"只有一個，就是非合法地從他們老子那裡接班，這使得他們不會有一點點"作為統治者的自信心"，而只能憑藉更野蠻的專政。與此有關的第二點就是，子傳父業這種權力轉移模式甚至在共產黨理論體系里都找不到"合法性根據"，還不要說有了這樣一個不合法的"黨內合法性"，必定失去社會上的合法性，毛澤東搞"文化革命"留下的一份全民性的政治遺產，就是不能接受任何傳統(一般都讀為"封建")政治的做法。如今沸沸揚揚的"中共老人要交班給兒子、女婿"的說法，大約是太子黨們為自己造出來的輿論。以鄧小平的老謀深算，尚不至於糊塗到要讓他的兒孫為他殉葬。從台灣蔣家的例子來看，蔣經國死前公開宣布蔣家成員從此不得參加總統選舉，等於以此換來他身後所有國民黨太子們參政的合法性，此一先例，倒是可供那些有政治抱負的中共太子們參考。
權力繼承的危機，已經敲響爭奪中共後老人時代權力真空的政爭。這是一個超經濟的亂源，它既沒有規則，也沒有底線，任何政治勢力要想在當今中國取得合法性，都非常困難。滿清王朝崩潰後權力合法性真空的現象，又將循環出現了。
鄧小平已經喪失了他的機會，而當今中國沒有人比他更有機會。他在今天越創造"穩定的奇蹟"，就越為日後埋下亂源。他的功利主義、實用第一、不則手段、只干不說，以滿足中國人的物慾來換取執政，趨天下萬姓以逐利，教四方百民圖苟活而不知為人，正在耗盡一切屬於中國人的精神資源。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曾是最瘋狂的政治動物，而今，他們又比任何時候都更淪為經濟動物。這將是對中國更深層的一次毀滅。鄧小平的任何繼承者，都將不能收拾這個被掏空了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