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是批評明星、商人階層收入高，科學家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主力人群。而且他們有更大的話語權，將全社會引向反市場的泥潭中，公眾觀念實際上是被他們塑造的。
他們這樣做是有目的行動，但其目的並不是自己宣稱那樣單純和高尚。他們為自己贏得為民眾請命、為底層發聲，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的美名，然而真實的目的，不過是在為自己叫屈，贏得自身群體的共鳴。
他們批評明星和商人階層，也是審慎選擇的結果。批評誰不批評誰，他們心裡門兒清。明星和商人階層是最沒有權勢的階層，再大的明星、再有錢的商人，罵他們的風險都很低。真正該罵的人，他們是不會去罵的，而更想的是得到他們的「榮寵」；廣大群眾他們也是不罵的，因為那是他們的盟友，而且數量巨大，罵不得。
所以他們看似正義凜然、勇敢無畏，動不動沉浸在自己為自己設定的「人設」中自我感動，然而實際上很懦弱。
這是在惡猜他人動機嗎？並沒有。那些所謂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了他們的真實動機。因為行動最誠實。
他們總是對自己的地位和收入水平憤憤不平。可是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人的財富多寡，取決於他服務同胞的水平。越是滿足了大多數人的需求、為他們創造了價值的人，消費者就越會給他們「金錢投票」，把財富「授權」給他們掌管。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人，即使從前輩那裡得到了巨額財富，消費者也會收回這種授權，將財產交給更能造福於他們的人掌控。利潤，就是消費者對一個人認可的表示，就是為他人創造了價值的勳章。
所以，一個人的收入低，本身就是市場在告訴他：你不行。你輸出的、生產的東西，消費者不認可，並沒有為他人創造多少價值。
這時候正確的做法是正視現實，開動腦筋，想方設法用更好的商品和服務打動消費者，服務於自己的同胞。然而知識分子並不這樣想，他們被嫉妒和憤怒沖昏了頭腦，不願意承認自己不行。於是一方面把自己的失意歸罪於社會，認為這都是社會機製造成的，市場經濟充滿銅臭味，自己沒有錯。另一方面為了找到心裡安慰的理由，就在道德上做文章，把能賺錢的人貶低為庸俗粗鄙、低級趣味、沒有追求，說自己視金錢為糞土，從事的是有意義的事業，沉浸在自己編造的謊言中難以自拔。
問題在於，既然說自己在道德上更高尚，視錢財為糞土，為什麼又要羨慕和嫉妒他人的財富，而且在客觀上把財富數量作為衡量一個人地位和能力的標準？所以他們才是實際上最喜歡錢，嘴上卻最討厭錢的人，因此是最虛偽的人。
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最有意義，不追求金錢，首先就誤解了「意義」的意義。這世界上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通過生產改善自己處境的同時服務於他人，實現利己與利他的統一，增進全社會的福利。
一個人當然可以選擇安貧樂道，把增進知識作為陶冶自己情操，而不是服務他人的手段，這是他的主觀價值，是他自己理解的意義，外人無話可說。但這卻並不是社會評判的標準。既然這樣選擇了，就最好不要抱怨自己的收入水平低。因為任何知識，如果不參與市場競爭，贏得消費者的認可，從金錢收益上講，就是一文不值。
不想為他人做貢獻，服務於社會，卻總抱怨社會對他不公，企圖在不作出貢獻的時候就贏得人們的認可，這些人才是最為自私自利的人。
多數知識分子並不理解財富增長和生活改善的經濟學原理，也不認同市場經濟這種基於生產的財富「分配」機制。他們幻想的是：由於我知識水平比較高，就應該得到權力的青睞，就應該取得更高的收入。他們不是想著光明正大地參與市場競爭，接受消費者的檢驗，而是想著依靠榮寵和階層確定收入。他們不是崇尚自由交換，而是崇尚分配。似乎分配——而不是生產——才是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他們把「公平分配」掛在嘴上，卻從來不去想一想：如果兩個人能力不同，卻強制性地使其收入相等，這叫不叫「公平」？如果取消了市場經濟這種按照生產進行「分配」，以消費者認可為基礎的收入機制，取代它的，就是由權力來決定每個人收入的專斷體制。到那時，決定一個人收入的，將不再是能力和貢獻的大小，而是誰更能贏得權力的青睞。這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古老的正義法則被不服從者不得食取而代之」。
這將是一個極端恐怖、人人貧窮，只有極少數處在頂端的人可以鐘鳴鼎食，大多數人卻必須卑躬屈膝、乞求權力施捨的社會，將是一個為爭奪特權而相互傾軋、殘酷爭鬥的野蠻叢林。
然而有些「知識分子」的訴求，本質上就是要實現這樣一個社會。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可以處在頂端。殊不知他們更有可能是被自己的觀念反噬的對象。
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狀態，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自己不說做一個「監護者」，至少也要做一個「輔佐者」，「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作為「國師」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優渥的生活。他們對權力的批判，只是因為苦惱於自己為什麼沒有分得一杯羹。
他們骨子裡崇拜國家、崇尚權力、沉迷立法。認為一切都可以進行自上而下的設計，通過國家和立法的形式解決，他們不理解並反感千百萬人和平合作的自發秩序，因為那將使他們沒有「用武之地」。他們看似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但是對他人的同情卻從不付諸行動，而是說國家應該管一管，用強制力侵犯他人財產權，干預人們的自由選擇。他們只滿足自己的道德快感，從來不顧他人的感受，以及這樣做的嚴重後果。他們是國家權力擴張的助推器，是經濟發展和勞動者收入和尊嚴提升的絆腳石。
他們心裡常常在勾畫：如果我來統治會怎麼樣。且不說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它會改變一個人，不論他過去是什麼樣的知識背景和個人經歷；就說以他們的觀念，即使抱有對底層人民的真切同情，對改善底層人民處境的願望是發自內心，但是採取的手段卻與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馳。他們若真的掌權，採取的無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只不過是包裝得更為精妙的變種罷了。查維茲和卡斯楚要改善他們人民的處境，誰能說不是真心真意？
當這樣的知識分子占據了輿論的話語權，到處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時，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就會被掩蓋，人們似乎認為這就是真實的社會輿論。知識分子收入低、地位低是他們鼓譟出來的，環保政策、最低工資法、平權運動、女權運動等等侵犯財產權的西方白左意識形態，以及殺傷力最大的福利主義、平均分配，也是他們鼓譟出來的。
窮困的底層想要改變自己的處境，出於常識，都會採取發現商機、提陞技能、勤勞致富等手段。他們即使看著別人的財富覺得眼紅，也僅僅是羨慕嫉妒而已，較少有恨。想去劫掠，也絕對有所顧忌不敢肆意妄為。是知識分子鼓譟的意識形態，才讓人們改變了樸素而正確的財產權觀念，通過經由第三方——國家立法的形式，將直接搶劫變成間接劫掠，從而將內心深處本可自我壓制、受到他人財產權制約的邪念變成現實。
每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以及他們的「思想保鏢」——即知識分子階層，都熟諳這個招數。先在道德上抹黑有錢人，將窮困階層的苦難歸罪於有錢人的剝削和不公的社會制度，把窮人打造成正義和道德的化身，並許諾給他們一個玄幻的烏托邦，於是一呼百應揭竿而起。其目的，不過是利用烏合之眾的愚蠢與淺薄，實現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公眾輿論就是這樣被他們帶偏的，經濟停滯和道德潰敗，就是他們錯誤的觀念輸出的結果。他們與底層結盟，由此形成強大的勢力，打開了人性深處的潘多拉魔盒。他們讓人們忘記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劫掠就是劫掠，它永遠是錯誤的，並不會因為包裝得精美、中間有個第三方就變得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