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看到的北宋東京街市繁華——「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唐宋變革」背景下，商業文明與市民力量經過百年博弈，突破了坊市制、夜禁制與過所制的三重壓抑才得以實現的。
但令人喟嘆的是，宋亡之後，中世紀式的坊市制、夜禁制與過所制又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回潮。
雖然被推倒的坊牆沒有重建，北魏—隋唐式的坊市結構不可能完全恢復，但明清時期的官府找到了坊牆的替代品，那就是柵欄，在城市的各個巷口設置柵欄。明代弘治元年（1488），朝廷開始在「京城內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閉」，但由於財政沒有撥款，工程未完成就停止了，已建好的柵攔，質量也很差，「其已修完柵欄亦不如法，不久損壞」；正德十一年（1516），京城再次修建柵欄，「除寬街大路不必置立外，但系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夜關閉」。到明末，來到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發現，中國各個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鐵柵，並且上鎖」。
清代的城市也是如此。京師內城先建了柵欄，隨後「城外各巷口，照城內設立柵欄，定更後，官員軍民等不許行走，犯者照例懲治」。同治年間，北京內城已有「柵欄一千一百餘道」，外城柵欄莫知其數。其他城市也是柵欄遍布，如江寧府「每夜升放號炮，聞炮之後，柵欄齊閉，違禁行走者，即行拿懲，仍不時委員明查暗緝」。
正如盛唐之時，坊市制與夜禁制是相配套的制度，明清時期的柵欄也是為配合夜禁而誕生的城市設置，入夜，夜禁開始，即關閉柵欄，並上鎖，禁止行人出入：「內外城夜禁，均於起更後關閉柵欄，王公以下官民人等皆禁行走。」柵欄的功能，跟坊牆差不多。
宋時已經鬆懈了的夜禁制度，入元之後也得到強化。元朝法律規定：「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夜禁時間從「一更三點」（大約是晚上8：10）開始，比宋時提前了三個小時；犯夜之人，「笞二十七」，比唐宋時增加了七下。忽必烈時代，朝廷還一度取締了元宵「放夜」的慣例：「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
明承元制，清又承明制，《大明律》與《大清律》均規定了夜禁制度：「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靜之後，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其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喪不在禁限。」都是從「一更三點」開始禁夜行，而且對二更至四更時段的犯夜，懲罰更重。
清代有些地方，定更之後，不但「大街小巷????固柵門，不許人行走」，還不准居民「於門外坐臥乘涼」，只有每年的五六七月，盛夏炎暑，才「不禁居民開門納涼」。太不可思議。
我們知道，唐時夜禁開始後，居民若有緊急事外出，可以向本坊的坊正申請公驗。清朝時，「居民昏夜有生產急病、請穩延醫者」，也允許夜行，但需要先向保甲長申領一塊「夜行牌」。夜行牌「長五寸、闊三寸」，由州縣衙門核發，蓋有官押，並塗上一層桐油，「付第幾保第幾甲長收執」。出行人申領夜行牌，例由保甲長「驗明本人面目、其家產病果真」，若屬實，「許給此牌，守柵人問明所至地方，開柵放行；回時即繳；如無此牌者，一概不許放行」。
清朝人發明的這個民用夜行牌（元朝時亦有「夜行象牙圓牌」，供「公務急速」的官吏夜間出行使用），功能相當於唐代的過所。實際上，元明清三朝都恢復了漢唐時期的過所制度，只不過將「過所」的名稱改成了「文引」、「路引」。
元朝中統五年（1264），中書省欽奉忽必烈聖旨：「諸斡脫商賈，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招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若公引限滿，其公事未畢，依所在倒給。如管民官、軍官並其餘諸投下人員，若無上司文面勾當，欲往他處勾當，亦聽以次人於本處官司告給文引，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每上下半月，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依此法令，凡商人、管民官、軍官及諸投下人員，如果出遠門，都需要辦理文引，連住店都必須勘驗文引。
至元二十三年（1286），由於「腹里州城諸投下官司信從人戶，以江南等處作買賣為由，濫放文引」，元廷又規定：「今後，諸人若因事或為商賈，前去他所勾當，經由有司衙門陳告，取問鄰佑是實，令人保管，別無違礙，方許出給差引，明置文簿銷照。」可以看出來，元朝的文引制，與《唐律疏議》確立的過所制是大同小異的。
明朝的路引制度更加苛嚴：「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軍、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出行路程百里以上，即需要辦理路引，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管制。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後果很嚴重，被官方發現、抓獲的話，輕則打板子，重則充軍、處死。懲罰之重，也是史無前例。
洪武六年（1373），常州府有一名居民，因「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來不及申請路引，結果途中被「呂城巡檢司盤獲」，「送法司論罪」。還是洪武年間，一名被朝廷徵集到南京開胭脂河的工役，因「工滿將辭歸，偶失去路引」，竟然「分該死，莫為謀」，後幸虧有督工百戶向朱元璋求情，才免一死。成化末年，由於「京師多盜」，兵部尚書派官兵「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流動人口，「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系兵司馬。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沒有攜帶路引的流動人口，都被當成強盜抓了起來。
當過刑部侍郎、御史官、巡撫、知縣的晚明大學者呂坤，曾設計了一款路引，叫做「遠行丁引」。這款路引登記的個人信息，絕對比今天的戶口簿都要詳盡：「照得本州縣衛所某百戶某人，年若干歲，身長几尺，無須微須，方面瓜子面，白色黑色紫棠色，有無麻疤。今由某處，前至某處，何項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氏，子某人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州押印，縣押印」。凡出遠門之人，都需向戶籍所在州縣的衙門申請遠行丁引；回鄉之日再將丁引繳還原發衙門註銷。若無丁引擅自出行，或者雖有丁引而「腳色不對」，則「所至店家鄰佑，或在官各色人等，（將其）拿赴所在衙門，即以奸盜押回原籍查究」。
清代的行政指南書《未信編》亦收錄有一份「路引式」，不過其券面登記的信息卻不如呂坤丁引之周詳，就不贅引了。
總而言之，當歷史發展到宋代時，隨著「唐宋變革」的完成，坊市制、夜禁制、過所制所代表的社會管制已經日益鬆動、逐漸消亡，可是到了元明清時期，這三項中世紀制度又都死灰復燃了。不能不說，這是歷史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