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看不見的圍牆，把14億中國人圈了起來。直到今天，多數中國人不知道發生在中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
對於中共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的製片人來說，可算暫時鬆了口氣，因為終於連蒙帶騙加掩蓋，將中共自成立起至1976年文革結束不堪的歷史和諸多殘酷迫害民眾的運動走過，迎來了鄧小平上台和改革開放時期。洗腦片從第四十一集《歷史轉折》到第五十三集《屹立的旗幟》，從多個角度講述了鄧上台後，為了挽救中共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政治上否定毛的「兩個凡是」，經濟上推行改革開放，設經濟特區，允許個體經營，農民可以包產到戶，軍事上裁軍100萬，科技上實行「863」計劃，文化上恢復高考，對外關係方面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解決港澳問題，等等。
鄧小平採取的上述措施，對挽回民心、拯救中共起到了一定作用。不過，這一時期中共仍在意圖掩蓋毛澤東為消除黨內異己劉少奇等人自下而上發起的文革浩劫的真相，欺瞞世人。他們深知，破壞毛的形象，中共的存在也將受到質疑，因此將林彪與四人幫推出，指責為文革的罪魁禍首，讓他們成為「毛的替罪羊」，而毛只是受他們欺騙而已。
1981年，中共最高法院建立的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進行了所謂的公開審判，並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將文革的罪責推到他們身上，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江青拒不服從判決。江青為何不服呢？
資料顯示，最早掀起「造神」運動並將毛捧到極致的林彪，在對待文革的發動問題和文革中，一方面公開表示支持毛，另一方面卻親自簽發了軍委八條，主張軍隊「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表明了其真實的態度。此外，林彪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成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成為中共二號人物，而擢升他的正是毛本人。顯然，文革的爆發根本與林彪無關。
此後，因林彪與毛在若干問題上產生分歧，多疑的毛開始懷疑他要從自己手中奪權，特別在隨後由毛髮動的「批陳（伯達）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而是採取了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這讓毛更加懷疑，並由此設下了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選擇充當了毛的幫凶，直到讓林彪一家乘機在蒙古墜毀且不明不白。毛隨後在軍隊展開清洗。
而「四人幫」一詞的出現更是在文革之後，而且是出自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
在毛所定義的「四人幫」中，江青是毛的妻子，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九大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文革時期上海公社領袖，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後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等；王洪文，文革時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頭目，十大時成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開始，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顯然，這四人完全依賴毛的提拔和庇護，而他們對毛的忠心也是顯而易見的。況且「四人幫」形成於中共十大（1973年）之後，雖然做了不少壞事，但都是聽命於毛的，不應該為文革的發動承擔主要責任。事實上，中共官方也承認，「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貫徹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既然是助手，無疑是要聽主子的話的。
自然，江青的不服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文革是毛髮動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更為諷刺的是，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幫從來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關係。相反，二者之間卻充滿了衝突。中共將林彪和四人幫混在一起加以鞭撻，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歪曲歷史，掩蓋中共的罪惡。因為扒開毛的畫皮的那一天，就是中共垮台的那一刻。
在掩蓋文革真相的同時，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並通過了實施經濟改革的政策，但對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卻諱莫如深，依舊採取專制的統治形式。換言之，當中共的領導人們意識到政權受到所謂的「威脅」時，便毫不猶豫地對民眾進行打擊、鎮壓，甚至是血腥的屠殺。
事實上，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1978年，北京便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意識到威脅的中共當局在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
1981年，中共發起了第一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過去的右派作家白樺為首要打擊對象，但因阻力太大、後果不堪設想作罷。1983年4月，美國政府宣布給予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政治庇護，被稱為「胡娜事件」。10月，中共掀起在思想戰線上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運動。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他們雖然受制於鄧小平，但兩人傾向於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因此自1985年以來，中國出現了短暫的罕見的自由時期，包括曾被禁止的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譯出版，大量西方學術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想湧入中國，影響著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許多知識分子在經過深刻的反思後，對國家政治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希望借鑑西方的民主制度。這種自由化傾向引起了鄧和其他中共「左派」的不安，1986年，中共展開了第二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7年1月1日，北京學生遊行要求取消遊行十條。這再次引起了以鄧為首的中共老一代領導人的不滿。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由總理趙紫陽代理總書記職務。中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而趙紫陽當上了總書記後，希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實際上，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在1987年後就一直沒有再向前推動過，因為阻力相當大。
1989年3月，拉薩發生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3月8日拉薩宣布戒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於胡在知識分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學生自發參加了悼念活動，並在悼念活動中對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達了不滿，尤其表達了對一些腐敗傳言很多的領導步步高升的氣憤。這種情緒迅速蔓延，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當時遊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
這樣的要求對中共來說顯然不能接受，施壓逐步升級，反抗也愈加強烈，北京出現了百萬人大遊行，最終鄧小平下令開槍，釀成了「六四」慘案。一個國家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百姓開槍，這是怎樣的政權呢？
1989年「六四」期間究竟有多少人失去生命？1996年3月初召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當前社會狀況》研討會上公布的內部檔案材料顯示，全國共有931死亡，22,000餘人受傷。而「六四」前夕擔任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的鮑彤，透露當年紅十字會曾經披露，在血腥鎮壓之下死亡的人數高達2000多人。此外，2013年，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稱，「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而2014年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顯示，「六四」死傷民眾多達四萬人，當中10,454人被殺。
無疑，「六四」屠殺是中共欠下中國人的又一筆血債。在又一個「六四」紀念日來臨之際，讓我們期待著正義來臨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