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到右：鄧小平、陳雲、陳昊蘇（陳毅長子）、胡耀邦。
2009年，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撰文《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其中披露了他對於中共數位元老的看法及中共高層的政治博弈。當談及鄧小平時，他說：「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1989年六四風波，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
2021年6月4日這個周五，是「六四」慘案的第32個年頭，過去香港還有燭光守夜的空間，現在別說沒有空間，連這種空氣中共都不給了！
●節錄李銳的文章《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
李銳寫道：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剛走出「文革」動亂，卻依舊被極左陰霾和桎梏所籠罩禁錮。衝破陰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發動、領導和全力推動的振聾發聵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冤假錯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氣，破冰般打開思想解放的局面，掀開了改革開放大潮的序幕。今年（2009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謹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緬懷。
要談胡耀邦，不得不先談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任何黨員都是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觀念深入人心，也作為組織原則貫徹下去。作為一個實質上的農民黨，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這個人很複雜，毛的周圍有一幫人。毛澤東最喜歡的人是高崗、林彪和鄧小平，曾打算讓高崗當接班人。高崗有他的本事，屬於「綠林豪傑」，毛很欣賞。我當過高崗的政治秘書，他喜歡下圍棋，晚上同我下棋是從不接電話的。
離休後我負責編中共組織史資料，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1萬5千個特務，但事實上一個打入黨內的特務都沒有。
我問過黃克誠，在江西時他就感到，毛有兩個毛病：一是脾氣太壞，二是任人唯親。井岡山下來在福建選前委，多數人投陳毅的票，毛澤東就甩手不幹了。後來陳毅去上海找周恩來，周讓陳趕緊把毛請回來。如蕭克沒投毛的票，毛對蕭一直記在心上。沒有林彪的吹捧與參與，「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來；「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
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1989年「六四」風波，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7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鄧毫不理睬。
總之，80年代的局勢對耀邦來說，很難辦，上面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胡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只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
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我們四個人（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我）反對鎮壓，幾個月批鬥，將要開除黨籍，是陳雲挽救了我們；他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1987年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裡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我透露，揭發耀邦是陳雲的命令。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看不起他，在兩老之間講閒話，一個是胡喬木，一個是鄧力群。
胡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改革開放以後，主要在意識形態上，胡喬木仍堅持毛澤東「政治掛帥」的路線，實質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不過不明說罷了。他是個兩面派，真正的兩面派，今天這樣明天又翻過來。
我跟胡喬木的淵源很深，對他比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時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幾篇舊作，印了50本，給中宣部1本，胡喬木要求全部上交，責備我「此種事，有害無益。」我年少氣盛，寫了一本《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1952年我調到北京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黨史。沒有他支持，《廬山會議實錄》也出不來啊！張聞天紀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劉英寫信要我寫篇文章，後來胡喬木把書的主編叫去加以訓斥：「你幹嘛讓李銳寫文章？」主編說是劉大姐讓寫的，他才不吱聲了。像胡喬木那樣的人，不當奴才不行啊！他願意當奴才，因為有好處。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種人物。
1986年，鄧力群把陸鏗同胡耀邦的訪談內容（透露鄧自己提出退休）交給鄧小平，引起鄧的震怒，這也成為1987年1月「生活會」後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導火線。1987年春，陳雲讓王震等人活動，把鄧力群抬出來當總書記。我在1987年7月11日給鄧小平、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表示反對，除了揭發他抵制改革開放外，還述及他在延安搶救運動時犯的一件嚴重政治錯誤。鄧小平14日批示，撤銷鄧力群的職務，陳雲、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畫圈了，制止了這個危機。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趙聯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會」上，耀邦被迫作了檢查，聽說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與各種阻撓，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耀邦在「文革」中始終是清醒的。初期同團中央幾位書記「同舟共濟」，每天有幾千上萬人來揪鬥他們。有人揭發他反對毛主席，說過「太陽也有黑點」；反對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說：「游泳時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嗆水」；他說過「康生一貫左」。他只承認學習不夠，工作有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有次在長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紅腫。他認為毛澤東驕傲了；「不讓權，不做自我批評的。」「驕傲害死人呀！」他曾嘆息「搞了八年還看不到頭」，「多行不義必自斃」。
●胡耀邦有兩件事難以原諒自己
胡耀邦說，這兩件事提高來看，是自己道德方面發生了問題。
有報導披露，時任湖南省教育廳長朱尚同與胡耀邦談到農村教育時說，上面熱衷於加快九年制義務教育進度，下面就報假數字對付檢查。可見講真話也真不容易，還是周小舟說過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對此，耀邦深有感慨地說，我也講過違心的話。我這個人做過些工作，也犯過錯誤，就不說了。但回顧一生，有兩件事是難以原諒自己的，提高來看，也是做人道德的問題。
胡耀邦說：一件是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老總，我明知彭老總是對的，心裡很矛盾，但因為相信中央，也舉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大多數中央委員都被打倒了，為了湊足到會人數，我被匆忙解放出來，出席會議，一看到說少奇同志是「內奸」的材料，根據我的政治經驗，就知道是不可靠的，這時我已經並不以為上邊說的一定正確了，而是抱著夫復何言和不得已的態度，勉強舉了手。會議公報雖然說是「一致通過」，但是就有那麼一個老大姐，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沒有舉手，這就是陳少敏。在表決前，她說自己心臟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絕舉手，真是難能可貴。
胡耀邦又說：為什麼那麼多人不得不舉手，這當然是由於長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見，加上「四人幫」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壓手段，使黨內普遍形成一種奴化思想意識的結果。有相當一段時期，不能充份尊重不同意見，不能保護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學專家，因為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持不同意見，而被劃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