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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的最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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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兩個外國人最後都被槍斃;13個中共代表中,8個死於非命。也就是說,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大多數的最後結局都很慘。為什麼會這樣?這個問題值得深思。2011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來龍去脈、特徵本質有深刻論述。建議讀者認真讀一讀這本書,或許會有重大啟發。

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操控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共15人,分別是:

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馬林,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陳獨秀指派包惠僧帶去了他的信件。

值此中共百年之際,特簡要回顧一下上述15人的最後結局。

被共產黨整死或政敵殺害的七位

尼克爾斯基和馬林,是奉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之命,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專程到中國從事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的兩個外國人。

1921年6月,尼克爾斯基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委派,帶著共產國際指示與經費到上海,與來自荷蘭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合後,與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繫。1921年7月23日,尼克爾斯基、馬林出席了中共一大,並在會前、會中、會後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1938年9月21日,尼克爾斯卻被蘇聯共產黨以犯「間諜罪」在哈巴羅夫斯克槍決。馬林則在1942年被占領荷蘭的納粹槍決。

中共一大代表中,四人死於中共政敵,一人被中共整死。

李漢俊,湖北潛江人,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通曉日、德、法、英四國語言,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之一。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被武漢衛戍區司令胡宗鐸,以「共黨首要分子」抓捕,當晚被槍決。

鄧恩銘,1931年4月5日,被中華民國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判處死刑並槍決。何叔衡,1935年在福建長汀突圍時,跳崖摔死。陳譚秋,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被軍閥盛世才秘密處死。

李達,1966年8月24日,被中共作為「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共黨內的文化名人紛紛被打倒。北京打倒了中共的三個「大筆桿子」——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湖北則揪出了時任武漢大學校長、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

同年,7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通過《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上報中央組織部。7月27日,中組部呈送中央書記處。8月1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批覆:「同意你們給予李達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

之後,李達被大會批、小會鬥,有病不讓治,取消公費醫療,不准自費治療。李達寫信向毛澤東緊急求助,沒有得到任何幫助,最後,重病去世。

公開「叛黨」或曾脫離中共的六位

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與陳獨秀、李達被選舉為中共中央局成員。此後,張在中共黨內歷任諸多要職,是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5年中共紅軍長征時,在北上或南下問題上,張國燾與毛澤東發生分歧,率兵南下,另立中央(史稱「第二中央」),遭到失敗後,不得不北上,並根據共產國際的命令,撤銷「第二中央」。張國燾被解除紅四方面軍的指揮權。紅四方面軍被改編為「西路軍」,向西北進軍,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

1937年3月底,中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張聞天、凱豐等對張國燾進行嚴厲批判。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議」,稱張「反黨反中央、分裂紅軍」,搞「右傾機會主義」、「軍閥主義」等。

在批判張國燾的同時,還對張的部下許世友、洪學智、劉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展開批判;還打了一個所謂「許世友反革命集團」。

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其實,這是一個冤案。起因在於抗大清算『國燾路線』,矛頭指向四方面軍的學員,整得好苦,引起強烈不滿情緒。許世友他們議論過,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游擊去!不知被什麼人報告上去,就變成了『反革命事件』,株連一大片。」

中共建政後,兩次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洪學智,對此案耿耿於懷,認為自己沒有錯:「我為什麼被抓,沒有人跟我講過。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我也不明白。給我定的罪名是『組織逃跑未遂』。別說『組織』,我連想都沒想過。」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王明,回到延安。王明對張國燾講,原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後任西路軍參謀長的李特等人,在新疆已被當做「托派分子」秘密處決。李特等人都是張的親信,張一聽此言,不寒而慄。

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自述此時期的心境時寫道:「我回憶已往,覺得過去我不贊成這個或那個政策,反對這個或那個措施,為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節節之事。我討厭鬥爭和權力那些東西,覺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覺得世界上什麼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1937年9月,張國燾被安排當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這個無實權的閒職。

1938年4月5日,清明節,張國燾利用離開延安到陝西中部黃帝陵參加祭典的機會,「叛黨」而去,向中華民國政府投誠。張在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1949年中共當政後,張逃往香港

1966年,文革爆發後,張國燾曾經的「黨內同志」劉少奇等,受到「炮打」、「油煎」、「火燒」,被「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之火甚至延燒到香港。

張國燾的三個兒子早就移居國外且事業有成。長子張海威是一名大學老師,三子張渝川是一位工程師,都在加拿大生活,次子張湘楚是一名醫師,在美國生活。1968年,張國燾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當張國燾曾經的「黨內戰友」一個接一個被關進秦城監獄,死得死,傷得傷,殘得殘,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時,張在加拿大安度晚年11年,1979年12月3日,平靜離世。

周佛海,1924年退出中共。抗日戰爭期間,曾擔任投靠侵華日軍的汪精衛偽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兼任財政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上海保全司令、物資統制委員會委員長。日本投降後,周佛海被逮捕,1946年11月7日,被判處死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發,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

陳公博,1922年退出中共。抗日戰爭時期,擔任汪精衛偽政權的首任立法院長、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汪偽政權二號人物。日本戰敗後,潛逃日本,後被引渡回國,1946年被判死刑,同年6月3日被槍斃。

李漢俊,1922年脫離中共,1924年被開除黨籍;李達,1923至1949年脫離中共;包惠僧,1927年退出中共,1979年在北京病亡。

因車禍意外身亡的一位

1921年,年僅19歲、正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的劉仁靜,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9月,劉仁靜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

1926年,劉仁靜被選派到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期間,蘇共發生史達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史達林勝,托洛斯基敗,托被當成「反革命」開除黨籍,驅逐出境。劉仁靜認為,托的觀點有道理,很仰慕托。

1929年夏,劉仁靜畢業後,為見托洛斯基一面,特地繞道歐洲回國。1929年8月,劉到土耳其秘密會見了托洛斯基。回國後,建立托派組織「十月社」。1929年底,因參加托派活動,被中共開除黨籍。

中共建政後,劉向毛澤東等登報認錯。1950年,劉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

1966年文革爆發後,劉仁靜在劫難逃,遍嘗批鬥、毒打、抄家之苦。1967年6月,被關進秦城監獄。直到1978年底才獲釋,被關押11年。

1987年8月5日清晨5時20分左右,劉仁靜手拿一柄長劍下樓去晨練,當橫穿馬路到對面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時,剛走到馬路中間,被一輛疾駛來的22路公共汽車撞倒,不治身亡。

因病去世的四位

除前面提到的包惠僧外,另三位分別是:1925年8月19日在青島去世的王盡美;1975年4月2日在北京去世的董必武;1976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的毛澤東。

結語

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兩個外國人最後都被槍斃;13個中共代表中,8個死於非命。也就是說,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大多數的最後結局都很慘。

為什麼會這樣?這個問題值得深思。2011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來龍去脈、特徵本質有深刻論述。建議讀者認真讀一讀這本書,或許會有重大啟發。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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