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國超過40個激進組織致信拜登，要求在氣候問題上與北京合作、放鬆對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問題上的制裁立場，對此，美中關係資深學者艾薩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周六（7月10日）在《華盛頓郵報》刊登「親愛的激進人士：你不能通過對中國（中共）服軟來對抗氣候變化」一文指出，這封勸諫信是「一份令人震驚的聲明」。
菲什是一家戰略風險公司（Strategy Risks）的創始人兼執行長，也是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訪問學者，以及CBSN的直播撰稿人。
他在文中寫到，他對「這四十多個激進團體在信中敦促拜登和國會議員停止對中國（中共）的『妖魔化』，開始與北京合作」，以及「美國必須結束與中國（中共）的『新冷戰』，才可解決我們目前的氣候緊急情況」等論述感到吃驚。
菲什指出，這些團體在信中寫道，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把中國（中共）當作替罪羊，作為逃避全球氣候承諾的藉口」，但這些組織卻免除了中共對人權的侵犯和它對美國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並在文中聲稱美、中兩國可以合作「支持國際最佳（的人權標準）做法」。
「鑑於中國（中共）對維吾爾人、香港和西藏（以及其他地方）的殘酷鎮壓，這種說法是令人驚訝的。」菲什說，「簡而言之，連署這封信的激進團體在暗示著，雖然美國讓我們陷入這場（氣候）危機，但我們可以鼓勵中國（中共）來拯救我們。」
菲什反駁說，事實上，對抗中國（中共）才是一個更有效、更現實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
他舉例，美中兩國在過去的合作中，北京和華盛頓以兩種非常不同的方式就氣候變化進行談判，在此期間，美國還縮減了在中國推動的「減排」籌碼，這正如學者安德魯・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和加布里埃爾・柯林斯（Gabriel Collins）在最近的《外交事務》一文中解釋的那樣，美國將氣候變化分割開來，而中共則是將其與雙邊關係的其它部分聯繫起來。
「這樣的情況使（美國）與中國（中共）談判時需要在其它領域，如：貿易或人權方面做出讓步——這些決定既不明智，也在政治上不可行。」菲什說，隨著供應鏈繼續分化，美國政府與公司必須明白，過去可依賴的中國公司綠色技術的成本已經開始超過收益。
菲什表示，「與中國合作」來應對氣候變化，聽起來像是一個舒緩而實用的解決方案，但它是建立在對中共的假設、經營方式以及其專制議程強加給其人民和鄰國的決心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應對氣候變化確實是一個全球性的當務之急，但向北京獻媚並不是推進這一目標的方式。
「迄今為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國——它排放的溫室氣體比其它已開發國家的總和還要多，而空氣和水質量不達標的負擔絕大部分落在中國人身上。」
菲什在文中寫道，「如果美國在一個更符合中國利益的問題上妥協，與中國達成協議，那麼美國就會削弱自己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沒有調查和討論氣候變化影響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對抗氣候變化的鬥爭。言論自由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
在中國，近6億人生活在沿海省份，即使海平面上升一厘米，也可能淹沒內陸地區三十多英尺。而中國製造業的中心地帶、低洼的珠江三角洲也被列為「全球氣候風險最大」的城市之一，據估計，如果這個地區發生洪水或造成至少數百億美元的損失。
此外，中國還有其它如：西藏冰川融化、中國北部沙漠化等嚴峻的現實問題。
而在中國設有辦事處的主要國際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特別是「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也發現自己被逼到了絕境。
菲什表示，他們為了保護當地員工的安全，並確保能夠接觸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這些綠色組織時常讚揚中國（中共）的進步，即使中國的排放量逐年增長，而其它大部分國家的排放量卻在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