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臉皮薄，羞於在人前流露感情，還懼怕人群，不是一塊演戲的料。如果在我十四歲的時候，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沒有偶然地出現，我今天會在哪裡？
不過仔細回憶起來，在看了電影《春苗》之後，我跑到母親大衣櫃的鏡子前，對著鏡子模仿李秀明說電影裡的台詞。也許那份莫名的衝動，就是我未來樂章的第一個音符。
每個星期天我們一家都會到奶奶爺爺家吃午飯，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通過我姑姑的一位朋友，來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見到過一張父親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沒跟我多說什麼，也沒有留下吃飯就走了。幾天後她通知我去上影廠面試，不過那時還沒有面試這個講法。武導演只是說，去廠里讓其他人也見見你吧。
記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節，上海人稱「兩用衫」，就是春秋兩用的衣服。我一共有兩件兩用衫，一件軍裝，還有一件淡色帶粉紅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廠之前，母親、姥姥和我反覆討論了兩件衣服的利弊：軍裝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釘子勾破打了補丁；娃娃衫可愛，但是缺乏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風格。最後決定「不愛紅裝愛武裝」。
兒時陳沖
到上影廠後我被領到一間辦公室，裡面站著、坐著有五六個大概是副導演的人。我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審視過，但是勇敢地抬頭看著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也許就是我那副樣子吧。其中一位問，有什麼可以為我們表演的嗎?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把我問住了。小學期間我是學習委員，課餘愛好是打桌球；中學我是射擊隊的運動員，還負責出黑板報，實在沒有可以拉出來就表演的文藝節目。尷尬了一會兒後，我說，我為你們背誦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吧。
周圍的人也許有點吃驚，都沒反應。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這個想法是怎麼出現在我腦子裡的，沒等他們回答，我就朗朗地開始了。那時我和母親每天準時開無線電聽英語課程廣播，《為人民服務》也是那樣學了以後背下來的，我非常引以為豪。我無法想像在場的人對我的表演是怎麼想的，我只知道我就這樣被選中去演電影《井岡山》裡的小游擊隊員。
攝製組到共青中學去借調我的時候，副導演和製片主任順便看了看學校的其他女同學。老師為他們推薦了學校講故事組的一位同學，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長了濃密的睫毛，還會說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我突然覺得受到威脅，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職業給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是偽劣品。或許，這份不安全感是與生俱來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時鞭策我。回頭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圖把自己從偽劣品變成真貨。
陳沖舊照
《井岡山》是江青親手抓的「長征三部曲」當中的一部電影，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檔案都需要她通過，演男主角的朱時茂是她定的，導演成蔭也是她從八一電影製片廠調來的。第一次見成蔭導演，我坐上了他的紅旗牌轎車，車窗上薄薄的窗簾半關著，我從一個完全陌生的視角和構圖望著街上划過的腳踏車和行人，懷疑自己在做夢。坐紅旗牌轎車是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在電影裡演一名游擊隊員，好像只有一句台詞，也可能還有些其他台詞，但我的記憶里只有這一句:「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劇本注釋了，是要含著熱淚，用顫抖的嘴唇說的。我整天在攝製組辦公室外面的走廊，對著一扇窗反覆練這句台詞。可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含著熱淚，更別說顫抖的嘴唇了。這讓我非常苦惱，並且越來越沒有信心，不知怎樣才能不辜負導演、製片、父母和我對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製片主任畢立奎跟我說，攝製組要解散了，所有從其他單位借調來的人，都要回原單位了。我的第一反應是鬆了一口氣，這回不用熱淚盈眶、雙唇顫抖了。接著馬上就被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襲倒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在組裡的這段時間，我每天早上騎車進廠門上班，自己覺得已經是上影的員工了。現在讓我夾著尾巴回高中讀書，實在太沒勁、太沒面子了。而最嚴重的問題是，回學校就意味著畢業後要去插隊設籍。我終於有點熱淚盈眶雙唇顫抖的感覺了。
畢立奎見我不出聲，笑著問，你不想回學校嗎?我搖頭。他說，張瑞芳在為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願意去，我會把你的關係轉到劇團。我拼命點頭，在短短几分鐘裡，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當時我還不知，《井岡山》劇組解散，是因為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遷正在最高層發生，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即將垮台，她領導下的「長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場序幕。
就這樣，我進了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我們一共十八個男生和六個女生，據說都是徐景賢按照江青要求的「一號形象」，指示上影廠從各地招來培訓了去「占領銀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純正，沒有文化背景的工農兵。班裡只有我一個高中生。
陳沖舊照
劇團離我家一站路，我把鋪蓋、臉盆、熱水瓶等綁在腳踏車上，推著車跟姥姥一起步行走到宿舍。我被分配在雙層床的上鋪，姥姥害怕我睡著了會滾下來，又回家拿了一根長繩來，繞著床頭床尾的鐵桿做了一個網狀的圍欄。
下鋪的同學叫閔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時候，我就乾脆跟她在下鋪一起睡。我倆都愛吃零嘴，夏天常到劇團對過的煙紙店買斷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錢一根，斷成兩截的三分錢一根，我們跟店裡的人講好了，把斷的都給我們留著。
劇團在一個大院裡，那裡有幾排破舊的平房，還有一個過去天馬電影製片廠的舊攝影棚。院子當中是一大片雜草叢生的空地，空地邊上有一個小湖，那裡經常迴蕩著憂傷的小提琴音樂。後來我們知道，平房裡有一間，住了一位上影廠的作曲。他的女兒每天要練四五個小時的琴，有時候我們還能聽到她的爸爸訓她、打她的聲音。伴隨著琴聲的還有一個總在刷刷刷掃地的身影，那人的長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迭在凌亂的背景上。很多年後我才偶然聽說他是一位叫賀路的導演，是上官雲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點，我們穿著劇團發給我們的棉布燈籠褲，開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體訓練，然後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聲開嗓門，找丹田共鳴。記得有一個老師跟我們說，大笑的時候用的就是丹田氣，我們可以用大笑來感受橫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們瘋狂的笑聲。晨練後，我們到食堂吃早飯，飯後開始正式上課。我們當中有兩三個農場文工團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數是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文藝表演的，普通話都說得很勉強，更別說用丹田氣了。排練小品的時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對視，只好互相看著額頭或鼻子。
我們這批叫床頭櫃「夜壺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翹舌、前鼻音後鼻音，更搞不懂兒化韻。對於郊區的同學，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當時的台詞老師有林臻和喬琪，他們油印了手抄的繞口令教我們——
學好聲韻辨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准，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地鬥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積結教堅精；
翹舌主爭真志照，平舌資則早在增。
擦音發翻飛分復，送氣查柴產徹稱。
合口呼午枯胡古，開口河坡歌安爭；
嘴撮虛學尋徐劇，齊齒衣優搖業英。
前鼻恩因煙彎穩，後鼻昂迎中擁生。
咬緊字頭歸字尾，不難達到純和清。
老師說，這條繞口令是發音的要領口訣。「咬緊字頭歸字尾」就是要我們牢記吐字歸音這一最重要原則。我們便每天念幾十遍、一百遍，練到舌頭髮硬。以至於幾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能將它倒背如流。
林老師很耐心，他針對上海郊區農村來的同學的問題，自己編寫了一條繞口令——
杜五虎，無父母，五虎訴苦不孤獨。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無出路。
老師請一位寶山來的同學站起來念這條繞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無戶母。
為了加快我們普通話的熟練程度，老師要求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也不說上海話，這讓我們很不習慣，甚至到食堂打飯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們拿著飯盒排隊，心裡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譯成普通話，有時候吃不准發音，就會跟後面同學說，你先買。食堂的大廚是一位姓余的導演，做完飯，他就在窗口為我們打飯，有時劇團的其他演員也輪流來食堂勞動。
我們打飯就像見考官，當我們把炒茭白說成「草高白」，把一兩粥說成「一兩豬」，把番茄炒蛋說成「番茄炒痰」的時候，他們會糾正我們。大家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這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前途。但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還是忍不住要笑到彎腰。
當然，對前途最至關重要的並不是普通話，而是思想意識。我們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強調艱苦樸素，抵制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負責我們思想意識的老師姓王，是個善良的「老左」，經常找同學談心。但眾所周知，被王老師找去談心，就意味著思想意識出現了問題。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兩用衫裡面穿了領口有蝴蝶結的襯衫，王老師見後便找她談心，跟她說，小朱啊，你裡面怎麼穿了這樣的衣服?你可是共產黨員，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學搪塞說，這是睡衣，我沒來得及換下來。王老師也不戳穿她，只是語重心長地說，這個地方是個大染缸啊，你以後要注意啊。那以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那件漂亮的襯衫了。
還有一個姓程的男同學，從家裡帶來一雙鋥亮的新皮鞋，跟上還釘了金屬，走起路來很響亮。我們跟他說，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師要找你談心嘍。他說，王老師問起皮鞋的話，我就告訴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廠發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師低頭看了一眼男同學的皮鞋後，抬眼用失望的口氣跟他說，小程啊，我們好久沒有學習啦。男同學立刻語塞。王老師走開後，他氣急敗壞地跟我們說，冊那，她不問我鞋，只說好久沒有學習啦，我沒辦法回答了。
陳沖舊照
我因為年齡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當回事，所以有點逍遙法外。記得姥姥曾經來劇團找王老師，了解我在培訓班的情況。王老師說，劇團對「小陳沖」挺滿意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交友不慎，跟閔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風不正，不是一個好榜樣。對於這一批評，我只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我想，反正閔安琪不是階級敵人，我不用劃清界限。
那段時候，我跟閔安琪形影不離，就連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總是用食物勾引她，說，我家裡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裡有酒釀。
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倆想逃離課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奮勇踏黃魚車去廠里拉冷飲回劇團。黃魚車是當年最常見的人力三輪拉貨車，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沒有騎過。劇團和上影廠大概五六站公車的路程，閔安琪先從大木橋路歪歪扭扭地騎到了徐家匯，我說我來換你吧。沒想到我一上車龍頭就歪了，直衝著馬路當中一輛42路汽車撞去。黃魚車一路失控，我還一路在哈哈大笑，結果被42路車的司機大罵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尋死啊？」
王老師只跟我談過一次心，是讓我不要跟男同學瘋瘋癲癲。她再三跟我強調，這種表現如果不及時糾正的話，將會導致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其實，我只是愛跟每個願意打球的男同學打桌球，總是打得不亦樂乎，滿臉通紅。同學們就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輩子最無憂無慮和開心的時候，既不用做家務，也不用做功課，還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時我們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總是汗淋淋的，頭髮也甩得亂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歡我的同學看見我邋裡邋遢的樣子，提醒我說，不小了，以後你要注意個人衛生。他的話非但沒讓我難堪，反而讓我覺得受到關愛，很溫暖。我在這兒就叫這位同學M吧。M長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細膩。那時我情竇初開，跟他在一起心裡就非常甜蜜。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我趁宅在家裡，整理了一下當年的舊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發信問候。我們聊了一些同學們的近況、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問他，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說，哎，我倆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倆，那是多遙遠的過去啊。他說，我這兒還留著好幾封你寫給我的信呢，等下次見面還給你。我有些驚訝，居然完全忘記了給他寫信的事。又覺得感激，他還留著它們。
停頓了一會兒後，他說，記得《歡騰的小涼河》嗎？我想起來了，那是我們剛進培訓班不久，老師說廠里有個攝製組需要群眾演員，我們可以去參與拍攝，得到寶貴的現場經驗。那天我們演的第一個鏡頭，臉上需要有興奮和激動的反應。攝影機橫移划過我們的時候，攝影師說，這個小孩臉上還蠻有戲的。我興奮激動的表情就更真實了。
M接著說，那天拍完戲，我們坐大卡車從金山回上海。你在車上睡著了，臉曬得通紅。我就想這個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開始注意你的。還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間裡冷得要命。你打完桌球後，衝進我們寢室，熱得把滾燙的臉貼在書桌的玻璃檯面上去冰，說熱死了熱死了，鼻子上還在冒汗。M的話讓我感動，畢竟，世上有幾個人記得你十五歲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