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12月6日，天色陰沉，令人煩悶。傍晚，獄警隊長開門進來，板著臉吩咐每人把行李整理好。大家愕然，不知何故。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出將發生什麼事。我心裡忐忑不安，打開行李把李蘊借穿的棉背心謝還了她。我的行李最簡單，獄中的被蓋和一個小包裹而已。
一會兒，獄警隊長進來說聲「走！」我把行李搭在肩上和大家一起跟在她後面走出大門，見一大堆人將行李背的背，提的提，抱的抱，也有好些人把行李搭在背上。我們排著隊，埋頭開步魚貫向前走去，經過幾條彎曲的小徑，到了一座樓房的大院，院裡停了兩部大麵包車。領隊人叫我們把行李放下，臉對牆站著，不許看院內動靜。只聽得：「快上車，快上車！你們這些人怎麼搞的？快拿著行李上車，上車後坐下，不許說話，不許亂動、亂看。聽懂嗎？」嘰嘰喳喳、亂亂鬨鬨的聲音。
12月寒冬，我僅穿著離家時候的薄毛衣褲、毛線背心、藍布襯褲一套，面對牆站著，周身哆嗦，牙齒打戰。約一小時多，領隊人叫聲：「轉身！把行李拿好，上車！」車上無燈光，四周用黑布遮蓋。我坐在行李上，車廂擠得滿滿。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鴉雀無聲，等待時間的過去，靜聽車子的行駛，任從管理人員的擺布。忽然車停了，像趕牛似的，有人大喊：「快些下車，快點！」黃昏過去，天色漆黑，約晚飯時間。
下車後，已看不見什麼，只覺得是一大曠院，領隊又喊叫：「排好隊，拿好行李，不要說話，按次序往前走！」每人提攜行李，兩旁有人押著。在無燈光的黑夜裡，大家低頭默聲在黑路里一個接著個地走著。走不遠，只見百步前面有人影，到我走近時，才知是電筒的光亮。一人大吼一聲：「站住！」另一人出示一大張名單，惡狠狠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快說！」「董竹君。」我答。他用手指在名單上挨次點看後，用手向左一指，大喊一句：「放行，過去！」我立刻回想到，當年在上海和大女國瓊同去北四川路看蘇聯電影《伏爾加河船夫曲》，電影裡貴族們被俘虜時，挨次受檢查的情景。絕未想到這鏡頭而今呈現面前，輪到了自己。我當時一陣心酸，難以克制。
接著進入樓房辦公室，一個女搜查員，像欠她債似的板著臉叫：「站住！把內外衣褲全脫光！」接著仔細地翻看行李。搜查完畢便給我一套犯人的黑布棉衣褲，受此人身侮辱已幾次了，忍不住老淚直流，此情此景終生難以忘懷！
犯人們各自急忙向指定的號子走去。這個號子的床板北京人稱為炕床，連我四人各占一角，夜間正好睡滿。次日又添新犯二人，擠得我們只好輪流坐夜。白天大家面面相覷，各想各的。我徹夜難眠。
不兩天，每到深夜總是聽到從大門方向傳來陰森森手銬、腳鐐「克啷」、「克啷」的鐵鏈聲。這樣接連好幾天。我們號子裡好奇的年輕人，不怕犯規，偷偷地爬上窗戶邊看邊回頭告訴我們說：「隱隱約約是有一個男的被押過來了！」有時也有女犯。本來大家擠得睡不好，此刻索性都不睡了。彼此輕聲細語討論外面到底在幹什麼？為何天天都有新犯進來？剛進來的兩個人側頭轉身緊張地看下門上小洞後，放低嗓門說：「林彪說和蘇聯要打仗了，他下一個號令就要大遷移。」另外一人說：「什麼大遷移，還不是想趁此機會大抓人吧！」大家聽了，嘆口氣，不知所從。
次日又偷偷地談論，但都講不出什麼道理。一個新犯坐在炕板上，兩手往膝蓋上一擱，臉上居然露出微笑。有人問道：「你進這裡來倒似乎蠻高興。」「當然，你們不知道，在外面二十四小時內，任何時候都有被抓走挨整、挨鬥、挨打，不讓你睡覺，逼供信、疲勞轟炸的可能。這裡像保險箱，至少沒有這些擔憂了。」不幾天，這人被調到別的號子去了。監獄調動號子是常事，怕犯人共同住久了會合夥做壞事。
二
這監獄位於陶然亭鄰近的半步橋，是北京市警局看守所。我們關押在東小樓二層樓房，有暖氣設備。進大門不幾步便是圓形的大辦公廳，廳里貼滿了毛主席語錄和標語，家具設備簡單，圍繞圓廳，有好多條號子胡同，胡同內兩旁有好幾個牢房。圓形放射狀的格局，便於對犯人監督管理。大門對面空地上另蓋有八間放風間，周圍磚牆，鐵絲網蓋頂。
我們的這間號子面積約三平方多米，沖鐵柵門對面有一扇小窗。離地約半尺高，有一塊板床，緊靠三面牆壁，這板床用途很廣，凡生活需要的桌椅等等都能代替。床前空地約有二尺寬，板床左角，有一隻無蓋鋁皮桶當馬桶使用。睡時必須頭沖門，嘴露被外，燈不熄，以便巡邏人從門上小洞裡監視。每周「放風」一兩次，犯人進入放風間後，隊長「克嗒！克嗒」將門鎖上。集體放風回來時，隊長便會像趕牛羊一樣在後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風時間是二十分鐘。
這裡監管比較寬鬆，生活管理也比較正規。允許犯人彼此說話。伙食也較好些。早餐玉米粥、鹹菜少許，多拿要挨罵，事實上，犯人總是設法儘可能多抓些。午飯、晚飯窩窩頭，每頓頂多兩個。一周有三四次細糧吃，一頓一碗粗米飯，或者黑面大饅頭一個。每周有幾次小肉丁加蔬菜。逢年過節有大肉包兩個。拿飯菜、洗碗、倒馬桶，都是犯人自己輪流做。按月一次集體洗澡，每周一次縫縫補補，可以向隊長借用針線，每次最多兩根針，早飯後發給，黃昏時收回，犯人為爭取時間搶著做，頗為緊張。允許每月一次填寫單子向家裡要衣物用品，但無一次如數收到的。有時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獄中五年，由監獄轉給家裡送來的極其簡單的衣物和人民幣二十元。這二十元用來買草紙、肥皂、牙膏……漫長的五年僅花用了二十元，這是真夠節約了！犯人們非常節約，一塊肥皂用三個月，一筒牙膏用六個月，草紙則疊成約一寸半見方大小，因為每次填單要看隊長的臉色，經常受氣，因而只好這樣省著用。
衣服越破越難補，同號人互相供給零星碎片。曾有兩次，姓余的難友送給我的一件白綢舊背心和自己的一條千瘡百孔的內褲，已到收回針線的時間還未補完，我為此挨過隊長責罵。
幼時的一件背心，現在的一件背心，時隔六十餘年，春秋有異，感慨不已！
去廁所里倒馬桶是幾個號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機會，有一次，一個老犯人對我們說：「舊公檢法自由多了。吃得好，還有電影看，只要有錢，還可請服務員去外面買水果、罐頭、菸捲，什麼都可以。現在所謂『新公檢法』，實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們左鄰號子有一個女犯，據說因案情嚴重，隔離審查很久了。每逢過年過節，總是聽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節！毛主席萬歲！」在我們樓上又有個女犯人，每天唱歌，歌聲清亮悠揚。每聽到前者的叫喊、後者的歌唱所傳來的令人斷腸的音調時，我們號子裡的人無不淚下！幾個月後，再也聽不到了。我們偷偷地問勞動犯人，據說，早就經過太平間出去了。
有時，聽到圓廳里隊長的驚慌失措的聲音，嚷著：「發瘋了，發瘋了！」有時聽到「完了！完了！沒有氣了！」有時聽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時聽到黑夜裡的腳鐐聲。這些都是屢見不鮮的事。我當初還感到心驚肉跳，久則麻木無動於衷了。
1969年12月氣候嚴寒，萬木凋零，監牢內外氣氛蕭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來是調換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樓。這樓不像東小樓有暖氣，房間大，十二人共住還很寬敞。雖然人多，到底無爐火還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個犯人背著棉被，在左右兩張床間的空地上輪流踱來踱去。有一天，深夜2時左右，忽然隊長吩咐起床準備行李。大家唉聲嘆氣，不知又有何不測之事，立刻起床將所有東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鴉雀無聲地等候命令。一會兒，女隊長來了。問：「行李收拾好了嗎？」「都收拾好了！」同聲回答。「那麼等著不要亂動！」十二人都靜悄悄地在緊張的情緒下規規矩矩聽候下一步的指示。剎那間，聽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聲音，如戰爭來臨的景象，直到拂曉腳步聲逐漸消失。隊長開門說：「大家睡下！」誰還能睡覺！後來知道這是一場軍事演習，試驗我們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從命令。大家議論，瞎猜一陣，有人插嘴說：「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說：「難道蘇聯要和我們開火了嗎？所以要試驗演習。」在這些日子裡，每天叫我們到沒有取暖設備的過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還要督促我們，看誰做得又多又好。幾天後，我的腳麻，手也腫了。但我還是覺得比坐板床挨凍好。
三
冬去春來，又調回東小樓，這回我被調到十三胡同號子，都是不認識的。一個是未畢業的大學生，她的特點是：刷起牙來至少二十分鐘，大家討厭她擠在馬桶邊刷個不停，但她並不在乎。一個是農村公社的年輕人，年紀約有二十三四歲，身體強壯，長得還不錯，兩隻烏黑的大眼睛，在號子裡肯攬事做，大家對她印象蠻好。因得隊長的寵愛，每天被叫去打掃圓廳的衛生。號子裡人都羨慕她，每天能出去勞動，活動身體。同時也羨慕她的案情轉輕了（一個犯人一旦被隊長叫出去勞動，標誌著案情轉輕，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訴我們的）。另外一人年約四五十歲，據說姓李，滿臉橫肉，笑時皮笑肉不笑的，兩隻眼睛總是東張西望，注意號子裡每個人的言行。後來知道這人是管理員隊長的「特派員」，專門監視犯人的動作言行，打小報告「立功贖罪」。
我們睡的位置，按規定秩序是：從進門左起，大學生、「特派員」、農村公社來的年輕人和我。有一天半夜，這年輕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開，死勁拖我到她的被窩裡，口裡叫喊著黃什麼名字，兩眼睜得老大瞪著我。我從睡夢裡醒來，嚇得我用力推她推不開。我趁其他兩人上來拼命按住她時，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門，叫：「隊長！隊長！快來！快來！」丁隊長來了，一面問什麼事，一面急忙開鐵門。見這年輕人赤身裸體站在板床左角衝著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這裡的女隊長都經過訓練的，丁隊長踩上床板，飛步過去，用手銬「克嗒」一聲把她鎖上押走了。她走後，搞得我們拆洗衣被，忙了一陣。大家嘀咕說：「真倒霉，和這樣的瘋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隊長的「特派員」告訴我們：「她是北京郊區某公社的婦女幹部，蠻聰明能幹。群眾對她印象不錯，因為她和丈夫的父親通姦把婆婆殺死了，才抓來的。老董（指我）年老發白，她誤以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頭沉思：原來每夜挨著我睡的，是一個現行殺人犯。唉！
花痴走後，換來一人，也是農村婦女，約四五十歲，瘦長身材，一雙小腳，初看面貌還和藹，但說話動作，確是妖氣十足。我們經受了抓走的年輕花痴的折磨，對此女則暗裡議論，隊長的「特派員」又告訴我們：「這也是殺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個年輕人，共謀把丈夫殺害了。」號子裡一個是殺人犯，一個是隊長的奸細，因而，我和大學生倆老是戰戰兢兢。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調到同胡同另一個號子。這裡有兩個人，一個是瘋子，整天喊罵林彪和唱解放歌。隊長儘管責罵，她根本不理睬，視若無人。她每次被戴銬（有時是背銬）時，梳頭、洗臉、洗衣、吃飯、大小便、扎褲子等等都由我和另外一人幫助她，這是管理員隊長命令的。過了好幾天，瘋子的背銬解除了，另外一人也調走了。號子裡剩下便是我和這瘋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對牆角，我非常耐心地遷就她，怕她發瘋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弔膽，寢食不安，幸而過了一星期我也被調換到同胡同別的號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過了好幾個月。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晨，圓廳里鬧哄哄，一會兒，醫生進我們號子，叫一人填寫單子，並關照把我們號子裡的東西和自己的都填上。我拿過單子要填時，醫生說：「你們不用填。」大家心驚肉跳，不知又將發生什麼事了。後來知道是大調動。我們見填單子的人被叫出去後，從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車一車開走了。一連幾天都是如此。當在廁所里倒馬桶時，犯人告訴我們：這些人都調到外省去了。大家將信將疑，出獄後才曉得這次大調動是按第一號戰備命令採取的行動，是林彪搞的陰謀。
出獄後，才知難友李蘊和大批人被轉移到山西臨汾縣的各監獄，還有調到別處的。林彪死後，監獄對政治犯的看管放鬆些，待遇有所改善，有些號子的門不鎖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廁所，但不准互相來往，不准離開號子。
四
我又被換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個號子，這是從外邊押進來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質同樣不允許講，大家也不願多嘴。一個青年學生不守獄規，經常受監獄隊長的指責處罰。1970年2月初即陰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歲的生日。我在這號子裡度過了這值得紀念的一天。這天正巧，年飯有五六塊肉丁的葷菜。號子裡難友都舉起這碗葷菜為我祝賀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現在我的腦海。
幾年的獄中生活，已使我鍛鍊出頭腦「真空」化的能力，培養了平靜的心情，今天飯後盤坐在板床上，卻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所有的往事湧上心頭，淚水直淌！更思念國內外兩代孩子們。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我，擔心著我的安危，尤其是國內的孩子們，自顧不暇還要掛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很擔心國瑛女、大明兒是否能頂得住這次運動的驚濤駭浪？七歲的外孫女小琪受到這樣的遭遇，她的小心靈將蒙受難以癒合的創傷！新婚後兒媳婦以及親友們又不知情況怎樣？號子裡的人說：「今天是你滿七十的生日，怎麼這樣難過？平時從沒見過！」這幾句話使我猛然轉念，對！這是大時代的小悲劇，不論男女老少人人挨到。這就是嚴酷的現實。我在這樣的情緒下度過七十歲生日。
五
林彪事件以後，獄裡的生活比較正規些。這時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總要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鍛鍊身體。同號人打趣地問：「怎麼？跑到天安門了？」我笑而未答。集體學習開始，每晨起床洗臉、刷牙、早飯後，四人共同背誦「老三篇」、《毛主席語錄》，下午幾個號子的犯人約二十幾人，一起學習，一周三次。因其中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都有，倒也蠻有趣味。大家嘰嘰喳喳、熱熱鬧鬧地討論學習「老三篇」、《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文章，因為水平關係，無一次不是不歡而散。有時還得被隊長臭罵一頓而結束。有次二十幾人集合在另一個號子裡，叫大家發表感想，我也發了言，大家說我講得很好，對我起了敬意。此外還有項勞動任務，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號子裡犯人的棉襖、棉褲。這些衣褲又髒又臭還有虱子、血跡，拆時隊長發給每人一個口罩，講究衛生！我接過手，暗自好笑，什麼骯髒污穢的環境都呆過了，還在乎這個？我和大家一樣，在嚴冬冰冷的水裡洗淨這些拆下的棉衣、棉褲。見我年歲大了，大家好心勸我不要洗，我很感動。
我在這具有綜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褲，每到翻鋪棉花時，我總是在這板上跳來爬去團團轉，以致腰酸背痛，犯人們都稱讚我做得好。我和犯人們還經常外出掃雪、掃地。
無論勞動、學習，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報告給隊長，互相傷害，企圖邀功贖罪，夢想早出獄門。
我們在廁所里是有限定時間的。同號子難友吳世良（著名戲劇藝術家英若誠的夫人），每晨在廁所里往往過了規定時間，大便還解不出，監獄隊長狠狠地催著回號子，她彎著腰捧著肚子哭著回號子。我突然想到一個方法，在每晨起床前仰臥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邊上端往左下繞一百次，手掌少許用力。她照做了兩次，就便出了，解決她一個苦痛，她非常高興。難友吳世良是聰明善良的女性，她還年輕，可惜出獄後於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
有位難友馮亞春，她是好心腸，趁和大家勞動的機會，拾揀垃圾中的彩色碎布、紙片，用窩窩頭做漿糊，做了四十幾個不同樣式的小盒子，好心地分別送給共同勞動的犯人。有人打了小報告，說我們號子違背規章，搞小動作，做紙盒。兇惡的隊長大發怒，惡狠狠地到號子總檢查，勒令我們把衣服脫光，連褲衩也要脫掉，我們件件脫，她們件件搜。搜查畢，大家赤身裸體站在一旁等候指示。我想，過去在功德林時同號人犯了獄規，大家都被責罵攻守同盟，獄監下令要我們面對牆壁，罰站一兩小時，這次竟如此大搜查。唉！一會兒，獄監突然一聲：「穿好衣服去防空洞等候！」黃昏時回號子，我仰望上空，恰是日落鳥啼的景色，淚不自禁！進號子，見被褥、衣物整個被翻查得亂七八糟。何罪之有！該受如此人身凌辱？唯有忍氣吞聲，以待光明降臨。
我們這號子裡，犯人除我外，有馮亞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治理論教育部副教授，已退休）、李永惠、陳寶林。馮亞春性格豪放、直爽、熱情、富有朝氣。李永惠是天主教徒，陳寶林相信基督教。她們都是三十來歲人。李、陳二人不是政治犯，她倆喜歡嘮叨。我們四人相處和睦。我在獄中共五年，以後的兩年，到了冬天因衣、褲太薄，腰腿行走更是搖擺。好心的馮亞春先從李永惠那裡借來一條棉褲給我穿上後，又向看守的隊長那裡要了些棉花，她嫌太少，又在棉花堆里偷了一大把，用了幾個中午休息的時間，把我脫下的薄棉褲絮厚了，給我穿上。為此，她受了獄監隊長的辱罵，但她毫不在乎。此後，又從我的棉被裡撕出些棉花，給我絮了棉背心的後身。馮亞春難友助人為樂極其慈善、誠摯，是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她給我以雪中送炭的難友感情，使我銘感五中！祝她健康長壽！李永惠難友不僅借給我棉褲，且有一天，我在號子裡的便桶上因頭昏起不來了，承她給我擦了大便。她見大便黑色，把她嚇了一跳。她扶我上床，說黑色大便不好。我從她的神態上覺察到：她疑心我快死了，可是我並不害怕。過幾天，我照樣讀書看報。李永惠難友現不知在何處？我對她這番熱誠助人，深深感激永不忘懷！並祝她健康長壽！
選自董竹君著《我的一個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