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問題在小布希時期就提上了美國議事日程，因為911以及隨後的反恐戰爭，美國需要中國支持，貿易問題不再重要。歐巴馬執政八年中美關係最融洽，正是這八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美國製造業全面崩潰。川普上任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一直燃燒到現在。今年繼續參加總統競選的川普再次揚言，要把中國輸往美國的所有商品關稅提高到60%。
美國人雖然有點傻但還是愛較真。很多問題一旦刨開了，還真要刨出個底朝天。中美巨額貿易順差根源是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沿襲了國內貿易慣例，不按套路出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官僚權貴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國內貿易官僚權貴隨心所欲，蔑視一切規則，只要自己利益最大化。由於官僚權貴利益集團在國內可以操控一切，老子天下第一，自然而然也要壟斷國際貿易。在中美貿易中搞壟斷搞傾銷也就不足為奇。
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1495億美元，美國是2.35萬億美元，中國對外貿易206億美元，對美國貿易9.9億美元，外匯存底僅有1.67億美元。從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間的貿易基本平衡，中國從美國進口多出口少。從1985年開始，中國對美出口增加，當年獲得6000萬美元順差。此後貿易順差一路飆升，2018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3233億美元，疫情肆虐的2022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從2021年的3535億美元增至382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從1985年只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0.3%到現在變成美國對外貿易逆差50%以上。2023年，中國對美出口5002.91億美元，自美進口1641.60億美元，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依然高達3361億美元。引發美國朝野和媒體集體討伐。
早在1993年，賴維．巴特拉教授出版了一本《自由貿易的迷思》，書中大談美國經濟實力衰退，就是受害於自由貿易。這個教授指出，傳統貿易理論中，各國勞工被假設是同值的，經理論推導，可以獲得參與貿易的雙方都會受惠的結論。但若勞工並非同值，像美國勞工成本遠高於許多貿易夥伴國時，自由貿易就會使美國受害；這正是美國人實際收入在1973年後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復美國經濟的五大建議，第一個就是將美國平均關稅率從5%先提高到20%，然後在五年內提高到40%。川普上次在競選期間提出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45%關稅的政見，後來實施25%的關稅，與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議近似。巴特拉教授為何選擇40%？因為他估計那可以讓美國進口依賴度從占GDP的13%恢復到美國經濟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中美從貿易爭端延伸到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特別是中國接連推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甚至一系列厲害了的宣傳舉措，輿論把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等概念叫得舉世皆知，又通過龐大的人才計劃吸引一大批有成就的精英或明或暗回歸，在美國兩黨政客看來，這種欲用經濟實力乃至軍事實力改變國際版圖的做法，不啻於擺上檯面直接挑戰美國。
2018年3月貿易戰爆發，美國的目標很明確：中國必須停止不公平的貿易手段，即貿易出口補貼；操縱人民幣匯率；仿冒、盜竊智慧財產權；大規模環境破壞；忽視工人健康和安全標準；不合理的進口關稅和配額；以掠奪性定價將競爭對手擠出關鍵資源市場，然後以壟斷定價欺詐消費者；築起貿易保護壁壘，阻礙外國競爭對手合法進入。
中國加入WTO以後，得益於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經濟蓬勃發展，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動力。但隱患很快凸顯出來，不僅在國內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經濟泡沫，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問題……這種模式還傳導到國外，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表面看是美國問題，實際上是貿易不平衡，當廉價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國，把美國物價壓低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華爾街金融寡頭通過對新興市場的投機獲得豐厚回報。
由於製造業向新興市場轉移，美國自身工作崗位減少，中產階級機會減少——其中一部分人恰恰是次級貸的主體，最終美國金融市場泡沫破滅，釀成2008年世界經濟衰退。這本來是對違反經濟規律的警示，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決策層根本不反思危機發生的原因，反而堅定地認為舉國之力是應對所有問題的魔杖，本來應踩一踩剎車，反而卻是猛踩油門。
中美貿易爭端，源於美國持續開閘放水30多年，龐大的貿易逆差在美國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體系里造就了一個龐然大物般的「中國模式」，華爾街投機客和美國精英們都在與中國的交易交往中賺得盆滿缽滿。只是歐巴馬之後美國政客才高度意識到中國借美國資本賺美國錢，挾國家資本不惜代價另搞一套，以「一帶一路」撬動歐亞板塊，然後挑戰美國的海權和陸權的重大風險。
美國要讓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對等開放市場降低關稅，從而平衡美國流向海外的巨額貿易逆差。中國雖然在入世時有過種種承諾，但中國很清楚對等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意味著貿易順差大幅減少，對等開放還會涉及到一個重大問題，衝擊半封閉半混沌的集權統治，使民眾擁有更多知情權、自主權和選擇權，這是中共絕不能接受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