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時期的王震。
曾有一位文學城的網友「愛吃麵包的人」留言道：「王震不用說了。他在中共無論黨內和軍隊級別都不是特別高，但是功勞是最高的，連毛澤東都讓他三分，原因是他救了中共兩次命。一次是在延安南泥灣種鴉片，賣到國統區換糧換槍，才保住了所謂蘇維埃政權。當時楊虎城給販鴉片的中共大開綠燈，因為他的秘書即紅岩裡面小蘿蔔頭的父親就是共產黨員，早就把楊虎城策反了。加之沒有楊虎城和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國民黨早就把中共滅了。所以蔣介石恨死了楊虎城，他放過了張學良，但把楊虎城滅了門，連屍體都被毀掉了。
「第二次救中共的命是北大荒和新疆的屯墾。中共取得政權後，中國大地滿目瘡痍，中共不但要養活軍隊，還需要大量的糧食去孝敬祖師爺老毛子。那時候他們還不敢橫徵暴斂，就是用這兩大屯墾基地救了共產黨的命。加之王震和鄧小平的私人關係很好，子女關係也很好。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上台那國家不就是他們家的？富可敵國，一點也不奇怪……。
既然有網友一提到王震就扒出了他的那段率領三五九旅種植鴉片養活中共延安割據政權和軍隊的黑歷史，那麼我們就先在本篇文章里詳細介紹一下為什麼說「鴉片是共產黨的大救星」，而王震也不過是當年的中共販毒集團里的一個小角色而已。
關於中共當年的軍隊製毒和武裝販毒的令人髮指的禍國殃民罪行，陸續被曝光的相關史料已經越來越多。本文不妨從著名的《延安日記》說起。
1942年至1945年，一個叫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前蘇聯人，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與當時的毛澤東等中共高層有過密切接觸。他所著的《延安日記》提到，「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鴉片在上世紀40年代能充當中共延安政權「救世主」的角色，並不是一種突兀的歷史現象和天才的經濟設想，而是有其歷史延續性。
筆者查找了許多相關資料，發現有確鑿的史料證明，直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整個中共地方割據史和建軍擴軍史就是一部武裝販毒史。包括毛澤東，鄧小平以及習仲勛在內的所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人人有責。用當時的毛澤東的話說：鴉片起到了為中國革命「打先鋒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種植罌粟，炮製鴉片的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據集團就已經有了長達十年的武裝販毒運毒史了。
由美國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里寫於1986年，1989年在中國大陸公開翻譯出版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寫道 ：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在貴州，鴉片通常代替貨幣流通。張國燾的軍隊沒收地主財產時也沒收鴉片，用來購買給養。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撰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記載：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軍委毛澤東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反對省委將紅四軍主力調離井岡山，陳述了6條理由，其中說道：「從經濟上講，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至節儉需要現洋七百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煙土吃飯。」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旗漫捲左右江 紀念百色起義、龍州起義80周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錄的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 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政策及其現實啟迪》中記述：「鄧小平、張雲逸在右江蘇區收取鴉片過境稅，還派軍隊護送鴉片至南寧。紅七軍剛成立時，在百色扣留了10萬兩鴉片，並未銷毀，而是採取收重稅放行的方式，籌集了稅款10餘萬，解決了根據地財政軍需問題。」
王震曾經在南泥灣。（Public Domain）
西安的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楊洪、姚文琦合著的《陝甘寧邊區史綱》中描述說：「陝北根據地早期的部隊來源之一就是『特貨』即鴉片保運武裝。1931年9月，紅軍晉西遊擊隊第一大隊由於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圍剿，無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黃河來到陝西，在三邊（定邊、靖邊、安邊）一帶打土豪、分財物。10月初，紅軍收編了2隻保運隊伍（鴉片貿易武裝押運），改編為陝北支隊」，任命了劉志丹和習仲勛的同僚閆紅彥為支隊長。
而包括習仲勛在內的當時的中共陝北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所以任命閆紅彥掌管這支鴉片部隊，可能是因為他本人與大煙土有緣，早在1928年他就「因為攔截楊虎城部的煙土被民國地方政府偵緝」。
中共建政之後的閆紅彥官拜上將。當時的閆紅彥已經轉業地方，照規定不應授銜，但因為毛澤東一句「閻紅彥是一位好同志。在陝北蘇區、陝北紅軍、陝北黨的建立過程中，除了劉志丹、謝子長，數閻紅彥的貢獻大」，所以他被破例授銜。
當時的毛澤東如此拔高閆紅彥在當年陝北根據地的黨建，軍建的功勞，除了為否定高崗，同時也是為否定習仲勛。而現如今中共新編黨史宣傳材料中關於毛澤東當年是多麼欣賞習仲勛的描述，筆者高度存疑。
而這個閆紅彥因為當年在陝北紅軍里曾與高崗結怨，對習仲勛也非常不以為然，所以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在讀到《劉志丹》一書時向康生告了一狀，說是該書是習仲勛妄圖給高崗翻案的鐵證。康生將此事匯報給毛澤東，於是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把習仲勛打倒，由此引發的「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先後株連數萬當年陝北老區的老幹部甚至當地農民……。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遞交的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裡，該案被稱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在中共黨史界，該案亦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開展革命的大生產運動」為名，連續數年大規模種植鴉片之前的中共以販毒為生的無數案例之一。
北京金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高小瓊撰寫的《遵義城國幣再發 共和國金融搖籃》一書中記錄： 1935年1月中央紅軍打下貴州遵義後，沒收了當地軍閥王家烈的十幾萬元的煙土與食鹽，交由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充當準備金髮行「蘇維埃銀行鈔票」，在城中設立4個兌換點，並規定了賣煙土、食鹽的方法：煙土、食鹽等國家銀行經手的物資，一律只收蘇維埃銀行鈔票，以此籌集物資與軍糧。
毛澤東及周恩來等人的「中央紅軍「進入陝北與當地所謂」陝北紅軍合流「之後，整個延安地方割據政權和共產黨軍隊的半數甚至更鑫的經濟來源都是販毒收入。
中共黨史資料《延川文史資料》1988年版的第三輯第99頁中，記載了當年受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委派，專門在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的梁愛民回憶：「1941年11月，我調到了財政廳禁菸督察處，被派往隴東專區，從此開始了商業貿易。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秘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秘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後來稱做『肥皂』，論條論塊，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或『特產』。」
晚年的王震。（Public Domain）
上世紀90年代，歷史學者陳永發對中共建政之前長達二十年的鴉片經濟做了基礎性研究，並完成專著《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此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文章越來越多，新的資料陸續出現。比如前述《延安日記》就對當年中共延安政權的鴉片經濟現象做了非常直觀的描述。
1941年，中共下達種植令，轄區農民每戶栽種五至十畝鴉片。對外銷售，對內禁菸，是中共發展鴉片經濟的方針。1941年底邊區成立禁菸督察局，後改為禁菸督察處。據《延安日記》記載，任弼時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
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開始大量種植鴉片。兩地氣候適合種植鴉片，在清代、民國都有種植鴉片的歷史。據學者陳永發的敘述，1942年，晉綏邊區有河曲、保德、偏關、神池 、寧武、五寨、平魯、朔縣、岢嵐等九處栽種鴉片。陝北分布更廣，「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國民政府地區外都有種植」。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記》記載了中共高層對鴉片經濟的決策過程，「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
《延安日記》還記載了任弼時轉述毛澤東的話，「任弼時說，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一篇標題為《大煙(毒品)是共產黨的大救星》的綜合報導文章也被改名為《中共：世界上最大的武裝製毒販毒集團》轉載在幾家海外網媒上。文仲介紹說：在南泥灣，王震的三五九旅把好一點的地都被用來種了鴉片。而且，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絕大部分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分賣到民間，部分直接賣給國民黨軍隊。毛澤東文章《為人民服務》中的主角張思德，事實上並不像《毛澤東選集》中注釋的那樣，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而是被派到當地一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時，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的2013年8月，當時還未被習近平下令查禁的《炎黃春秋》雜誌還斗膽刊登了洪振快撰寫的《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文中引述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財經辦事處（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公布的一份報告——《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中的內容，其中對中共陝甘寧邊區1941年起的財政困難，以及開展「特產」——鴉片貿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簡潔、清晰的概述。
該文披露說：當年的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有一附表，專門談及特產也就是鴉片貿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據政權財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歲入40.00%；1943年占歲入40.82%；1944年解決財政開支26.63%；1945年解決財政開支40.07%。
如上中共自己的史料記載，足以證明「沒有大煙土就沒有共產黨」絕非誇張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