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不生孩子？
目前，不少人擔心，中國會走向類似於日本、德國等歐美國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將日本、德國的經濟低增長，歸咎於低生育以及人口過度老齡化。
這種擔心值得理解，但是沒有意義，而且容易產生誤導。
實際上，經濟增長與生育率呈現一種不被人為意志轉移的規律：隨著經濟增長，國家人口出生率逐漸降低，然後穩定在一個低生育水平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口出生率只會越來越低，進入低生育國家。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生育率是西方國家中被認為是比較良性的，但如今創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於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在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出生率都低於2.1，韓國、新加坡只有1.2，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觀，尼日、南蘇丹、剛果、查德、索馬利亞、安哥拉、
蒲隆地、馬里等低收入國家都維持著高生育率。
經濟發達程度與生育率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相關關係。
「高房價抑制了人口」說明了高房價或低收入會降低出生率，那麼為什麼低收入國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已開發國家則要低得多？
如果爆發經濟危機，在短期內出現嚴重衰退，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居民收入快速下滑，這時生育成本則大幅度上升，家庭的邊際收益率和收入預期趨於悲觀，生育率則會快速下降。
例如，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滯脹期間，美國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價問題也是同理。房價如果在短期內快速上升，家庭實際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購房成本則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會受到抑制。
經濟短期內快速上漲也會出現這種人口生育波動。例如，羅斯福新政實施後，經濟復甦，尤其是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美國出現了一波嬰兒潮。
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速、家庭收入增速與生育率呈正相關。但若從長期來看，情況則恰恰相反，經濟增速與生育率則呈負相關。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可以用暫時性收入假說與永久性收入假說來解釋。
短期內，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或下降，推高或降低生育率；物價、房價大幅度上漲，亦可降低生育率。2015年開始的這波房價大漲，給不少家庭增加了壓力，一些夫妻因此決定推後生育或放棄二胎。
但是，人的消費行為、經濟行為及生育決策，是受長期收入影響的。這就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說。
長期來看，一國整體的經濟增長和家庭收入增長都是漸進式的、平衡的，人們會根據過去、當下及未來的收入與經濟預期綜合考慮及決策。
所以，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相對穩定，接近「技術水平保持不變」這一前提，人的生育行為是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支配的——經濟增長，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
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已開發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家庭收入持續增加，生育率反而更低。
具體邏輯是：
一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
生過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體會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我們經常說，「一胎按書養，二胎按豬養」。第一個寶寶出生，父母的幸福感強烈，各種拍照各種曬娃，玩具、衣服、紙尿褲、奶粉、推車、早期教育都選擇好的。
但二胎出生後，老二給父母帶來的興奮和滿足容易下降。衣服、玩具、推車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不少還是二手群里淘來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對老二投入的金錢、心血以及養育帶來的滿足感、愉悅感、興奮感也不如老大。
當然，這裡每個家庭存在差異，同時如果老大老二性別不同，或父母對孩子性別偏好不同，育兒效用也會有差異。但總體來說，生得越多，生育的邊際效用則遞減。若二胎遞減不夠，則再生幾個，邊際效用會明顯下滑。
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不受家庭條件影響。只要技術水平（主要是影響生育相關的革命性技術，下同）保持穩定，隨著經濟穩定增長，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邊際效用都會呈現遞減。
二是生育機會成本遞增。
當你的收入增加時，生育的機會成本也會增加。假如月收入3萬元，若要放棄工作、休息或學習的時間去生娃，這個生育的機會成本要大於月收入是3000元時。收入較低時，生育的機會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職業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職業上升期，在高收入時期，將生育計劃推後，放棄二胎。
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遞增，反過來降低了生育的邊際效用。很多高收入職業女性，在職場上獲得的收入、榮譽、地位、成就感、滿足感等綜合效用，要大於生育帶來的效用。如此，她們就會選擇暫時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生育兒女帶來的快樂和滿足感，可能要大於職業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長期帶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邊際效用會出現明顯的遞減，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婦女最終也可能選擇就業，從而減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高，女性不需要從事職業勞動，或者家有傭人照看孩子，生育率還會降低嗎？
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但是依然無法擺脫生育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生育率也會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會有其它需求，比如說休閒、學習、娛樂、詩與遠方等，這些都是生育的機會成本。
《紐約時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育齡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閒時間」。對於他們來說，休閒帶來的效用大於生育。
所以，一邊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一邊是生育機會成本上升，經濟發展，收入增加，生育率會逐漸下降。
美國擺脫70年代滯脹危機後，從1980年代開始，生育率伴隨著經濟穩定增長而平穩下滑；到1990年代後，美國生育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近些年則進一步下降到1.8以下。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育兒觀不同，邊際效用也就有差異。與亞洲人相比，歐洲人覺得生兒育女可以增添生活樂趣的人沒那麼多。在德國，每4人中只有1人認同「享受有子女的天倫之樂」觀點。另外，「兒女養老」的國家，要比制度性養老，更傾向於生育。
短期的高房價、高物價對生育率有抑制作用。從長期來看，經濟持續增長，收入穩定增加，生育相關技術未發生變革，生育邊際效用呈現遞減，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續下降。
所以，生育率持續下降，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下滑的原因。這一點大多數人都搞反了。
二、我們在擔心什麼？
從長期來看，通過人為直接干預的方式提高生育率，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這是一個不會因人為意志而改變的趨勢。
當下中國，人口紅利銳減，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經濟學家尤為擔心，呼籲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生育，儘快填補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任憑經濟學家如何呼籲，人還是生不出來。
實際上，過度的人為干預生育，不管是節育還是鼓勵生育，都是違背「自然法」，也違背經濟規律的。
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的人口觀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在大煉鋼鐵的年代，國家奉行的是「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多生一個人，就可以多挖一車煤，多煉一堆鋼鐵。
這種屬於古典主義人口觀。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都符合這種人口觀。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口是第一資源，經濟增長依靠人口、土地的數量型增長。古中國、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都是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的大國。
到了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就發現，人類歷史進入了一種簡單的重複循環：人口大規模增長，經濟快速發展，當人口規模到達一個拐點時，土地、糧食則不夠用，人類就面臨饑荒、瘟疫、戰爭。
這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按幾何級增長，土地和糧食按算術級增長，人口規模超過土地供養極限時，社會就會掉入「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的父親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馬爾薩斯與其父親為此經常爭論，後來他將這些爭論整理成一本書——《人口原理》。他主張通過節育來降低人口數量，以避免災難。
今天我們知道，馬爾薩斯的預言沒有成真。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的演變基本符合馬爾薩斯理論。
遠古及古代社會，人類的生產力、科技水平長時間徘徊在極低的、幾乎恆定不變的水平，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發生饑荒、搶奪、戰爭以及瘟疫。幾千上萬年，人類都沒能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但是，馬爾薩斯時代，英國正在爆發工業革命，但他和當時不少經濟學家都沒有觀察到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工業革命實際上是工業技術以及工業制度革命，英國的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上萬年來的低迷的科技及生產力。
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化農具的使用、種子化肥的改進以及農耕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帶領人類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
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大力鼓勵「英雄母親」生育，關閉保險套進口，從而迎來了建國後的第一波嬰兒潮。這波嬰兒潮中，生育規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間。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人口紅利，基本上來自這一人群。
到了1970年代，中國人口觀發生了逆轉，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節育派使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主張限制人口生育。從1980年到2000年前後，中國實施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這一政策直接結果是，在過去幾十年，幹活的人多，老人、小孩少，從而製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降低了製造商品的價格。
這些年，這批規模巨大的創造者逐漸退休，青年群體的規模因當年的節育政策而無法跟進，人口紅利快速消失。過去幹活多、養育少的人口結構，逐漸逆轉為幹活少、養育多。
這種極端的轉變，對當前的人口繁衍、養老、育兒以及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
近些年，政府開放二胎，鼓勵生育。一批經濟學家大聲疾呼，希望全面開放生育政策，解決勞動力危機。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為什麼開放二胎多年後，生育依然如此低迷，生育率還快速下降？
過去，中國人口時而狂奔，時而急剎車。過度的人為干預，導致人口結構不合理，嚴重地衝擊了勞動供給及養老市場。接下來，我們需要儘快全面開放人口生育政策，儘量彌補人口結構性失衡問題，降低「未富先老」的衝擊（具體方式在第三部分講述）。
但是，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如果再次以人為的方式過度干預生育，或者干預手段不當，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因違背經濟規律而造成另一種危害。
實際上，我們當前的人口焦慮以及人口觀，已經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人口觀提倡節育，我們如今提倡生育，怎麼會陷入與馬爾薩斯一樣的誤區呢？
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技術水平恆定，社會經濟呈現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例如，一畝地中，增加到幾百個農民耕種，這畝地的邊際收益率也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簡單理解，人口增加，人均產值在下降，人均負擔增加。
如今，我們的擔心，與馬爾薩斯當年的擔心是一樣的。我們擔心人口老齡化，擔心勞動力減少，養老規模增加。實際上，我們現在擔心的也是，人均產值下降，人均負擔增加。
馬爾薩斯最大的失誤是，他沒有觀察到當時發生在他身邊的工業革命，忽視了技術進步的力量。如此，他與一場偉大的理論革新擦肩而過。而我們也是如此，我們過度地關注人口數量，而忽視了技術進步。
我們現在對人口的關注點，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數量型上，也就是「人口紅利」，而忽視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
隨著經濟進步，收入增加，人口老齡化，人口生育率下降，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這個趨勢就像我們看到一架飛機不斷下降，甚至可能墜入海中。這固然是我們不想看到的，但是國家、個人都沒有能力改變。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來改變，則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曾經馬爾薩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倡導節育政策，這一主張給後來的一些國家帶來了破壞性。同時，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極大地衝擊了人口及經濟結構。過去，人們享受了人口紅利；如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正在承受人口結構性失衡的壓力。
如果政策不干預，人口陷入負成長的國家不會消亡嗎？人類不會滅絕嗎？人口不斷下降，經濟不斷衰退怎麼辦？
三、人類該如何延續？
在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中，經濟必然會受到影響，但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也必須忍受。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齡化如此嚴重的德國、日本，他們的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認，他們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齡化的痛苦，但是這種痛苦恰恰逼迫他們技術革新。
短期來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生育率下降，經濟不會下降，人均產值也不會降低反而會增加。
技術革新來自哪裡？
來自人力資本的提高。
人力資本如何提高？
家庭從多生多育到少生少育，轉向優生優育。
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機會成本遞增的驅動，更多父母選擇少生子女，轉向優生優育。如果經濟持續增長，收入預期穩定，少生必然會轉向優生優育。為什麼？
父母會在二胎和一孩優育之間做認真或不經意的權衡。如果二胎帶來的效用大，則會選擇生育二胎。
但是，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會傾向於少生。他們會選擇培養好現有的孩子，從現有孩子的教育、成長、陪伴中獲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從而彌補少生的效用損失。
《紐約時報》這份民意調查還顯示，美國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兒費用太高」、「想給已有的孩子更多時間」、「對經濟憂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閒時間」、「養不起很多的孩子」。
與二孩的投入產出比相比，對現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簡單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錢，帶來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在中國，如果多生一個孩子，多一個房間、多一份教育培訓費、多一份精力，這些產生的養育費用很高；反過來，養娃的規模效應很低，很難標準化生產、養育，邊際成本極高。
這些費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長。人們擔心的是，多生一個，結果兩個都沒養好。
這些年，隨著中國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沒有生育二胎或多生，而是花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現有孩子的培養上。最近十年，中國祇有重點學位房價格和教育培訓價格，跑贏了貨幣增速。可見，中國家庭對現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們再來關注低收入者。為什麼低收入國家、低收入者願意生更多孩子？
與優生優育相比，他們更願意多生，因為多生孩子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效用更高。低收入國家一般養老制度不健全，父母只能寄託於養兒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禦不確定性風險；反過來，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說，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難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對於低收入者來說，多生的安全感、滿足感就要大於優生優育。
當然，更多家庭不是絕對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們的家庭財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動態變化，他們的生育選擇也會隨著變化。比如說，第一個孩子養到10歲養「廢」了，那就再生一個。
這種說法略帶玩笑，但實際上是一些父母的綜合考慮。這類父母可能覺得再對一孩進行投入，效益、效用趨於悲觀；也可能通過一孩養育有了經驗，希望二孩能夠養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兩個孩子，相互有個伴，長大有個照應，家庭更加溫馨，自己養老更有保障，家庭的總體效用提高。
不管每個家庭處於何種考量，都無法違背生育效用遞減規律，生育邊際偏好不可能持續遞增。
在這一過程中，生育選擇會從少生轉向優生優育，從而推動家庭及國家人力資本的增加。
人力資本提高了，技術水平提高了（改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前提條件——技術水平不變），推動邊際收益曲線右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從而走出低生育、低增長的陷阱，實現高素質、高科技、高質量發展。
目前，日本是全球最長壽的國家之一，生命質量很高。日本的工業機器人技術，正在大力應用於養老、醫療領域，以解決低生育、老齡化問題。這些技術進步不少是低生育問題倒逼出來。
在開放政策下，家庭的生育行為、養育選擇，可以促進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轉向。
如果人為過度、直接干預生育會造成什麼後果？
當生育率下降，勞動人口減少，工資上漲，企業主便會想辦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進流水線技術，採用智能流水線，降低用工數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術更好的材料，從而推動技術進步。
但是，假如通過某種鼓勵生育政策（事實很難實現），勞動力又變得富餘了，那麼工廠則不會選擇技術革新，而繼續使用廉價勞動力。
所以，人為過度干預生育，與過度擴張貨幣一樣，會扭曲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價格，不利於市場資源配置，不利於技術進步和製造業轉型升級。
事實上，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先進技術，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勞動力價格上升、持續工人運動以及工會鬥爭的艱難環境中地不斷革新的。
所以，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須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悅，是人類經濟進步的必然規律。
技術進步，解決了經濟增長問題，但如果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成長，人類不會滅亡嗎？
按照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人口會持續減少，但是人類不會因此滅亡。為什麼？
當影響生育的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或發生了技術變革，人口生育率會提高，人口生育規模會增加。當這一技術穩定時，生育率又會隨著經濟增長而遞減。
例如，試管嬰兒技術、無痛分娩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產的機會成本，提高生育邊際效用。整形美容技術的進步，降低了產婦因生育帶來的身體傷害，降低顏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風險。一些高齡產婦、愛美女士在新技術條件下更容易選擇生育。
當然，目前影響生育相關的技術水平還沒出現革命性的進步，這種技術「微創新」還無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來基因技術、試管嬰兒技術以及其它醫療技術爆發顛覆性創新時，人類的人口規模以及人力資本，會在市場的調節下重新回到相對合適的位置。
是否能夠確信，人類能夠在自我滅絕之前，實現技術進步？
300多年來，市場機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戰和質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為止，它還是稍微靠譜的機制。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當前中國的生育政策該如何調整？
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將生育問題交給市場來選擇，不直接干預生育，不違背經濟規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過搶人口的方式彌補老齡化和人口不足的問題，但這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全面開放生育政策，重視生育問題更為重要。
真正的問題，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人口數量下降，人口素質未提升，老齡化來襲，家庭財富有限。這一問題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導致市場失靈的結果。
過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紅利，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調節，將這筆財富如國有資產拿出來，充實社保基金，降低這一代年輕人的養老壓力。大力完善幼兒、基礎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醫療服務，大幅度降低生育、養育兒女的成本。
受惠於過去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城市化紅利，房地產製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也給如今的家庭帶來極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轉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經濟壓力。
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生育問題，需要用過去人口紅利時創造的財富來彌補，儘可能地燙平這一大波浪，緩解扭曲程度。
如果目前這個坎沒被燙平，勞動力數量較大幅度下跌，而人才又沒有培養出來，老齡化負擔又很重，經濟增長壓力會很大。
落實到個人家庭就是，孩子只生了一個，但又沒有培養好，經濟收入有限，養老負擔很重，這才是真正的憂患。
長期來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提高基礎教育水平，促進人力資本提升，促進技術革新，推動中國的生育邊際曲線右移，促使人口規模及人力資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尋找到動態均衡。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會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對平穩地過度到低生育時代。中國的生育問題，實質上是社會福利問題。
「歲月不是偷走媽媽青春的小偷！我們才是......」
媽媽，節日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