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初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與中共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和迫害，在對王實味的無情打擊中已充分暴露。1949年坐穩江山後，毛賊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迅速升級到變本加厲、喪心病狂的程度。然而，不要以為遭受毛賊與中共打擊的那一大批人，全屬純粹的知識分子，或是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魚龍混雜的群體。一些被封為馬列主義專家的助紂為虐者，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曾充當打手的紅色鷹犬們，也不見得就能逃脫慘遭迫害的命運。知道曾經不可一世的馬列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嗎？這個1937年加入中共，官居中共北大副校長的老革命，最終也被毛賊與中共逼得走投無路，於1968年底與夫人雙雙自殺。翦伯贊的自殺絕非抗爭而是逃脫，所以自殺前在穿戴整齊的中山裝衣袋裡，還留下一張紙，上面工整地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由此也顯示其人格的分裂。
一
大陸網路檢索「翦伯贊」一詞，全是這位馬列主義史學家的光榮歷程與重要貢獻，歷史的真實幾乎完全被掩蓋了。作為中共打手的紅色鷹犬，翦伯贊奉命對知識分子的打壓與迫害，集中在1951至1966年之間。1951年在芝加哥大學撰寫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接到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趙蘿蕤的邀請，滿懷對「新中國」的憧憬啟程回國。臨行前他的好友，即後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前來送行。巫寧坤問李政道：「你怎麼不回新中國服務？」李政道隨口一答：「我不願被人洗腦」。也許言者無心，但巫回國經歷種種政治壓迫與劫難後，對李政道的這句話有了痛徹心扉的感受。
巫寧坤到燕京大學後，首先遇到中共發起「思想改造運動」。多年後終於逃離中共國的巫寧坤寫過一篇題為「燕京末日」的文章，刊發在1998年的《星島日報》上。文章回憶了這段往事：當時燕大所有教師必須寫一份自傳，「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及和美國的關係。……我自以為寫得既忠誠又詳盡……」。誰知幾天後就有人為此事找他談話，誰？原來就是人稱「新燕園攝政王」的歷史系教授翦伯贊。「新燕園攝政王」這一稱號，表明了自1949年起，翦伯贊靠著主子的撐腰，在燕大校園春風得意的權勢。巫寧坤在「燕京末日」中繼續回憶：
他（翦伯贊）一開腔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託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交代你本人歷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他點了一支香菸。對著我噴雲吐霧。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威脅……。
哪裡還有一點學者說話應有的氣度？打著歷史學家的招牌，卻是斯塔西或錦衣衛的作風。此後巫寧坤果然厄運不斷，先從燕京大學被踢出，倒讓誠心推薦巫寧坤回燕大的趙蘿蕤十分過意不去，繼而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又被押送北大荒農場強制勞動改造，文革中所受種種虐待迫害，更令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翦伯贊卻在威脅巫寧坤的第二年，順利進入北大並成了歷史系主任。直至1991年，巫寧坤與妻子終於脫離中共國，遠赴美國維吉尼亞洲定居，並留下一部血淚凝成的自傳《一滴淚》（A Single Tear）。在「燕京末日」一文里，巫寧坤不經意間記錄了一個紅色鷹犬的形象，為後人提供一個警示。
二
緊接著1952年，毛賊對燕京大學著名哲學家張東蓀發難，翦伯贊依然是落井下石的頭號鷹犬。張東蓀是「五四」以來研究西方哲學的傑出學者，又是1948年底北平和平談判的中間人。然而張東蓀乃一介書生，與毛賊話不投機，不願曲意逢迎，在對外方針的問題上又所見相左。毛賊是睚眥必報的痞子，一旦得勢，張東蓀自然在劫難逃。在燕京大學召開對張東蓀的批判會上，翦伯贊的冷酷鬥爭刀刀見血，令所有與會者感到十分震驚，章詒和在文章中指出：
他（翦伯翦）的講話辭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他揭發）一.張東蓀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里，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就會餓死」。又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唯物辨證法論戰》一書里，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會弄成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三.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里，張東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政，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翦伯贊不愧是紅色鷹犬，充滿殺氣的批判不僅將張東蓀推下深淵，也令所有與會者心驚膽戰。把哲學家的學術思考當作政治罪行打擊，翦自然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對張東蓀迫害的過程中，翦伯贊無疑立了第一大功。今天我們回頭再看張東蓀著作的上述言論，感覺哲學家的預言何其睿智，令人頓生敬意。翦的煽動性發言結束時，會場內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忽然群體發作，竟與《一九八四》中描寫的場面驚人相似，與會者們激動得振臂高呼：「徹底肅清反動親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
不久，張東蓀因莫須有的「美國特務」罪被判刑，全家慘遭株連與迫害。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康奈爾大學博士，昆蟲學家，與其父同年被捕，被關在秦城監獄，幾年後被折磨成精神分裂症。次子張宗燧，劍橋大學博士，物理學家，因不堪凌辱而自殺。三子張宗熲，因「偷聽敵台」罪，遭迫害與妻子雙雙自殺。兩個孫子也未能逃脫十餘年的牢獄之災，僅剩一女張宗燁勉強掙扎生存，成為在高能物理學領域作出建樹的院士。張東蓀全家的超群才華與悲慘遭遇，令人唏噓不已。主凶固然是毛賊，助紂為虐的鷹犬翦伯贊，在道義上也難逃其責。
三
同在1952年，全國各大學被強迫院系調整，燕京大學從此永久消失，翦伯贊坐上北大歷史系主任的交椅。1954年毛賊發動對俞平伯的批判，1955年對胡風的批判更加如狂風暴雨，一大批無辜的知識分子被株連。其實對胡適的批判，早於對胡風的批判，對俞平伯的批判即包含著對胡適的敲打，胡適成了美、英資產階級文化在中國的代表。在批判胡適的浪潮中，翦伯贊作為紅色鷹犬的本性不變。1955年1月初，北大召開了一場大型座談會，主題是「批胡適，打死狗！」，會上翦伯贊顛倒黑白、冷酷絕情的發言，在當年1月6日的《光明日報》上可以查見：
胡適已經是一條死狗，我們現在是打死狗，也許有人說打死狗何必用這樣大的力氣來干，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條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陰魂未散，還在新中國作怪，他還企圖在新中國借屍還魂。現在胡適的陰魂也許已經附在我的身上，也許已經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們都要好好的檢查一下，在我們身上有沒有胡適的陰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趕走，因此，打這條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難，所以必須投些力量……。
而今60餘年過去了，當年參與批判胡適的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出於自我保命，屬於迫不得已，如馮友蘭、朱光潛、沈尹默、俞平伯……等人，他們小心翼翼向軍管會表示，要與胡適的自由主義劃清界限。但翦伯贊絕不在此之列，翦屬主動出擊、投石下井、趁機立功。胡適先生的道德文章、學問人品，即便在今日中共國知識界，也已獲得廣泛的敬仰。與此同時，翦伯贊作為紅色鷹犬的面目，也必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四
1957年毛賊發動「反右」，經廣泛「深挖」與「揭發」，「史學界四大右派」浮出水面。這「四大右派」的帽子，是官方的新華社於1957年10月18日定下的，「四大」分別是指雷海宗、向達、榮孟源、陳夢家。其中榮孟源有點出人意外，榮曾是在延安已退黨的老革命,列入「史學界四大右派」的原因,可能僅僅是因為資格老湊個數。雷海宗、向達、陳夢家三位都是學養深厚、才華橫溢的重量級學者，其中陳夢家是上文中趙蘿蕤教授的丈夫。這一年11月，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了三天三夜面對面批判「四大右派」的鬥爭。雷先生於1952年院系調整時，已由清華貶到南開大學，「反右」時正因患病無法到京接受批判，剩下向達與陳夢家二位，成了有組織、有預謀圍攻的主要目標。
如此規格的批判大會，絕不會沒有翦伯贊的登台表演。巧的是向達與翦伯贊又同為北大歷史系教授，翦的鷹犬品質更決定了向達在劫難逃的命運。況且向達從學問到人品，曾得到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的高度讚譽。陳寅恪認為在中西交通史這一領域，向達無人堪與比肩。向達與作為馬列主義史學家的翦伯贊，完全是兩股道上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翦伯贊在批判、圍攻向達時，首先指責向達在史學研究中，否認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向達曾說過：「比如考古發掘，怎能說明這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向達還說過：史學界的百花齊放，不能只放「五朵金花」，這成了向達又一罪狀。「五朵金花」是指翦一類馬列史學家們歸納的史學五大問題：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民族問題。
到了文革爆發，向達成了北大首批被關入「牛棚」的「牛鬼蛇神」。據歷史系教師回憶，那年在驕陽似火的炎夏，向達被剃光了頭，在三院二樓外跪在被曬得燙手的瓦片上，一跪就是幾小時，目睹者嚇得直哆嗦，或躲著流淚。這一年的11月2日，紅衛兵勒令向達在校園撿西瓜皮。早已經不起折磨的向達突然倒地，從此再沒能醒來，這一年向達先生66歲。悉知這一消息的翦伯贊，其實離死期已不遠，他的心裡會生出一絲愧疚之情嗎？
五
一向以馬列主義史學家自居，並已是北大副校長的翦伯贊，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會跪在地上低頭認罪。1965年12月，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翦伯贊首次遭公開點名批評。戚本禹的來頭大，翦伯贊連招架之功也沒有。第二年的4月23日，《人民日報》占整整兩大版的文章「翦伯贊同志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出籠，也許讓翦伯贊感到喪鐘敲響。從此這位馬列主義史學家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上，翦伯贊頭頸掛著黑牌，低頭彎腰，兩臂後舉，被紅衛兵戲稱為「坐噴氣式」。翦忍受著種種人身攻擊、侮辱、謾罵與抽打。到了8月下旬，紅衛兵上門抄家，翦伯贊與夫人被逐出燕東園獨居的一幢小樓，搬到海淀一間破舊的小木屋裡。翦伯贊經受的批斗大會有多少次？僅在1967年，有萬餘人參與的批斗大會就有兩次，分別在4月4日與5月16日。
1968年的最後三個月，有兩件事交織在一起，由此決定了翦伯贊的死期將至。這一年的10月，中南海「劉少奇專案組」派專人到北大找翦伯贊，來人叫巫中。在亮出自己的身份後，巫中開始嚴厲訓斥翦伯贊：劉少奇的罪行已查清楚，劉就是叛徒，內奸，工賊。然後在已準備好的材料上，令翦簽個名，以證明劉少奇的歷史罪行，並交代劉的叛變一節。翦伯贊始終低頭站著，一聲不吭。氣急敗壞的巫中，臨走前厲聲呵斥翦伯贊：「何去何從？你仔細考慮。態度不老實，不會有你的好下場！」
接下來11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對資產階級權威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還有一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翦伯贊、馮友蘭是放毒的，我們對他們就是批，也是一批二保，給他們碗飯吃，叫他們受工農兵再教育。」這對翦伯贊而言，雖被定性成「反面教員」，永久失去「馬列主義史學家」的掛冠，但似乎又獲得一個「免死牌」。從此翦伯贊又從海淀的小黑屋，搬回燕南園寬敞的住宅，每月開始有120元的高收入。
可惜好景不長，12月中旬專案組的巫中果然又來了。巫中命令翦伯贊交代劉少奇罪行，翦伯贊依然無動於衷、一聲不吭。巫中暴跳如雷，兇狠吼叫近三個小時。巫中離去時，手指著翦伯贊，惡狠狠地撂下最後的警告：「你不交代清楚，只有死路一條。三天後我再來，絕不會放過你」。至此，這個紅色鷹犬大概已明白，毛澤東的那個「給出路」的政策是虛的，背後操縱「劉少奇專案組」的，正是毛本人。12月19日夜晚，這位當年的「馬列主義史學家」與夫人一同穿戴整齊後，吞下超量的安眠藥。
第二天，人們在他遺體的中山裝兩側衣袋裡，發現各一張紙，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這條絕路。」；另一張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這不僅是人格的分裂，更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