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26日
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金醫生正是在合劑變成深綠色的時候催促病人服用。
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
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匯報了這個情況。
1943年3月28日
這樣，就產生了「處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問題，一直在問奧爾洛夫的意見，並解釋說，他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妻子是個醫生。
奧爾洛夫對他已經知道金的處方一事不露聲色，向王解釋說，大劑量的甘汞配上鹽鹼藥物，產生毒性，影響肝腎，並損壞牙齒。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來看我。她大談什麼「金醫生靠不住，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等。
儘管毛和康耍盡了花招，黨的領導機關中還是沒有出現他們所期望的那種一致。甚至像劉少奇這樣的要人，顯然也被「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採用的那些辦法激怒了。他認為，從黨的政策標準來看，康生領導的這個委員會所採用的辦法是不能容許的。他親口對我說，他認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錯誤的。
劉少奇勸王明堅持要政治局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分析這個委員會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對毛澤東提都不提。
1943年3月30日
康生邀我們去看三個國民黨特務，三個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尤任說，這種「戲」以前也演過。中共領導人為了要使我們相信，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宣傳是對的，居然乞靈於這種方法了。
尤任肯定這三個人會被槍斃。中共領導需要的是國民黨搞陰謀的證據。至於這些人是不是特務，康生一點也不感興趣。戲的演出效果要好，這才是真正要緊的事。
1943年4月3日
毛澤東千方百計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為怕王明真的會去莫斯科治病，正在倉促地訓練一批黨的工作人員，其中有凱豐。康生正在加緊訓練他。
顯然，凱豐要去當情報局長的耳目了。
這裡人人都知道，這些延安同志即將飛往莫斯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刑官的那個局正極力放空氣。他們的盤算倒是夠簡單的；重慶定會偵悉這個消息，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讓蘇聯飛機通過，蔣介石不是個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領導內部保持緊張狀態。
不通過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無法與王明接觸的。
1943年4月6日
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蓄謀毒死王明的「處方事件」的內幕。
這迫使他們放棄了謀殺王明的念頭，因為中國醫生可以被嚇唬住，但是拿我們怎麼辦呢？
江青的來訪，關於處方的喋喋不休的談話，以及加緊對我們的盯梢，都證實了這個結論。
1943年4月8日
博古同我談話時，用尖刻的字眼來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異己份子」。他對康生搞起來的監視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種不加掩飾的憎恨口吻談論劉少奇。
原來，劉少奇在徹底改變自己的觀點。他力求同康生妥協，甚至奉承他。顯然，這就是劉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書記處的原因。書記處的成員減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黨的所有高級機構的活動。現在，書記處有劉少奇、任弼時和毛澤東本人。我認為這不是最終的人選。中共中央的這個機關中，目前還只有三個人。
1943年4月9日
必須採取些措施來促進和維護「整風審干」運動。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個新論點：知識份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審查。當然，不是指全部知識份子，而是指1938年以來到這兒來的那一部分人。主席認為，而且當真認為，信任這些同志是危險的。他們首先應該進行思想改造，然後交由康的委員會去審查。異己份子就會在那裡被清查出來，然後進行集體改造。毛的追隨者自然也堅持這種觀點。老幹部（長徵到達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幾百人還活著，幹部的骨幹都是年輕人，新幹部至少有三萬人，這樣的情況並沒有使中共任何一個領導人放棄上述觀點。
中共中央主席把這幾百名老幹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這樣一來，其餘成千上萬黨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護。他們可以、也應該受懷疑、考驗和改造。
因此，所有長征以後來到延安的人，處境都極其困難。捕人就是主席這個最新指示造成的後果。
現在，天天都在擔心蔣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領的一批國民黨將領會打到這兒來。頒布了戒嚴令，雖然很難理解它有什麼好處。這又掀起了一陣抓人風。
問了康關於抓人一事，他顯然不樂意談。但是，他說「中共領導已下令把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隔離起來」。
逮捕在有計劃地進行。人都是夜裡被抓走的。
毛講過對知識份子和工作幹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後，人人就都有日蔣特務之嫌了。
1943年4月10日
雖然「二十二個文件」中沒有公開的反蘇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但是把這些文件這麼一編，再配上必讀的中國小說，其目的是要助長民族自大感和反蘇情緒。「教條主義者」這個叫法，體現出中共領導對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公開厭惡。
爭取民族解放是中共的目標之一，但是，這一斗爭不應該使中共成為一個把民族主義作為主要目標和最終目標的黨。
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階段，共產黨應該團結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多少有點革命思想的社會各階層，並領導起這個斗爭。但是，本國的民族解放只是一個階段，而不應該是共產黨政策的最終目標。
1943年4月15日
在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堅決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緒很不好，折磨他的與其說是身體上的病痛，不如說是精神上的痛苦。
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還沒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瘋狂迫害告訴她丈夫。
王明氣憤地跟我談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為。在莫斯科，這位未來的刑官在職務上是王明的下級，他曾經曲意奉承王明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所有知名的領導人。
王明回想起當時每次開會，康生總是第一個一躍而起，熱烈鼓掌，並狂呼「××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