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合著的《康生傳》，其中提到柔石等人遇難的內情，居然為內鬥所致，實在吃驚不小，令人感覺人世的險惡，那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
魯迅的《為了忘卻的記念》，是紀念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而寫的。這篇文章曾收入高中課本，許多中國的讀書人是都看過的，自然也還記得。1931年1月17日，柔石、白莽、馮鏗、李偉森和胡也頻五位左聯作家被捕。同年的2月7日，即被秘密槍殺於國民黨政府設在上海龍華的特務機關「警備司令部」。
當時被捕的，連同柔石在內，一共是三十六人（其中七個女性），後來被執行槍決的有二十四人。囚禁期間，柔石曾托人捎信，要魯迅先生設法轉交給他二三隻洋鐵飯碗，所以魯迅在文章中寫道：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裡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關於這次大搜捕的背景，魯迅沒有提及。從《康生傳》所提供的資料來看，魯迅應該是不可能知道的，因為這涉及一樁極其秘密的卑劣陰謀，即出賣柔石等人的兇手，竟然是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地下黨秘書長的康生！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反對李立三路線的那場內部鬥爭。
1930年夏秋季節，黨內以李立三為首的領導者，相信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擬定了在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李立三的冒險行動很快便導致了一連串災難性的後果，攻打武漢、長沙的紅軍相繼潰敗，損失慘重。面對如此局面，以何孟雄為首的一批人站出來公開反對李立三，試圖終止他的領導地位。
九月下旬，經共產國際同意，在上海公共租界麥達赫斯脫路一幢別墅里舉行的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領導，卻未能挑選出繼任者。上層的分裂擴大成了兩個主要派別：一個派別支持何孟雄，而另外一群人則支持王明。在這場激烈的爭論中，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米夫，以老子黨的身份，毫不掩飾的站在了王明一邊，要求與會代表無條件的服從所謂共產國際的決定。
「米夫的高壓作風激起了普遍的不滿，他勉強隱藏的那種中國共產黨應該接受莫斯科革命家指令的傲慢，導致了一些愛國代表們的公然退場，嚴重的對抗來自以何孟雄為首的老戰士們，他們覺得自己勇敢抵制李立三的冒險主義，理應分享一部分官職。」
然而米夫無視何孟雄等人的願望，一意孤行，「結果造成以上海為基地的黨分裂為兩個敵對陣營。何孟雄和他的同盟者譴責王明，同中央委員會決裂，打算建立一個獨立的、與之競爭的組織。該派決定減少米夫的影響，他們在普通黨員中散發聲明書，抨擊共產國際的干預，攻擊米夫和王明」。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王明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領袖人物。除王明之外，這個集團還包括許多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洛甫（張聞天），共和國首任外交部副部長和駐莫斯科大使；博古（秦邦憲），紅軍時期做過四年的總書記；王稼祥，也是駐莫斯科大使及國際聯絡部部長；最持久的要算楊尚昆，他後來成為鄧小平時代的國家主席。
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原名陳紹禹。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細心的讀者應該知道了，王明的這段留蘇背景，無疑是他獲得米夫支持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派別的何孟雄，來自湖南省的湘潭，一個勞工組織家，1922年參加共產黨，長期在江蘇省委工作。作為從未留蘇的本土籍革命人士，他同他的老鄉毛澤東一樣，並不惟莫斯科之命是從。而且，無論從資歷、鬥爭經驗或對中國革命現狀的把握上，他都強於初出茅廬而又教條主義的王明。何孟雄的出身經歷及其性格，決定了他為何要執迷不悟地抨擊共產國際的干預，攻擊米夫和王明了。
這種魯莽的行動，也把何孟雄及其追隨者同時推上了一條不歸路。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集團的幾名成員，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實（也即李偉森），在位於公共租界最繁忙地區、漢口路666號一座中級的西式風格建築的東方旅社裡開會，討論反對王明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事宜。」
這些滿腔熱忱的革命者，誰都沒有覺察到，他們正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上海市警察局特科官員和國民黨秘密警察的聯合行動組，已經按照一份「秘密報告」，把東方旅社置於監視之下。「一個警官扮成茶房，進入何孟雄和他的同事們隱藏的31號房間，判定房間的居住者看上去像是光產黨人，那警官命令其他警察衝進房間，抓走了八個人。在將囚犯解往老閘捕房以後，國民黨密探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們留下來等候，又抓走了三個試圖進入31號房間的共產黨員。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他們突然搜捕了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和其他七名嫌疑分子。突擊搜捕持續了一整夜，到早晨，總共有三十六名共產黨人遭到圍捕」。
按常理推度，這些被捕者都擁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召開如此絕密的會議，一定是慎之又慎。那麼國民黨方面，必然是通過什麼渠道，將他們的行蹤了解得一清二楚，故而行動一旦展開，即能實施定位準確的抓捕。
「在公共租界，例行的法律程序一過，這些囚犯就被移交給國民黨安全機關，並被解送到地處上海南郊的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後來在1931年2月7日晚上，監獄當局通知何孟雄和其他二十三名被囚禁者，他們將被遞解去南京。二十一名男子和三名婦女戴了手銬和腳鐐，排隊走出了監獄的院子。當他們一走到監獄能聽聞的範圍之外，護衛隊便把一切偽裝都拉下，等候在附近一座橋邊的法官宣布了死刑判決，就在行刑隊準備將他們處死之時，囚犯們突然唱起了《國際歌》。他們被埋葬時，屍體依然戴著鐐銬。」
這批被秘密處決的死者當中，就包括柔石等五位左聯作家。從《康生傳》所披露的材料來看，他們想必與何孟雄同屬一個集團。據魯迅所說，柔石是「在一個會場上被捕」的；《康生傳》也提到何孟雄集團的幾名成員，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實（又名李偉森）曾在東方旅社開會。
那麼，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誰將這個絕密情報泄露給了國民黨當局呢？《康生傳》作者的結論是：「實際上，策劃這場逮捕的人是康生！」但幾十年來，事情的真相一直被謠傳所掩蓋著，直到1980年康生被中共開除黨籍，經走訪調查揭露出來的種種證據，才顯示是康生把何孟雄集團在東方旅社開會的消息通報給了國民黨秘密警察。
柔石
「1967年，一名在1949年被共產黨捕獲的前國民黨秘密機構的特務吳賓舒（Wu Bingshu，音譯），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說，在何孟雄集團被捕前，國民黨警察就已經掌握了他們每一個人的詳細背景資料——包括每個人入黨的時間，入黨後經歷概要，以及一些連他們自己都已遺忘但卻被認真調查過的細節。結果，吳賓舒說，那次審訊只不過是訊問一下每個犯人，以核實事先獲得的事實而已。吳賓舒相信這個情報來自共產黨內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誰。」《康生傳》的作者據此推論，「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和黨員檔案卷宗的管理人，康生很容易能掌握這些置人於死地的資料」。
「還有比吳賓舒的證詞更不利於康生的有力證據。另外一個國民黨情報官員在1949年以後落入共產黨之手，他叫王雲程，對康生出賣何孟雄和五位左聯作家的事作出了證明。王雲程原是一名在莫斯科培訓過的共產黨員（也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他後來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1933年他被捕以後，參加了國民黨情報機關。被捕後三個星期，王雲程寫了一份『投降聲明』，日期是1933年2月24日。『在派系鬥爭中，』王雲程聲稱，『例如就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幾個同事來說，就是全部死於趙容（康生當時的名字）和其他領導人的紅色恐怖之下。』」
《康生傳》的作者據此推斷：「王雲程身為王明最受信賴的助手之一，才有可能說出關於『紅色恐怖』的話……對王明及其盟友們為反對內部對手所使用的背信棄義的陰謀詭計，（王雲程）有著直接的了解。」
關於康生，我們有必要多說幾句。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審查委員，追隨王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1937年後，歷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社會部、情報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以『搶救失足者』為名，採用逼供信手段，製造多起冤案。建國後，長期養病。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中共中央副主席，與林彪、江青相勾結，直接參與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5年病死」。（摘自《辭海》）從他的簡歷可以看出，此人一生所有的活動，便是秉承上意，窺測方向，充當鷹犬，打擊同類中的持不同政見者。
在何孟雄與王明的派別鬥爭中，康生最初也看不慣王明而同情何孟雄。但隨著鬥爭的激化，他判定王明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支持下，必然會取代李立三而登上中央的領導地位，遂立刻見風使舵，轉而投靠王明。王明剛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也急需熟悉上海地下工作的本土黨員加盟自己的集團。兩人一拍即合，作為回報，康生被王明從秘書長提升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嘗到甜頭的康生，自然也要投桃報李，「決意要證明他在派系政治的黑暗世界裡的能力」，於是策劃了一場「借刀殺人」的陰謀行動。
當魯迅滿懷悲憤，撰文紀念柔石等五位被屠殺的左聯作家，並聲討控訴國民政府的暴行時，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真正殺害柔石等人的兇手，其實不是來自蔣介石的白色恐怖，而是內部派系鬥爭的「紅色恐怖」。
作為這篇文字的結尾，有必要交待一下「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王雲程的下落。「文革中，康生發現有兩個關在北京監獄的人知道他在1930年代出賣黨內競爭者的某些實情。他們是王雲程和盧福坦，曾在上海與康生一起工作，他們被國民黨逮捕，後來受國民黨安全機構招募。康生為了殺人滅口，指示專案組調查人員立刻寫出一份報告，要求批准對王雲程的處決。官僚機構的惰性以及個別公安官員不願承擔殺死著名囚犯的責任，耽誤了康生命令的執行。發怒的康生給他的下屬寫信：『我反覆告訴你們，這些人要對許多罪大惡極的事件負責，我還允許你們寫一份報告，立刻處決他們，但是你們偏不這樣做。』最後在1969年10月，王雲程和盧福坦被秘密處決。」
註：文中除特別註明出處的文字外，其餘引文均來自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合著的《康生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