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1906—197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中文全譯本終於在2017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對納粹戰犯、「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重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審判。漢娜·阿倫特（作為特派記者）就這場審判為《紐約客》寫了五篇報告，後集結成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詳細記錄了這次引發全球關注的審判的全過程，並結合對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惡」的概念。圍繞著這份報告與「平庸的惡」這一概念及阿倫特本人的爭論超越半個世紀之久，過去許多以色列人覺得阿倫特這本書難以接受；在美國和歐洲知識分子圈引發的論戰也持續不休，並隨著族群矛盾、宗教衝突和世界格局的變遷而冷卻、升溫到如火如荼，至今仍未消歇。
平庸指的是作惡之人？還是惡本身？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平庸之惡大體是指：1、不思考；2、無個性，聽命，從眾；3、非政治，不參與公共事務。
艾希曼被指控15條罪狀：反猶太人民罪、反人類罪、戰爭罪等；艾對每條指控的回答都是：「不承認該項罪名」。而辯方也認為：按照當時納粹法律體系，他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內容並非罪行，而是「國家行為」，即他是奉命行事。
阿倫特以「極度好奇的興奮狀態」和一個猶太裔思想家的擔當，力圖探討納粹的罪惡與其罪惡機器上的「小齒輪」如何運作而達到滅絕的結果，並「造成歐洲文明社會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她使用「平庸」（banality）一詞表達沒有個性、平淡無奇、知識空洞、內心虛無，尤其是「不思考」的狀態，而正是這種「平庸」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極端的惡正是通過「平庸的惡」「成功翻轉了人們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造就了一個「黑白顛倒的世界」。（9）
與惡相對，阿倫特堅信，「只有善才擁有深度。善是根本性的，而惡從來不是。惡既不具備深度，也不具備魔性維度——而這正是它的恐怖之處，它可以像真菌一樣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個世界變成一片荒蕪。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10）
阿倫特不同意將大屠殺的執行者艾希曼確定為暴徒或惡魔了事，而是要進一步思考作為下屬、普通人，甚至受害者與罪惡施加機器的關係如何成就了罪惡本身。例如，阿倫特想要探討，猶太委員會的高層人士如果不「對權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如果不是這般『德國式』地守紀律，甚至如果猶太人民真的沒有組織、沒有領導」，會不會讓「遣送機器運轉得如此順暢」，致使受害者的數目達到如此之巨？而納粹卻以相對小的行政成本和財力就在最大程度上消滅猶太人？就此而言，無法看穿納粹的陰謀，或對其仍抱一絲希望，是否也是不思考的結果？
你可以不同意阿倫特「平庸之惡」的判斷，但卻無法迴避她提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嚴密的極權統治之下，作為個體的普通人應該承擔什麼道德責任？
一、極權之極惡與平庸之惡
極權主義不同於一般的暴政，不是造成簡單的政治衰退，而是導致政治的消亡——將人的多元性壓縮成單調如一的集體同一性，有組織地首先在小範圍內消滅單獨的人性並最終擴大到消滅全部人性，使人之為人純屬多餘，進而從根本上來消滅政治。非人化，極權統治把人作為工具，炮灰，被統治者也不把自己當人。這就是極權主義「根本的惡」（radical evil）。（10）是極惡——邪惡的動機、作惡的意圖，非同尋常，迥異於出於無知或善意而造成的失誤。
極權主義政體的本質要素：1、能夠解釋（編造和扭曲）歷史、定義敵我、確定其政權性質的意識形態；2、完全的恐怖行動，通過解構傳統的等級結構和政治忠貞的方式發動熾熱的「政治運動」——暴力；3、「法律」和警察對自然人、家庭、私人生活的控制，對公共（政治）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破壞；4、官僚機構、法律機構的腐敗。（13-15）極權主義「剷除」了一個民族的政治、社會和私人生活的根基。（阿29）她把保留多樣性視為對抗極權主義威脅必不可少的工作。反人類罪——與否定人類多樣性直接相關，用法律術語講，這不是指否定人類某種特定的權利，而是否定他們擁有權利的權利。（阿42）
阿倫特認為，集中營是定義性機構，它定義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體，這一政體既不是暴君統治的變體，也不是極度專制的獨裁政治。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中，不是一個領袖而是一個政黨，在以政治運動摧毀全部社會階級結構並創造出一個大眾社會之後，取締了其他所有政黨，建立起絕對權力。這種新型政府既沒有政治上的反對派，也沒有傳統共同體形式來對其進行制約，它憑藉全面恐怖的體制深入到生活的所有層面。（阿27）分析源於事實，而不是預先形成的觀念。
阿倫特維護自己區分差異的能力，把極權主義視為偉大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一種「理想型」。她區分出極權主義的理想型，使之有別於暴君制和威權主義體制。（阿30）
極權主義的要素：1、意識形態，拒絕意識形態命令之外的一切法律；2、全面恐怖，不會放過居民中的任何部分；人們的政治熱情越少，暴力和恐怖的誘惑就越大；3、人類天然紐帶——家庭的瓦解；4、官僚政府，無人負責的政府破壞個人判斷和個人責任。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實際上成為圍繞《極權主義的起源》展開的故事的一部分。她的備受爭議的結論是：艾希曼是一個不假思索地服從元首的平庸之輩，反映了惡劣的德國道德環境。（這一結論引起激烈的爭論）
無思就是內心對話的缺失。當人們不能從自己的內心聽到反對作惡的聲音，進而聽不到來自他人的反對時，在這種「每個人都無思地臣服相信別人所說的和相信的一切」的情況下，他們已經準備好做和其他人一樣的事——包括謀殺，甚至大屠殺。這些平庸的人與邪惡的人極不相同，邪惡的人封殺一切反對之聲。會思考的人們以抵抗者、不參與者的姿態站在以上兩種作惡者的對立面，從而保持著自己內心的和諧（阿131-2）
惡之平庸性和惡之極端性、絕對性是什麼關係？阿倫特在探討這樣一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這種體制、制度造成的惡和公民的個人責任是什麼關係。極權主義體制，本身就是一部造惡機器，它想要把所有的人都變成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個機器運轉起來，會絞殺人們的生命和思想。
平庸的惡是極權統治的民情基礎，正如托克維爾意義上的基於基督教信仰的自由的資本主義精神作為美國共和民主制度的民情基礎一樣。最主要的根源是那樣一種統治造成的，因為這樣一種統治最需要的就是這種作為極權主義基礎的、阿倫特把它叫做「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無結構的群眾」。作為這樣一種統治，它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群眾，他們是極權統治的民情基礎。
當時阿倫特還未思考心理探究的方法，但在十五年後，當她在最後一部著作《精神生活》中回過頭來重新考慮艾希曼時，採用了哲學心理學方法來分析這一案例。《人的條件》（1958）對無思的定義：「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來是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徵之一。」人們需要罕見的勇氣和真正的思索才能夠不捲入這種平庸大眾及其不假思索的惡的行為在整個社會表層彌散的潮流。（阿4）
對歷史的看法：多數知識分子認為，總是有「過去的教訓」能讓我們借鑑，銘記過去就不會重蹈覆轍。這種想法低估了思考的重要性，關鍵不僅僅在於記住過去，而在於思考過去，揭示它的意義，從而避免陷入重走老路的衝動，而那些只有記憶而不思考的人很容易陷入這種衝動。（阿9）康德：「愚笨不可治」。
二、個人的思考，是擔當人的道德責任，是人的本質屬性
無思，輕率，是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危險，甚至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中。不加思考，特別是喪失了保衛其議會制度的美國革命起源和憲法傳統的歷史記憶。（17）良知是個人的事情。
艾希曼既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又不是在刻意為害；他只不過是屈從於主流規範和元首意志，因而根本不能了解自己行為的意義何在。他不是惡魔，只是無思之人。（阿75）「惡的本性或許是人生下來固有的，而這種遠離實際和無思能比人的一切惡的本性造成更大的破壞力——這正是我們從耶路撒冷可以學到的一個教訓」。（艾289）無思之惡甚於人的惡之本性。艾希曼乃是不可寬恕的；他是一種以罪惡國家的代理人身份出現的新型罪犯，犯下這種新型的反人類罪，侵犯了人類處境的基本秩序。「不（僅）是因為他們殺死了上百萬人民，而是因為他們侵犯了人類秩序。」（艾272）
這裡不可不強調對左禍的防範：一種具有烏托邦特徵的「同情心的熱情」——其美麗的辭藻賦予人民力量，最終是促進狂熱者的力量。（18）艾希曼稱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理念而活，時刻準備為他的理念犧牲所有。他曾對審訊警官說，假如命令他處死自己的父親，他也會照辦。為自己的「理念」犧牲猶太同胞乃理所應當之事。艾的三位法官之一哈拉維看來：站在審判席上的魔鬼到頭來竟是個「理想主義者」，出賣自己靈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艾42-3）
「他年紀輕輕已經完全有能力學任何東西，但是關注所有的事情只能為他的偏見提供更多的支持，而不能再吸收任何具體、事實性的東西」（20）。這種年輕人何其多矣。須知：無思之惡也源自人性的弱點：懶惰（思考很累，反思/否定既有更累且痛苦），導致墮落。
「自我準則」：自我準則是道德的經驗核心。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與天賦和智力無關，它簡直就是善於思考的自然結果。「道德關涉的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在最後的分析中，正確與錯誤的標準，也就是我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它既不取決於我與那些我周圍的人所共同認可的習慣和習俗，也不取決於上帝或人類起源的指令，而是取決於我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換句話說，我不能去做某件事情，因為假設一旦做了這些事情，我就再也不能夠自重」。（22）意味著個體所擔當的道德責任，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則，決不做任何有辱自己的事情，也絕不做自己不能承受記憶的事情。（阿140-41）「在思維過程中，我明確地將自己規定為一個人」，阿倫特告訴人們：獨立思考和判斷、保持自尊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只聽從獨裁者意志的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他不具備道德品質：因為他拒絕了責任。無思，意味著遠離政治。
她著重探討這樣的一個關係，艾希曼這個人，如果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作為一個個體身上，他是一個極大的惡的形象，就像是一個魔鬼，這個時候就意味著歸結到一個個體身上去了，而實際上它背後強調的是個人在體制當中作為體制的一個環節、一個齒輪，這是什麼樣的關係。阿倫特並不是想說誰的責任更大，或者說用體制之惡遮蔽個人之惡，而是重在探討集體的罪惡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係。在她看來，這樣一種極權之下，所有人都會面臨這樣選擇的難題。當你參與政治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這個時候個人應該如何做?
阿倫特把惡之平庸歸結到不思考、思維的匱乏。她所說的思維是一種人的自我反思，人的思維。在她看來思維有幾個特別重要的作用，一是她在書中說的——「揭露一切未經審問明辯之意見的偏頗」，有一個糾正偏頗的作用，這些偏頗是沒有經過思考造成的；把那些我們習以為常，而且經常冥頑不化之價值、學說、教條，信念的偏執迷妄加以剷除，這是思維最重要的作用；同時她說思維活動還能醞釀出良知，也就是說你能夠去分辨善惡、分辨是非；當然還有就是第三個層面，思維活動還能夠確保人的道德的完整性，保持人性的完整以及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
三、「愛這個世界」——參與公共事務，進入政治領域
愛這個世界是指愛自由的、多元的世界。阿倫特頭腦中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也是無從迴避的問題）：思考行為，這種在檢查任何發生的或引人注意的事情的習慣，不管它有什麼結果或具體內容，是否屬於幫助人們不去作惡的條件之一，甚至實際上「決定」人們去反對作惡？（《精神生活》5）預防因不假思索進而缺乏判斷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思考、意志和判斷這三種行動在相互制衡中彼此之間的關係：思考給判斷和意志提供了可供選擇並加以判斷的「思想事物」；意志給思考和判斷提供了自我的性格，從而給對話式思考並便於交流的判斷提供了基礎；判斷有助於建構公共領域，即政治自由的領域。
阿倫特認為：與其他一切精神能力相比，判斷力尤其需要在與他人交往當中來磨練。一個人若擁有這種交流的經驗，「擴展的精神」，就能夠超越感知的主觀性和個人性，從而獲得一種被稱作「常識」的認識（康德的術語是共通意識）。判斷力正是這樣一種素質，它能使人成為康德理想中的世界公民。判斷力意味著運用你的想像力，從他人的角度觀察事物（判斷力和想像力彼此相連）（阿115）
這一概念源自康德：多樣性是這樣一種精神狀態，在這種精神狀態下，自我並不只是沉浸於自身當中並把自身視為整個世界，而是把自己當作一名世界公民。（阿116）在對演繹性判斷與反思性判斷進行區分時，康德表現得像一個診斷醫生：一個不能進行演繹性判斷的人是愚笨的。例如，在看到一個由一人到一黨實行統治、要求所有人服從、對軍隊和媒體實施控制、壓制異見的政體時，說「這是獨裁」。愚笨的人則會陷入持續的退化，「愚笨不可治」。康德認為，一個不能反思判斷的人不是愚笨，而是精神失常。治癒精神失常，無論是醫療性還是政治性療法，二者都要求克服對世界的疏離，與他人重建聯繫、共享世界。阿倫特把這種想法推向極致：朋友圈子應當善於或有能力進行反思性判斷，選有這樣判斷能力的人做朋友——判斷是友誼的織機（阿118-9）。意見是對判斷的表達，並非最終真理；它們的無限開放性正是它們本質的一部分，因為它們紮根於人類的多樣性當中。（阿125）
將此引入我們關於惡的思考，有一個直接的關係，就是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這也是阿倫特非常明確的觀點。她認為政治是作為人最重要的屬性，人是作為政治動物存在的，他要參與政治生活。政治性和公共性在阿倫特那經常同時使用，因為她認為作為政治的人，要生活在政治共同體當中才是真正的人。如果「沒有與他人共享的現實，真理便喪失了全部意義」。（阿21）
在黑暗時代中從那些「幾乎在任何情況下」能夠用他們的生命和作品露出和點燃亮光的男男女女那裡，「我們有企盼光明的權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也有企盼光明的權利」。阿倫特自身就是一個光源。
重溫哈耶克：在哈耶克看來，計劃經濟（指令性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借用這樣的表達，我們可以說：不思考，是通往邪惡之路，這是對惡的一種理解。阿倫特所研究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體制，本身就是一部製造惡的機器，它想要把所有的人，把他的部下都變成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個機器運轉起來，會絞殺人們的生命和思想。每個人都變成螺絲釘，一個螺絲釘就是一個機器的零件，它怎麼可能有自己的主張見解和思考。而且這個螺絲釘非常的自覺，就像《雷鋒日記》裡說的，「我要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黨把我擰在哪裡，我就在哪裡閃閃發光，永不生鏽」。這個螺絲釘還不用別人來擰，它自己擰的特緊，而且把自己弄的閃閃發光，這就是極權體制下作為個體的一種處境，不思考就會導致這種螺絲釘的命運。這個過程當中，阻礙你成為齒輪、成為螺絲釘的唯一障礙就是思考。或者說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動性是對極權體制、對變成齒輪和螺絲釘的最大阻礙。須知作惡的機器一旦開動起來，就要絞殺言論，絞殺肉體，甚至絞殺思想，我們每個人都在劫難逃；反之，如果每個小齒輪都慢一拍，都松半圈，就有可能阻止其開動。這是避免平庸之惡的可能性，但是困境在於，齒輪和螺絲釘是沒有思想的，這是一個巨大的悖論。
阿倫特指出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灌輸對於人的根本性的摧毀，即對於人的心智、頭腦的根本性摧毀，這也是最大的惡行。這導致在現實中，罪惡的實施者中並不只有惡魔，還有白痴和笨蛋，這也必將造成普遍災難性的後果。平庸之惡與極端之惡相互建構，互為因果且加速推進災難性的進程，造成舉國性悲劇，造成人性泯滅，道德淪喪。
當我們閱讀阿倫特時，世界的大部分已經擺脫了極權統治，但人們依然需要阿倫特（也是哈耶克）式的警醒：自由世界並非萬保無虞，極權主義的土壤依然存在。讓我們記住阿倫特的預言：「即便在最安穩的民主國家裡，極權主義要素也一直伴隨著我們，只不過它們不再以20世紀中期的形態出現」。（阿33）阿倫特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保持人的尊嚴、保持人的根本屬性是克服平庸之惡的必然選擇。即使在至暗時刻也不要放棄對光的追求；即使在普世之光照耀之時，也不可逃離公共領域；即使在極權軀體的倒塌已然發生之處，也不要忽略，其腐爛發臭的遺體和污染還將長久地存在，而且極難徹底清除，因為它訴諸固有的人性之惡。
2019年春季
漢娜·阿倫特著：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積極生活 Vita Activa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