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大肆炒作#高校外教違反防疫規定被限期出境#，各種污穢的評論不堪入目。我不認識這位在四川任教的外教，對這則新聞最初的想法，也許是文化隔膜或語言不通，導致雙方對於防疫措施，或是疫苗接種分歧太大，尤其因為老外面孔，疫情期間出現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少數民族的地方。
我不願意用惡意去猜測外教的「種族主義」用心。時隔多年，我依然對在廈門大學曾經給我上課的幾位外教，懷有很深的敬意。我也相信，在中國高校有正式教職的外教學者，大都對跨文化交流持有善意，對中國文化有認同。
因此，我也好奇，在網絡查找到這位叫Emily Jane O』Dell（艾米麗）博士曾發表的文章。原來，她在去年疫情之初，也以第一人稱寫過在中國如何安度疫情大隔離的日子，她對中國文化其實有很親善的理解，每到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都喜歡穿著當地服飾，解讀當地民俗文化，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東方主義表現，或是很多人標籤的第三世界代言的「白左「美國人。
但是，我也在她文章，留意到她自述有罕見皮膚彈力病症（Ehlers-Danlos症候群），很擔心如感染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被迫治療，可能引發併發症。她也強調自己諮詢過的中國醫生，從來沒有治療過這種病。
在我的猜想中，可能正是這點顧慮，加上藏區對於對於外國人，尤其在疫情期間外國人活動的多重猜疑，才加重了雙方的衝突和矛盾。我無意為任何一方辯解，只是試圖尋找跨文化衝突的可能誘因。
如下是她於2020年2月7日發表的文章節選，供參考：
在隔離與地震之間:在中國的冠狀病毒生活
我並無計劃在漫長的寒假期間，因為中國爆發的冠狀病毒爆發而結束我在這裡的生活。我曾計劃在幾周內將一對一的語言課程增加到每周五次，然後乘飛機去越南峴港海灘休息一下，再開始我的春季課程。相反，我被隔離在中國西部四川的家中，四面八方都設置了路障，坐在我舒適的輪椅和屏幕上，看著冠狀病毒肆虐全球。
一月份最後幾天，當有關冠狀病毒在武漢爆發的消息傳出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被捲入了一場正在上演的全球大戲。我曾經在黎巴嫩經歷過24次爆炸，在阿曼被折磨(美國大使館救出)，在偏遠的蒙古被一隻瘋狗襲擊。由於厭倦了創傷，2020年9月我搬到中國，在四川的道教寺院裡和功夫大師們一起練習太極，享受寧靜的沉思生活。現在，突然間，我發現自己距離一場可能的流行病只有八個小時的火車車程。我迅速進入了危機模式，並確保囤積物資。
我已經有了一大堆口罩，剛搬到四川的時候，我很擔心冬天的污染。我還帶了美國產的護目鏡和橡膠手套ーー我去過大約60個國家，總是試圖為任何事情做好準備。為了獲得食物，我漫步到當地的農貿市場ーー那裡的農民在卡車後面賣水果和蔬菜ーー裝上了花椰菜和胡蘿蔔。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直到人數開始攀升，國際大眾媒體得到了消息，引發了恐慌的瘟疫，把反亞洲的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從木板上抹去。
我在 Sinophobic看到的「中國」，以及西方社交媒體上的反亞洲種族主義詞彙，並不是我所生活的那個國家。在中國的每一天，我都依賴於中國同事、朋友、學生和陌生人的慷慨、善良和同情心，並為人們願意不遺餘力地幫助我而感到謙卑。關於骯髒的亞洲人和蝙蝠湯的種族主義笑話(社交媒體上流傳的那個臭名昭著的視頻是在密克羅尼西亞拍攝的，而不是在中國)，以及對如此眾多真正令人痛苦的黃禍的冷漠漠視——21世紀形式。一位美國朋友說，在你意識到這一點之前，我們將把所有中國人關進拘留營(就像我們對日本人做的那樣)。不僅僅是美國，歐洲、韓國和菲律賓的反華情緒也在上升。
對野生動物市場的聳人聽聞的報導，比如在武漢，人們認為病毒是在那裡出現的，忽視了所有的文化或歷史背景，轉而使用陳舊的種族主義比喻:看看那些骯髒的、貧窮的人們在吃噁心的東西。當然，不尋常的烹飪食材，源於對低卡路里攝入量的適應，而饑荒已經定義了中國王朝和現代歷史的許多時期。許多美國人沒有意識到，中國的老年人經歷了大饑荒，而他們之後的幾代人也難以獲得足夠的營養。
我自己不喜歡吃肉，但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我都曾經親眼看過各地人享用著青蛙腿、蝸牛、駱駝肉丸、公羊睪丸、馬肉餃子、發酵鯊魚和鵝肝醬，我對此感到震驚ーー顯然，這種雙重標準是不公平的。雖然人們通常認為中國到處都是骯髒的動物內臟，但實際上，我這一周都是在外面吃美味而營養的食物:中式素食、素食印度菜、美國披薩，甚至還有德州墨西哥玉米煎餅(配上美味的酪梨醬)。
種族主義者指責中國人不關心環境和野生動物，這與我每天在校園裡看到的現實背道而馳，在四川省當地的熊貓保護中心，在中國西部鬱鬱蔥蔥、景色優美的道教寺廟裡，我去那裡放鬆和打太極。事實上，今年秋天我在中國教了一整門關於自然的課程——從 Anthropocene（人類學）到反自然主義等等。我的學生寫了關於保護野生動物，保護亞馬遜(世界的肺!)的文章，減緩城市化進程減少碳足印。他們還寫了關於克隆嬰兒的生物倫理學，人類死後的機器人身體，以及大腦-計算機接口。氣候變化帶來的世界末日般的威脅，正使全球年輕人變成環保主義者，中國也不例外。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為了避免感染冠狀病毒，我被隔離在家裡，每次我出門，我當地的環境似乎都在變化。首先，我們住宅區的大門被用大木板封死了，除了一扇大門，現在有一張長長的桌子把守著，桌子上的監視器正在檢查居民的身份證。接下來，我家附近的一大片地方豎起了大型路障，切斷了我們進入當地農貿市場的通道，只有那些街道的居民才能進入。廢棄的街道和封閉的商店確實像是殭屍末日。當我和同事去日本一家超市採購食物時，他們在門口給我們量體溫，並在我們的手上噴灑抗菌凝膠。我們還應該報告我們的日常位置和身體狀況。儘管這一切看起來令人震驚和言過其實，但令人欣慰的是，在遏制該病毒方面採取了如此協調一致和強有力的對策。
並不是我身邊的每個人都滿足於等待它的結束。許多外國人已經逃往泰國和韓國ーー任何地方，在這一點上，這將帶走他們。越南航空取消了我去海灘度假的機票。這些逃離的外國人和航空公司是不理智的還是採取了明智的預防措施？在我們這個8100萬人口的省份，只有一位86歲的老人死亡。面對這樣的統計數據，戴上面具是不是很荒謬？經驗豐富的外籍人士告訴我，他們預計這一數字將在未來幾周達到峰值，然後逐漸減少。
當我搬到中國時，我遇到了那麼多的外國學生和教授，這讓我很震驚。我在校園裡說過印度尼西亞語、塔吉克語、印地語和波斯語。事實上，今年夏天我在蒙古大草原上一個偏僻的蒙古包里做研究的時候，我拜訪了一個住在附近蒙古包里的遊牧家庭，他們的女兒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ーー她在暑假的時候從中國免費學習回到了家裡。大多數來自亞洲和非洲鄰國的國際學生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中獲得了慷慨的獎學金，而在美國，大多數國際學生必須支付學費。
西方媒體將中國描述為同質化和排外的單一維度，掩蓋了中國廣泛的外交政策影響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國內知識產出——他們正在向中國公民和外國人的教育投入大量資金。今年秋天，當我在中國教授一整門關於非洲的課程時，四十個名額都被選上了。從翻譯衣索比亞古典文學和製作大金字塔的3d版畫到描寫南非的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自由鬥士，我的中國學生對非洲的濃厚興趣重新燃起了我對教學的熱情，讓我在全球背景下更深入地思考中國。
有這麼多好事發生，我不想離開中國ーー因為沒有什麼地方是我更想去的。然而，我必須承認，當5.2級地震襲擊成都，讓我坐在輪椅上蹦蹦跳跳的時候，我確實是因為擔心自己的生命而收拾行李的。像四川的其他人一樣，我不得不在一瞬間做出決定:留在室內，冒著被活埋的風險，還是戴上口罩出門，冒著遭遇大量冠狀病毒的風險？地震發生後，中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新年決心從買大房子變成了活著。
雖然我確實打開了行李，但我意識到:即使我不得不跑回去美國，也會有許多障礙擋住我的去路。通過機場感覺很危險，因為我有一種罕見的皮膚彈力過度症，我不知道我的變異膠原蛋白會如何與病毒相互作用。用我的遺傳學家的話說:「我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未知的領域，當然，最好的治療方法是不感染。」
在中國，我諮詢過的醫生從未治療過這種綜合症，如果我在這裡或鄰國需要治療，可能會出現併發症(可能是致命的)。
即使我自己回去美國，萬一在途中感染病毒就醫，我也不會有醫療保健，住院治療也可能讓我破產。畢竟，缺乏全民醫保每年導致4.5萬美國人死亡ーー這比只有十幾個美國人感染的病毒更為緊迫。
坦率地說，我對回到美國的家鄉感到徹底的恐懼。今年夏天，當我從國務院資助的蒙古研究回來時，我被拘留在甘迺迪機場接受審訊。由於週遊世界，疲憊不堪，坐在頸托和輪椅上，我仍然不得不忍受一個小時的時間——（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用令人不安的伊斯蘭恐懼症和卑鄙的種族主義盤問，他們無知地認為蒙古是一個穆斯林國家(「那裡有佛教徒？我不知道。」)ーー他們也覺得伊朗人應該講阿拉伯語(波斯語，你這個白痴)。他們還想讓我說出我五個常春藤盟校學位的所有課程名稱。
「但你真的是在俄羅斯，不是嗎?」那個白痴般的詢問者從我的包里拿出一份蒙古文報紙，他一點也不知道蒙古文也是用西里爾文寫的。
當我問他們，美國那周發生了兩起白人男性恐怖分子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之後，他們在做什麼時，他們看著我，好像我有兩個腦袋一樣。
在這一點上，我寧願在中國死於冠狀病毒，也不願面對美國邊境上令人寒心的法西斯主義，或者其腐敗和不人道的醫療系統的侮辱。
為了應對冠狀病毒的爆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中國共產黨是「我們時代的中心威脅」。據我所知，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在多條戰線上發動戰爭，破壞中東地區的穩定，並挑起不必要的貿易戰。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這次冠狀病毒爆發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將加速美國就業崗位的回歸。利用病人的死亡和痛苦來進行政治遊戲是一種卑鄙的行為ーー這種無情的生物政治損害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在國外的形象。
因此，儘管我本應該在越南的海灘上度過這個月，我卻被困在四川的室內ーー但我充分利用了這個時間趕稿寫作。我甚至利用有限食材開始了一個冠狀病毒檢疫食譜。我沒有看新聞，而是在網上聽尼姑講佛法，她們溫柔的聲音提醒我，我們總是處在一種變化的狀態中，安全是一種幻覺ーー我們總是離死亡只有一個可能的時刻。
我認為這種病毒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讓我們思考一切變化的速度有多快，以及我們在不同地區和全球鄰居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有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