嬸嬸找我幫忙，說孫女幼兒園入學需要在手機上操作，她自己老了又不懂怎麼操作，孩子媽據說手機又經常斷網，沒辦法弄。她自己不會，我相信是真的；但要說她兒媳，平時打遊戲、刷微信時手機都正常，要給孩子報名了就壞了，這恐怕誰都不信。
本來我也不想揭破，就這樣幫一次，然而仔細閱讀完報名流程後發現，入學需要法定監護人填寫並手機認證，最後還要法定監護人陪孩子去現場。既然每個環節都牽涉到監護人的參與，那我建議他們還是自己操作，簡單直接多了。
我原本以為這只是小事，自己也已將事實講清楚，但結果卻是：嬸嬸一次次地打電話來，說就算求我這一次，幫幫忙。家族裡的人都知道，她兒媳曾經鬧離婚，為了挽留，這些年來嬸嬸對這個兒媳的任何要求都不敢稍有拂逆，孩子也都是老人出錢出力在管。
恐怕正是她一味縱容的態度，造成了這樣奇怪的家庭內部關係，但不論如何，我沒有必要同樣遷就縱容——事實上，我試圖耐心地跟她解釋，為什麼縱容不是一個好辦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未嘗不能推動一點改變。
顯然，她並不想聽我說教，雖然我確實是真誠地給她建議，但從她的立場出發，恐怕只是覺得自己兩頭吃癟，都是不好惹的角色，自己命好苦。兒媳似乎已經成功地在她心中種下了恐懼的種子，以至於她根本想都不想是不是嘗試說服兒媳自己報名，聽我講完後，她就說了一句：「如果你不方便，我就去想其他辦法。」——想來是轉頭去求其他親戚。
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僅僅是茶壺裡的風波，但掛上電話，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為什麼在中國社會，說理常常很難推動什麼變化？
雖然我費了不少口舌，也跟她反覆講道理，但我感覺她一心想讓我給她辦事，只是出於禮貌裝作在「聽」——要不是有所求，她估計才懶得聽。
我很早就發現，和上一輩人講道理是講不通的，都非常固執、一意孤行，你必須按他們的原定計劃辦，沒有商量的餘地，耐心地「聽」完其實僅僅是走流程，因為你講或不講，都不會改變什麼。有時，在費了好大勁之後，他們似乎被說服了，但事後發現，其實一點都沒改變，最多就是有那麼一陣他們覺得不無道理。
和朋友們感嘆起此事，結果，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覺得「勸一個老人改變想法，是沒有必要的事」。
有一位說：「你還費這工夫，我早放棄了。我爸就很頑固，他的大量想法都很不符合現實，卻有自己的一套邏輯。我試圖和他溝通過，發現怎麼都講不通。再後來，我發現，其實他在意的根本就不是這件事是否能辦好，而是他在整個家庭權力結構里的地位問題。後面那個事兒解決不了，前面這個事兒就沒法說——我想了想我能不能解決後一個問題，結論是不能，所以前一個問題我就放棄了。」
這樣固化的認知深深嵌入在原有的權力結構中，以至於他們對任何改變的鼓動都無動於衷。因為如果你指出這現狀不合理，他們的反應則是混雜著無奈與務實的嗤之以鼻：「我也知道不合理，可是沒有辦法啊！」
這就迴避了對現實的價值評判，因為他們假定自己別無辦法，「理」因而就失效了，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這就完全無視了你的主動性和個人意志，因為不管怎樣，你別廢話，照做就是。
不僅如此，在我們這邊看來是「溝通無效」，但在對方看來是卻是有效的——他們成功捍衛了自己，沒有被觸動、被說服。神經性思維的特徵就表現為思維和感知上的僵硬，幾乎沒有變化，但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調整自我認知的能力，反倒常被誤認為是堅定。
理解別人也就意味著改變自己的決定，所以在家裡做長輩在職場做領導的一般都自動選擇不理解不進行換位思考，生活中很多時候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但是這種沒有用對於維持社會結構穩定恰恰是有用的。
身處其中的人，已經自覺地將這些都內化了，變得沒有任何質疑，這說到底其實是一種對權力的奴性。就像我嬸嬸，在我這裡吃了閉門羹的結果，恐怕她心理更有可能的不是恨自己兒子兒媳，而是會恨我——「你明明可以給我辦，知道我很難，卻還從中作梗，硬不給我辦。」她已經默認兒媳是根本無法推動的，兒子則全家人都默認他無須承擔責任，因為他無能，於是原本最應當負責的孩子父母撒手不管反倒不成其為問題了。
我有時真的很震驚，有些人似乎可以隨意搪塞一些理由，而只要他提出了理由，這些說辭就理所當然被其他人接受了，不管是多麼荒謬的說法——就好像我嬸嬸的兒媳說自己手機會斷網、怕填錯了、不會填（說出這種託詞的家長難道不覺得自己很丟臉嗎），而嬸嬸轉頭就說她兒媳真的不會，你必須幫忙。這些一旦被默認，就好像不再質疑其原本應有的責任了。
有必要說明的是，並不只有老人才會這樣，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一件事一旦成為「慣例」，仿佛就獲得了免於質疑、改變的特權。
其結果，中國人都習慣了「忍」，再難忍受的種種不便、不合理，想到要改變它得多麻煩，再想想都忍了這麼久了，算了，再忍忍吧。雖然無數小事的解決最終可能遠比自己想像的要簡單，但不到忍無可忍爆發出來，好像彼此都能默契地一直拖著。
這是一種對現有權力結構欠缺反思、質疑的思維取向，甚至連稍稍改變的可能性，都怯懦地不敢冒出一點念頭；與此同時，看起來奇怪的是，它往往還以一種老氣橫秋的態度示人，嗤笑那些意圖推動變化的人是「不現實」或「不知道難處」。也許在某些時候，這的確不無道理，但以「現實」來裝點自己無所觸動的姿態，其實也可以說是在掩飾自身缺乏勇氣。
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對話往往歸於無效，因為既然默認結構毫無變更的可能，那麼就算知道「道理」也仍然沒有用處，只是「正確的廢話」，又或更糟的，被看作是脫離實際的冗長說教。
這意味著，如果要讓這種溝通對話有效、推動哪怕是點滴的改變，本身就需要每個人成為具有反思能力、行動能力的個體，否則，他們就像鵝卵石一樣，即使在水裡浸潤了再久，內在仍然是不可滲透的。
《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中，談到「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為何如此之難」，為什麼中國社會中，有時普通朋友之間還容易達成理解，最親近的人比如父母卻反而不理解？人類學者項飆認為，其實理解是自然的，「他們當然知道，他們不是不理解，他們完全具備理解的能力，而是拒絕理解」。越是親近的人，往往越難擺到對方的位置上，也更容易牽扯到各種顧忌（諸如面子、利益、鄰居的看法），正是這阻止了人們理解他人，並在事實上拒絕溝通。
確實，這在中國社會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關係緊密的熟人社會中，一個人說什麼話、說的話是不是起作用，往往都與其相對的身份地位相關，嵌入在現存的權力結構之中。
只有我們逐漸學會反思那些既定現實，擺脫利益的牽扯，才能就事論事地分辨哪些是有價值的建議，進而推動改變。這一切的起點，應當從不拒絕理解、能採納他人建議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