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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見的「一打三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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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遠眺

1970年,在全國開展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叫做「一打三反」。當年的1~2月,下發了3份中共中央文件:《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指示》。文件的額頭是毛主席批發:「照辦」,上部是紅色的標題「毛主席語錄」,語錄分別為:「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鞏固地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我所在的雲南燃料一廠,是一家三線國防廠,當時是由軍代表組全權領導一切工作。軍代表組聞風而動,按照中央的部署,迅即在廠開展了這場來勢兇猛的政治運動。

軍代表組共5人,來自不同的部隊。組長常禎祥兼任廠革委會主任,負責全盤工作,事情多,忙得很。所以由分管負責政工的軍代表孫某某全權領導「一打三反」運動。在整個運動中,幾乎全廠的人都認為,「一打三反」就是孫代表,孫代表就是「一打三反」。

孫代表,年齡40歲上下,個子不高,人偏瘦,皮膚白,大眼睛。我見到的他始終都是一付似笑非笑的表情,還有那雙任何時候都帶著警惕的眼睛,流露出這個世界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是可疑分子的神色。孫來自省某重點監獄的保衛執勤部隊(原為武警,文革前合併到解放軍)。這種態度就不奇怪了,他是出自無產階級專政的職業習慣,把職工當作勞改犯看待。

職工本來不打聽軍代表的來歷。但剛好該部隊有一位戰士轉業在我廠,據說在監獄時犯下重大過失,來廠後分配當了工人。這下子原部隊的老首長到了廠,就去找老首長哭訴委屈。孫代表就安排他到保衛科當幹事,大家就知道了孫代表來自某監獄的保衛部隊。

那時的運動,都有一套基本固定的程序:成立領導小組、運動辦公室。召開全廠大會,傳達中央文件,進行思想動員,作出戰鬥部署。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大批判。辦「學習班」(關押「問題」人員),整理材料,組織處理等。

廠里的「一打三反」要打擊誰呢?那就要廣泛地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大檢舉、大揭發、大清查,同時進行內查外調。

檢舉揭發,實際上就是讓群眾互相拱、互相咬,大告密、大出賣。有四種方式:一是開會進行揭發,於是分車間開了許多次會,動員和聽取人們揭發。但這種形式效果不太好,大多數人不願撕破臉面對面地揭老底;二是設立接談室,聽取人們個別揭發檢舉,安排有政工人員值班,做記錄,還說「保證為揭發人保密」;三是掛檢舉箱,在廠的人群集中處掛了20多個木箱子。箱的上方開有一個指頭長寬的口,箱門有鎖。鑰匙由「一打三反」領導小組安排專人負責管理,只有他才能打開箱子取出揭發材料。據史書記載,唐朝武則天發明了銅匭,廣泛號召人們告密。她沒有想到的是,在1300多年後,她的這項發明竟然用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上來;四是貼大字報,但廠里的人們文化水平普遍不太高,大字報的數量不多,效果不那麼顯著。

內查是翻檔案。不是每個人都有檔案嗎?那就從檔案里查,查祖宗三代有沒有問題?查本人有沒有歷史問題?外調是根據查出來的和群眾揭發的問題,派人到事發地進行調查,找對方革委會開出有關情況的證明。

經過以上程序,哪些人有問題?有什麼問題?領導小組大體上掌握以後,就開始了運動最關鍵的程序——辦「一打三反」學習班。學習班,顧名思義,應該是一個學習的場所,但實際上是把人關押起來,隔離起來,限制人身自由。被關押的人們自嘲是「犯人」,說起碼是「犯了錯誤的人」。我姑且借用這個名詞。

於是,在廠生產區騰出一大一小兩間倉庫,和旁邊的幾間房子。大庫房住男「犯人」,小庫房住女「犯人」,另外的房子作運動辦公室和監管人員住宿。「犯人」都是打地鋪,在地上鋪一塊塑料布,自帶被褥,男監房睡了幾大排。大庫房還留有一塊地方作為開會用,擺了幾排木桁條(做檁用的方木條)供「犯人」坐,前面有一張桌子,當講台用。

我們每天可以看到監管人員背著槍,押著幾十個「犯人」沿著廠里的主要大道,從山上的生產區下來到生活區食堂打飯,打開水。那段時間,我們都膽戰心驚,小心翼翼,少說話多做事,生怕出點什麼毛病,也被弄進學習班去。

這些人有什麼問題呢?我所在的衝壓車間的情況是,某老轉(廠里對轉業軍人的俗稱)采草藥給附近龍潭村的農民治了病,收了一點錢,屬於「投機倒把」。某人在上下班隊列行進唱歌時唱了「我們走在大路上,汽車來了都不讓」,是思想反動。此外,在全廠範圍內有收聽敵台的,家庭出身有問題的,本人歷史有問題的,小偷小摸的,吵嘴打架的,愛喋二話的(雲南方言,意為發牢騷,講怪話),所管庫房丟了材料器材的,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在廠駐昆辦男女混居的。一位工人閒聊時說老婆是在戀愛時用了「特殊手段」得到的等等。反正只要被認為有問題,或看起來不順眼,就要進學習班。

進班的以自裝半導體收音機的最多。那時候收音機價格高還不容易買到,有人就買來元器件自己學裝,這本來是熱愛科學技術的好事情。但運動中就被認為是要收聽敵台。一間宿舍只要有一人裝機,同宿舍的六七人都有嫌疑,不容分說,統統關進班。

學習班每天的日程,是學文件報紙,聽訓話,逼迫交待問題,寫檢查,開批判會、鬥爭會等。據那時的「犯人」告訴我,逼供的手段主要是:押進審訊室,「動輒以嚴肅處理相威脅,拍桌子,打板凳,聲振屋瓦。」「多人圍攻,言語兇狠,聲色俱厲,壓力山大。」「不停地反覆讓你交代『罪行』,然後從中找出不一致之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令你惶惶不可終日。」

「犯人」進學習班的時間不等,有的幾天,有的呆了一兩個月。隨時有人出來,隨時又有人因新的問題被弄進去。學習班經常保持著50來人的規模。

學習班搞了一個多月,看看查不出什麼嚴重問題,運動深入不下去,更不要說取得重大成就,主持者可能感到有壓力。這時,就發生了「張曉靜事件」。

張曉靜,20來歲,是從曲靖東山煤礦招來的青工,初中文化,礦工兒子,「紅五類」,在廠機加車間當磨(床)工。因同宿舍的一個青工裝收音機,被牽連進了學習班。他認為自己沒有裝,有什麼問題?所以不大在乎,有點牴觸情緒,被監管人員認為是個刺頭。

有一天中午,孫代表在訓話。時間已過12點,大家正是肌腸轆轆,但孫代表好像談鋒正健,沒有結束的意思。張曉靜這天坐在前排的木桁條上,他面前有一個監管人員坐在椅子上。一下子,這位監管因有事起身出去了。張見椅子上有一張墊坐的報紙,就拿出鋼筆在報上畫起來。人在無聊的時候,喜歡寫寫畫畫,本來是很尋常的習慣。他畫了一小會,因為肚子餓,就隨手在報紙的白邊上寫了一些字,其中有6個字,張後來反覆聲明他寫的是「腹中肌來上餐」。

雲南由於農業不發達,糧食比較匱乏,許多人有隻吃兩餐的習慣。在縣及以下的地方更是普遍,甚至連黨政機關都是如此,這個現象直到1980年代初才開始逐步改變。我們廠里是開三餐的,但許多人不吃早餐。學習班的監管人員圖省事,就只押著「犯人」打兩次飯。大家沒吃早餐,這時確實很餓了。

孫代表看見自己訓話還有「犯人」不專心聽,膽敢亂寫亂畫。又是張這樣的刺頭,心中大光其火,便大步走上前去,抓起那張報紙就準備撕。他本想就此教訓一下張,結果拿起報紙一看,還寫有字。孫代表注意到三個字,「餐」字寫得很潦草,他看成了「蔣」字。張的文化程度不高,「腹」字沒有寫偏旁,成了「復」。這就有了「蔣」「復」「來」。

好!這下抓到了一個現行反革命,公然想要蔣介石反攻大陸,恢復蔣家王朝的統治。這還了得,馬上叫人把張扣在一間小房子裡,突擊審問,張當然不承認,說寫的是是肚子餓了想早點吃飯。但孫代表發了話,定了性,張的辯解有誰聽呢?

孫代表怎麼會想到是蔣介石反攻大陸呢?因為文革中的一段時間,國民黨台灣當局曾經派飛機到大陸撒傳單。雲南地處邊疆,中緬邊境有國民黨殘餘部隊活動,所以是撒傳單的重點地區。當時在陸良和好幾個縣境內,都有發現大量傳單的。有人看見過傳單,說是用道林紙印的,文和圖都印得非常精美。其內容可想而知。還有農民在山林里見到飛機拋下的副油箱,那薄鋁板光燦燦的,既輕又結實,找人抬回家用來存儲糧食。當然後來被公安機關派人來收繳了。為此,公安部門向轄區單位下發過內部通報,所以孫代表一下子就想到這一點。

於是,對張進行專門處理,大會小會批判、鬥爭、逼供。還把他捆起來,開了全廠的批判大會。七斗八斗,大斗小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攻心」。張的意志崩潰了,只得按照批鬥會的口徑,承認自己是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是為蔣介石招魂。

有了張的「認罪」,孫代表便安排向縣公檢法革命領導小組報案,遞送材料,要求予以逮捕判刑。

為什麼又有了一個公檢法革命領導小組呢?那是因為在文革中,認為公、檢、法三家互相制約,互相牽制,協同辦案,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利於黨的一元化領導。所以把三家合併,成立革命領導小組,一元化領導進行一條龍辦案。

這時,正是運動的高潮階段,公檢法部門面臨的壓力非常大,那麼多的地方,那麼多的單位,報來了那麼多的案子,他們正應接不暇。另外,可能也看出這個案子存在較多的問題,所有的證據,也只是那張報紙上的幾個字,不太像是反動文字。照現在的說法,是「證據不足」,所以就壓了下來。孫代表見公檢法不批,便動用行政權力,以革委會的決定,開除了張曉靜的廠籍。那時正是「政治掛帥」「政治可以壓倒一切」的時代,孫代表分管政工,要開除一個「反動分子」,革委會很容易就通過了。

與張同時被開除廠籍的還有一個人,這人是昆明市技工學校的畢業生,在機加車間當車工。技校生懂得一定的加工理論,又有實踐經驗,技術是不錯的。小伙子模樣清俊,現在的說法是個「帥哥」。他和一個女青工談戀愛,據揭發兩人多次發生兩性關係。被以「道德敗壞,亂搞男女關係」的罪名予以開除。

燃料一廠的「一打三反」運動最後被組織處理的除這兩個人以外,裝收音機「收聽敵台」的有9人,分別被處以留廠查看、行政記過、警告等處分。

幾年後,適逢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以「收聽敵台」被處分的人都按政策撤銷了處分。這位技校生來到廠里,要求為其落實政策。這時軍代表早已回了部隊,廠領導也換了人。現任領導考慮到他在昆明的就業難度較大,對人還是要給出路,便取消了當時的處分,讓他回來上了班。

這個小伙子再次談上了戀愛,又犯了同樣錯誤,且被人發現。那個年代,對這類事,看得比較嚴重。廠方根據當時的紀律規定,對男方再次予以除名,給女方也有行政處分。

幾年後,我有一次到昆明出差,在街上偶然碰見這位「帥哥」,他說在一個園林綠化小公司搞管理。

奇怪的是,我沒有見過張曉靜回廠來要求平反,估計是回到煤礦找到比較好的出路吧!

運動進行了三個來月,實在揭不出更多的問題,孫代表也就沒有多少心思來過問學習班了。班裡還有20來個不痛不癢的人,把人放掉好像是運動不徹底,不放就在那裡乾耗著。

這時又有了一股新的風潮,那就是普及革命京劇樣板戲。全國其它地方搞得怎麼樣我不清楚,反正在雲南比較風行。眾所周知,京劇樣板戲是江青「旗手」在文革的「偉大創舉」。只見昆明、曲靖的專業京劇團,陸良縣革委辦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都在排演樣板戲。省國防工辦有幾家廠也在躍躍欲試,我廠政工組宣傳組的幹事趙安家(後來當了燃料一廠的廠長)就提出要排演《沙家浜》。鑑於形勢,廠革委表示支持。

排戲就要有人,正好學習班剩下的這些人大多是各車間的文藝人才,唱歌、跳舞、器樂都比較在行。這樣的人平時的作風比較稀拉,有點吊二郎當,所以要弄進學習班修理一下。趙安家提出要人,孫代表就順勢下了台階,宣布學習班結束,除了參加排戲的以外,剩下幾人回了各自的車間。

幾十年後,我見到當年學習班最後的「犯人」,大家說起此事:「要不是趙安家,我們不知道還要在學習班關多長時間喲!」

燃料一廠的「一打三反」運動,實際上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一個縮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左」的錯誤的真實寫照。現在看起來,這種運動,問題多多。我只把其中三個較大的問題,分析一下:

其一是任意擴大階級鬥爭的打擊面。據《9824廠志》(9824為第一廠名)記載:這場「『一打三反』運動,先後進學習班的有256人」。「在『劃線站隊』、『一打三反』(原文未分開)中整有88人的材料,共1216份,5467頁」。而當時我廠職工總數為521人。按這個人數計算,全廠職工中有49.1%的人進過學習班,也即是近一半的人可能是階級敵人。我們這樣的國防廠,進廠時都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家庭出身一般來說比較好,本人也不會有大的問題。結果還有這麼多的人進學習班,難道還不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嗎!

其二是隨意限制人身自由。搞政治運動,單位都可以用組織的名義,成立類似監獄的小機構。不需出示任何書面通知,只要一個電話,打聲招呼,就可以把人關押起來。關押的名稱多種多樣,如停職反省、隔離審查、監護、進「牛棚」、辦學習班等等。這個機構可以私設公堂,對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進行審訊,鬥爭,批判,整材料,裝檔案,直至送公檢法,關監獄。充分反映了對人權的侵犯是何等的嚴重。

其三是肆意編造罪狀,栽贓陷害。在政治運動中,可以不顧事實真相,捏造罪狀,羅織罪名,構陷良民。而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義,由組織來進行的。我們的確不能說所有的案件都在誣陷好人,但可以說有相當多的案件存在著嚴重問題。這類例子,太多太多,舉不勝舉。遠的不講,就拿建國後的歷次運動來看,哪一次不是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

那時大張旗鼓地宣傳和貫徹過一段最高指示:要「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基層」。燃料一廠的「一打三反」運動,就是這段最高指示的最好註腳。

原載《昨天》第98期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昨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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