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關露和潘柳黛、蘇青等人並稱為「民國四大才女」，民國時期幾乎家喻戶曉。但是一念之差卻會帶來人生不同的際遇，回顧張愛玲和關露的一生，就可以看出在關鍵時刻的選擇，會使她們的命運發生多大的差別。
張愛玲歷經土改的殘酷逃離大陸
張愛玲出身顯赫，祖父是晚清名臣張佩綸，祖母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愛女李菊耦，自幼受傳統文化薰陶，才華橫溢。但她一生卻曲曲折折，見證了中國近現代史，漂泊於天津、上海、英屬香港、美國各地，曾就讀於香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受過良好的中西教育。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她成為上海當紅女作家，更是一個少有的、對中共有著清醒認知的知識女性，正如一位紀念她的網友寫道：「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張愛玲是前方的一道光。」
對於共產主義左翼思潮，張愛玲有著本能的戒備與牴觸，她曾暗批「五四運動」，形容這場運動猶如「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中共竊政的初期，出於對故土的眷戀，張愛玲並沒有離開大陸，因而成為中共統戰的對像。
1946年，張愛玲在溫州
在鑼鼓喧天的紅色「新政權」拉攏下，她在充滿疑慮的情懷下寫了《十八春》與《小艾》兩部「無產階級」小說，儘管小說的情節與結局配合了中共初期的主旋律要求，但在書中，她仍然大膽的揭露：「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一九五零年，中共安排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兩個月的土改運動，因而親身經歷中原農村土改中殘酷鬥爭地主，體驗革命生活。
中共殘酷鬥爭地主，示意圖
短暫的農村土改經驗，卻從此改變了張愛玲畢生的命運。這次的所見所聞讓她痛苦異常，她覺得自己無法「寫英雄」、「歌頌土改」，「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親身經歷土改的殘酷之後，她從一位革命的旁觀者，毅然的轉變為革命的決裂者。受不了中共的所謂 「自我教育」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二歲的張愛玲隻身逃離大陸，出境至香港。在香港，張愛玲寫出了兩部至今仍被中共列為禁書的小說《秧歌》及《赤地之戀》。
直言中共對中國只會造成更大的破壞
她以中共暴力土改、血腥的「三反」運動和韓戰作為兩部小說的時代背景，真實描寫了中共對中國人的折磨與精神控制，以及中共極權統治對人性與人權的極度摧殘。小說中，張愛玲對中共作出了極具前瞻性的預言。她寫道：「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
張愛玲後來定居美國。六十、七十年代，張愛玲再度走紅港台和海外華人世界，八十年代，中共有意邀她回國訪問，張愛玲回絕了。一九九五年，張愛玲於美國病逝，名垂青史，為後人追思景仰。
旅美文學評論家、一代漢學大師夏志清認為，「《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
被黨蹂躪一生的女作家關露
「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關露，如果不是被中共欺騙，她或許能成為一位名垂青史的女作家。關露的父親是滿清舉人，她和妹妹從小就讀書識字，在上海中央大學求學期間已在文壇嶄露頭角。後加入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共。
關露這位才華洋溢的熱血女青年，懷著滿腔熱血報效國家，彼時正值日軍侵華，那時的關露激情澎湃，面對日寇的侵略，她大聲疾呼：「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詞曾經為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關露奉中共和情報頭子潘漢年之命打入日偽特務機關做間諜，中共派關露策反日偽政權的李士群和丁默村，但這樣做的目地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拉攏李、丁。而自始至終，關露都不知道李、丁和中共已經有聯繫。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共黨接到密報，關露已經名列國民黨的鋤奸名單，因而安排她到蘇北解放區。熬過了幾年敵營生活，她終於回到自己人的身邊，她並不知道，自己要經受的煎熬還沒結束。
關露
一九四六年起，關露不斷的被中共關押、審查，被罵漢奸，前後長達三十六年。潘漢年曾對關露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關露選擇服從組織的安排：「我不辯護。」但她也一再要求中共公開她的地下黨員身份，都被中共拒絕。
一九五五年，關露被關進監獄三年，被反覆要求交代自己的漢奸生涯。一九六七年，六十歲的關露被關進秦城監獄八年。一九八二年，關露在平反後自殺。死前的關露孤苦伶仃，已經癱瘓在床了，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裡，整個手連筆都拿不了。
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經對關露表達過愛慕之意，但當關露結束潛伏生涯時，中共擔心王炳南將李士群與中共的秘密關係泄露給關露，命令王與關露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過是一捧可隨意碾壓的塵土而已。
關露畢生報效國家，殊不知報效的是中共，而中共只是利用熱血青年的愛國情緒，為其奉獻一生，一旦失去價值，就只是一顆無用的棋子。
關露錯了嗎？錯在哪裡？錯在黨國不分，錯在誤信中共謊言，錯在相信中共會建造一個最完美、最美好的社會，所謂的人間天堂。事實上，中共這些說法，只不過是為了讓所有中國人民為其奮鬥終生，利用了中國人的愛國情操，混淆了愛國、愛黨之別，讓中國人民誤以為中共等於中國，畢生只能作為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