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二戰已經結束了七十多年。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對很多國家的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影響久遠且不可彌合。一些納粹德國醫生更是未經允許，在數千名囚犯身上進行了痛苦且致命的人體實驗。
據統計，從1939年到1945年，至少有70個醫學研究項目在納粹集中營進行，涉及殘忍且致命的人體實驗。超過7000名實驗受害者被記錄在案，其中就包括猶太人、波蘭人等被納粹認為是「劣等種族」的人群，還包括政治犯、戰俘等被納粹囚禁的人群。
比如，為模擬德軍飛行員從高空墜落時沒有降落傘的環境，納粹醫生會把囚犯鎖進低壓艙，通過改變艙內的壓力，模擬上萬英尺的高空氣壓環境。實驗對象往往會因缺氧而死。殘忍的德軍醫生會在受害者尚存最後一絲氣息時，就對他們的大腦進行解剖，以證明高原反應是由於大腦某個部位的血管中形成了微小氣泡。
同樣，為找到有效方式治療進入低溫環境的德國飛行員，納粹醫生會對囚犯進行冷凍實驗。在長達五個小時的時間裡，他們將受害者赤裸著放入大桶冰水中，暴露於室外的嚴寒。當受害者痛苦地扭動，口吐白沫、失去知覺時，納粹醫生會測量他們的心率、體溫、肌肉反射等方面的變化。當一個囚犯的體溫下降到26.5攝氏度時，醫生們就會用熱水袋、滾燙的浴缸、甚至是強迫與受害者性交的裸體女人，使他重新恢復體溫。
這些實驗已經足夠令人髮指，然而，為了實現納粹德國扭曲的「種族優生說」，他們甚至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強制絕育實驗。
一封神秘的信
1942年6月23日，一封信被秘密送到了當時德國的二號人物、黨衛軍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桌上，信中寫道：「在歐洲目前近1000萬猶太人中，有大約2、3百萬人適合我們的工作強度。鑑於我們面臨的勞動力缺乏，希望把這2、3百萬人抽調出來，確保他們活著，可為我們工作」。
雖然信中沒有明確提到「應對這2、3百萬人實施絕育」，但信中卻直接寫道，「對於帝國認為的劣等民族，之前數年一直運用的絕育手段過於昂貴，而運用X射線的絕育方式不僅便宜，而且可以在集中營內大規模地操作」。
這封信立刻勾起了希姆萊的興趣，他立刻回信說，「我對採用X射線的方式非常感興趣，建議在集中營立即進行實驗」。
就這樣，一份備忘錄被簽署下發，任命Carl Clauberg（卡爾·克勞伯格）負責集中營的絕育工作，工作目標是要尋找一種方式，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對所有囚犯實施絕育。
注射絕育
Carl Clauberg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一戰期間，他曾是一名步兵。戰後他開始學習醫學，並在大學婦科診所擔任主任醫生。他在1933年加入納粹黨，後來被任命為柯尼斯堡大學婦科教授，在德國國內享有一定聲望。由於成功治療了一位黨衛軍高級軍官的妻子，1938年，他被介紹給了Himmler。
1943年6月，Clauberg給Himmler寫信，告訴他，自己對集中營女性絕育最佳方式的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只不過有些野蠻。
Clauberg的方法就是謊稱為女囚犯做常規的婦科檢查，然後藉機向她們的輸卵管內注射高腐蝕性的福馬林溶液。這會導致這些女性的輸卵管發生腫脹和堵塞，從而喪失生育能力。嚴重情況下，還會使其它器官衰竭，甚至造成死亡。
根據一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網站記錄，除了一些女性因這種方式死亡外，還有其他女性被故意以其他方式殺害，並混入這些被注射福馬林的女性中，目的就是為了讓屍檢報告混亂，無法得出女囚犯是因注射造成死亡的結論。
粗略估計，被Clauberg以這種方式實施絕育的至少有700人，即使是倖存下來的女囚犯，身體各個器官也受到了永久性傷害。
Clauberg甚至還在給Himmler的信中吹噓稱，一名訓練有素的醫生，在足夠的空間下，如果有10名助手協助，即使一天不能對1000名囚犯實施絕育，也至少可以完成數百人。
輻射絕育
另一個參與絕育實驗的納粹醫生是Horst Schumann(霍斯特·舒曼)。1942年，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女子醫院建立了一個放射站，男囚犯和女囚犯都被通知要接受X光檢查，卻並不告知檢查的原因。
囚犯們被要求站在X光機前5至8分鐘，高劑量的X光直接照射在他們的下體，使生殖器部位被嚴重灼燒。之後一些囚犯還會被實施手術，女性會被切除卵巢，男性會被移除生殖器官。
很多人因此死去，即使是倖存者，如果喪失了勞動能力，也會在不久後被殺掉。大約有1000名囚犯被實施了X光絕育，同時有大概200人進行了之後的移除手術。
除了Schumann，另一名醫生Viktor Brack（維克多·布萊克）也參與了用X光對囚犯絕育的實驗。他還曾向Himmler致信，介紹自己對X光射線使用劑量的研究：高劑量射線會摧毀女性卵巢、傷害男性睪丸，而低劑量的射線只會使囚犯喪失生育能力，並不會引起身體器官的灼燒。因此男性只需要X光射線500-600單位，女性只需要300-350單位，總共只需要在X光機前站2分鐘，就足以對生育能力造成致命的摧殘。
納粹原本的計劃就是在不知不覺中對囚犯實施絕育，使用高劑量X光就會暴露。為此，Brack提議把所有囚犯召集到用X光機改裝的櫃檯前，由機器後面的操作員，佯裝問詢囚犯一些問題，或者讓他們填寫問卷，同時悄悄打開X光機，並持續約2-3分鐘，以完成對囚犯的絕育輻射。Brack認為一台這種改裝的機器，可以每天完成150-200人的絕育實施，如果有20台機器，每天就可以完成3000-4000人。
倖存者的講述
納粹德國的罪行確實是被大規模地掩蓋了，直到戰後，很多倖存者才發現事實的真相。
倖存者Simon Rozenkier（西蒙·羅森基爾）就曾公開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當時還是個孩子的他被帶到一個房間，裡面有一張巨大的木桌子，房間裡有一股非常難聞的味道，地上還有很多從人身上取下的眼球。Rozenkier說他從其他孩子那裡得知，納粹醫生會做從不同孩子身上取下眼球，交換一下再裝回去。
很快，Rozenkier看到醫生走進來，手裡拿著一把小刀。他曾聽別的孩子說，有人被繩子拴住睪丸並被取走，好在這一幕並沒有在他自己身上發生。Rozenkier被要求在桌前赤身裸體地坐著，醫生在桌子下面，用手拿起他的睪丸，注射了藥物。即使他嘴裡開始不住地流出白色的液體，他也必須強忍著不能喊叫或發出任何聲響。如果叫嚷，納粹醫生就會在心臟部位直接注射藥物，讓不老實的孩子當場死亡——這些都是他從集中營其他孩子那裡學來的經驗。
周期性的注射持續了一段日子，在這期間，Rozenkier會得到比平時更好的食物。但在當時，他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直到戰後的1953年，他成了集中營的倖存者，結婚後打算和妻子生一個孩子，去醫院檢查時才被告知已經被絕育，不再具有生育能力了。此時的Rozenkier才明白當年納粹究竟對他做了些什麼。
Klara Nowak（克拉·諾瓦克）也有相同的遭遇。她在戰後成為了一名護士，但在集中營經歷的強制絕育給她帶來了很多後遺症，她不得不在52歲就提前退休。同時，她還得面對街坊四鄰看到她與孩子和孫輩一起生活時，四處議論她曾被絕育、而孩子非她親生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另一位作家和雕刻家Dorothea Buck（多羅西·巴克），2019年她在102歲高齡去世。生前接受採訪時，Buck說，在自己19歲時，一天在集中營醒來，突然發現自己肚子上有一道傷口。她和父母都被告知這是來自於闌尾切除手術。但後來她發現自己的闌尾仍在，醫生為她開得刀，其實是絕育手術。
Ima Spanjaard（伊瑪·斯巴賈德）2005年在接受BBC採訪時說，她當時在集中營里當護士，負責管理麻醉劑。她見到非常多漂亮的希臘少女，有些還是處女，卵巢就被X光射線灼燒，一些少女還經歷了化學藥物被注射進子宮實施絕育，一些人甚至因此死亡。
戰犯醫生的下場
1945年1月，蘇軍向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進發。納粹醫生Clauberg隨即逃離了奧斯維辛，前往位於德國境內的拉溫斯布魯克集中營繼續他的絕育實驗。二戰結束後，Clauberg試圖逃跑，最終被蘇軍俘獲，被判25年監禁。
就在人們以為罪大惡極的劊子手終於得到應有的懲罰時，1955年10月，蘇聯和德國簽訂了戰俘交換協議，Clauberg只在獄中度過了7年就被釋放。更荒唐的是，在媒體採訪被交換的戰俘時，他仍然鼓吹自己在生育控制和絕育方面獲得的醫學成就。
按照當時德國的法律，很難將Clauberg以謀殺定罪。最終在律師和檢察官的努力下，Clauberg在1955年以嚴重傷害他人罪被逮捕入獄。1957年8月，在等待審判時，Clauberg因心臟病發作死在了獄中。
另一個狡猾的納粹醫生Schumann在1945年1月於德國西部擔任軍醫期間，被美軍俘虜，卻在當年10月就被釋放。從1946年4月開始，他在格拉德貝克市當運動醫生。1951年，一份申請槍牌的文件暴露了他的身份，政府下令將他逮捕。
為逃脫追捕，Schumann做了三年海上醫生，獲得日本護照後逃往埃及，最終在蘇丹的喀土穆定居，還當上了一間醫院的院長。
1962年，在被一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認出後，Schumann逃往了加納，並得到國家元首Kwame Nkrumah（夸梅·恩克魯瑪）的庇護，直到其統治被推翻。1966年，Schumann被從加納引渡回德國，並於1970年9月在法蘭克福接受審判。不過他在獄中並沒有待多久，就因為心臟病和健康狀況惡化而出獄。最終在獲釋11年後，於1983年5月去世。
倖存者Rozenkier曾向拜爾和先靈醫藥這兩家公司，就戰爭期間他們協助納粹進行各種醫學實驗，並提供藥物的行為，提起訴訟並要求賠償，但訴訟最終卻被駁回了。
2000年，德國政府和美國達成了一項協議，為數十萬納粹大屠殺受害者設立了一個50億美元的基金。那些曾遭受納粹迫害的倖存者，每月可以得到一些額外的退休金。
而這一點點補償，對於這些倖存者身體和心理上所受到的傷害，又算得了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