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遭逢不幸的人，我們能夠給予的最殘酷的侮辱，莫過於表現出一副藐視他們悲慘遭遇的樣子。——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
1845年，愛爾蘭遭遇了一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它持續了將近5年時間，導致約100萬人被活活餓死在自己的家園，另有10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途中因環境惡劣，又有30多萬人喪生。這場饑荒讓愛爾蘭的人口整整減少了四分之一。
愛爾蘭大饑荒的直接起因是天災——一場突如其來的病毒，使愛爾蘭人維繫生計的主要農作物土豆腐爛和絕收。
然而，最終釀成如此慘劇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人禍——當年英國人的自私和傲慢，以及英國政府的冷漠與失德。
愛爾蘭大饑荒：愛爾蘭人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痛
愛爾蘭和英國的恩怨糾葛綿延了幾個世紀，錯綜複雜。隔海相望的愛爾蘭是英國介入最深的殖民地；1801年，愛爾蘭被正式納入大英帝國的版圖，國名改稱「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後來愛爾蘭恢復獨立地位後，英國國名則在「及」字後面加了一個「北」字）。然而，愛爾蘭人並沒有享受到和英國本土國民同等的待遇。
愛爾蘭大量的土地被控制在英國地主的手中，主要用來種植穀物，然後出口。愛爾蘭農民則大量淪為佃農，高產的馬鈴薯就這樣成了愛爾蘭人最主要的食物。
病毒來襲時，英國執掌權柄的新教徒官員們傲慢地認為，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就是慵懶、愚蠢的代名詞，這場病菌是上帝對他們的警告，他們應該依靠自己解決饑荒問題。因此，即便在大批愛爾蘭人被餓死期間，大量的糧食還是被英國的地主們運出去繼續賺取利潤，而不是用來救濟災民。
由此，新教對天主教的「宗教歧視」，成了愛爾蘭大饑荒的一個主要原因。然而，翻遍奠定新教理論基礎的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上中下三卷，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新教與天主教的宗教分歧，卻找不到在人道主義慘劇面前，對於異教徒可以無動於衷的隻言片語。更何況當時的愛爾蘭人，已然是他們的同胞。
再來看看英國政府的反應和表現。當時的英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其國力為世界翹楚。然而，面對愛爾蘭的大饑荒，英國政府卻無動於衷，任由災情蔓延，愛爾蘭人民拋屍遍野。甚至，對來自其他國家，以及民間自發的人道主義救助，英國政府也橫加阻攔。
其間發生過這樣一幕：奧斯曼蘇丹宣布將寄送10000英磅給受災的愛爾蘭農民，但英國女王卻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竟然是女王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這樣做有損女王的面子，蘇丹只好照辦 。
愛爾蘭大饑荒時，英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由之前的「重商主義」，徹底轉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自由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以及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提出的新的宗教倫理觀，讓新教徒們賺得盆滿缽滿，英國的國力也大增。
所謂新的宗教倫理觀，即可以這樣表述：「人們今生事業的成功，財富的獲得，既是上帝的呼喚，又是獲得上帝揀選的明證。」
然而，英國人雖然將斯密的《國富論》奉為圭臬，卻忘記了原本作為哲學教授的斯密所寫的另一部時間更早、也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論》。經濟學諾獎得主弗里德曼曾這樣描述斯密這兩部作品的關係：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怎樣做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方知唯有「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己」。
可見，《道德情操論》為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奠定了倫理基礎。英國在愛爾蘭大饑荒中的不作為，是缺乏「利他」和同情心的自私行徑，他們奉行的所謂的「自由市場至上」，是沒有靈魂的「自由市場」，徒見其表，未有其本。
然而，不僅當年的英國人，即便今天很多推行市場經濟的地方，也無視自由市場的倫理基礎。所以，曾深入研究歷史上的貧困與饑荒，被譽為「東方的亞當·斯密」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要這樣說：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是世界思想史上真正杰出的著作之一，對我們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來說，堪稱一份具有深遠意義的全球宣言，其影響之深廣及現實指向令人驚嘆。
選擇性遺忘的代價是沉痛的。英國政府在愛爾蘭大饑荒中的糟糕表現，不僅讓大英帝國失去了愛爾蘭的人心，更有悖於自己一直標榜的那些美好理念。20世紀愛爾蘭的獨立，以及大英帝國的最終衰敗，其種子早已埋下。
150多年後，英國政府終於對那場人道主義災難深表歉意。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宣布：「當年倫敦的掌權者，辜負了他們的子民。」
這份遲來的道歉，對災難中的死者來講為時已晚，但道歉的意義還在——承認錯誤，既是成熟和自信的表現，更是邁向正義的開始。
當年那場雖由病毒引發，卻因英國的自私和冷漠所造成的愛爾蘭大饑荒，警示世人：只強調道德，不注重發展的國家一定無法前行；但是，一味追求所謂的發展和強大，而無視道德倫理的國家，卻註定無法走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