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不是為了讓我重複謊言……40年來，我們生活在道德被污染的環境中。
——哈維爾1990年新年致辭
總體來講，1989年東歐民眾反體制的四大基石：非蘇化、私有化、非軍事化、親西方化，是有社會共識的，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20年的轉軌，左右輪流坐莊，各輪了兩三次，在這一點上沒有動搖。也就是說，東歐人不喜歡被"代表"，他們的選舉文化證明了自己對模式的偏好，這恐怕才是最真實的感受。
波蘭前總統華勒沙在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我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我反對的僅僅是蘇聯的共產主義，因為它是一種僵化的非人性的社會制度"。蘇聯模式在東歐是移植過來，從來沒有在本民族紮根，此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團結工會都體現了這些民族的抗爭。東歐各國內部本來就積蓄著長期的民主化衝動，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所以有心理準備。
社會共識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如果談到經驗，要說有什麼共性的話，那就是除了經濟轉軌適應具體環境要具體考慮外，東歐各國認為有幾點很重要：社會共識，社會建構，人文精神。
具有社會共識非常重要，有共識國家就不會亂，有共識社會就不會散，有共識就有希望，而沒有了這一點就容易形成社會動盪和黑社會的"叢林化"局面。
東歐這些國家認為他們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種世界性、普適性，現在西歐是穩定的民主社會，在文化上與東歐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結果一定會強於原來在蘇聯體制下時的狀況，歐盟成員國的身份不僅有安全保障，而且還有經濟援助，促進所在國的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何樂而不為呢？如果刻意繞開西方已有的經驗，另闢蹊徑的結果可能反而是一種新式的倒退。
其實這個主流文化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共識，有了社會共識，再難的轉軌也能度過，就像波蘭在劇變之前，共產黨執政時期，物價剛上漲兩位數，就罷工不斷；而團結工會時期，物價上漲達到2000%，大家也咬牙頂了過去。這就是社會共識的重要意義。建立社會共識要有一個智慧的團隊，要有民眾認可的本國歷史的核心階段，要有一個道德偶像的關鍵人物，比如馬薩里克、納吉等等。
東歐人對這次"回歸歐洲"評價很高，把它並列在歐洲的五大重生之一：基督教使羅馬重生；文藝復興使希臘精神復活；宗教改革使督教重生；新教倫理和工業革命使歐洲重生；歐盟一體化使東歐國家重生，重新回到歐洲大家庭的隊伍中。
反觀俄羅斯就有很大的不同，混沌的"國家思想"使他們整合難度加大，在傳統的意識形態跨掉以後，這個曾經"憑藉思想聯合起來的共同體"，至今沒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自從經歷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俄羅斯就面臨國家認同和"國家思想"重建的迫切問題，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先後提出過"主權民主、東正教精神、歐亞主義和帝國學說"等作為新的意識形態方案，但是因為缺乏共識，都沒有堅持下來。
所以俄羅斯處在一種搖擺當中，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發展的均衡性和持續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說白了就是社會共識不足。歸根結底一句話，有了社會共識再大的難關都能渡過，否則就會做成"夾生飯"。
千萬不能忽視社會建構
第二條經驗就是把"社會建構"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說，新中國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學蘇聯，後20年學美國的各種流派，現在正進入第三個階段，學歐洲。學習歐洲的多層治理，學習歐洲的社會保障，學習歐洲的和諧與道義，學習歐洲的社會現代化"。不管這個說法準確與否，但轉軌國家積累的社會轉型經驗值得借鑑。人們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經濟轉軌這些顯性的因素，而忽略社會建構，其實它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前者。
東歐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它改變了傳統的治理模式，變"政治化的國家"為"社會化的國家"，使社會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間的緊張關係變為相互依存的平衡關係，形成一種內在性的社會建構。在當今的社會，"國家無所不能"的時代結束，"強政府"時代結束，政府的頻繁更換，使它從原來與國家重合的身份中剝離出來，入盟後更帶來了"國家虛擬化"、"國家弱化"和"去權威化"的思潮，國家的控制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都大大減弱。要想不出現"叢林化"和"無序化"的局面，讓各類自治類型組織填補政府所承擔的功能非常重要。
公民參與介入各種社會組織，調動全社會的力量解決社會保障和各類問題，最典型的是工會在轉軌後得到重生。工會經歷組織碎片化過程後目前徹底轉變，出現了工會多元主義。歐洲工會聯合會要求，雇員少於50人的，沒有工會代表的單位必須成立工人工作委員會。社會契約和三方機制協議在控制工作條件方面是有效的，值得我們借鑑。社會機制與社會組織發育相對良好，成為國家與民間之間的橋樑，能夠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維體制中承擔相當的責任。教會、NGO、行業協會、利益成員組織各司其責，即監督政府又制衡市場，各種利益可以在社會的平台上溝通，使政府養成在議論紛紛中執政的心態。
劇變以後東歐國家的NGO都在呈幾何數般地增長，且資金來源複雜化和價值取向個性化。國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強大，社會團體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它的自我建構、自我修復能力增強。別看今天遊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機，社會的彈性機制良好，決不是我們想像的天下大亂局面，形成了社會的有機性和天然層級結構。東歐的社會是一種複合性主體，每一個社會結構都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由於自治社會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難度和風險要小得多。
市政廣場的作用遠遠不止在舉行公共慶典，更何況他們的公共慶典都是政府出錢來調解社會矛盾的重要補充。在東歐"公共慶典是社會的潤滑劑"，這是從希臘羅馬延續下來的傳統。比如在佛羅倫斯，1899年政府就舉行過一次為期9天的謝罪遊行，讓民眾發泄不滿；美第奇家族經常在公共慶典上大擺筵席，這是爭取市民最好的手段，他們為"自己的財富來源有一部分不正當所得而痛心"，希望通過慈善和謝罪來減輕負罪感；另外也頒布各種名目繁多的"禁奢法"。
廣場型文化，把廣場作為民意的檢測地，不但是娛樂和商業中心，而且是一個批評政府的地方、一個抗議的中心、一個民意的檢驗中心。它的開放性可以突破封閉狀態，它的競爭性是個人展示的平台，它的創造性是人文和藝術大放異彩，增強凝聚力。
與國家層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會層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個特點，即政黨衰落，社會組織興起。主要特點有：政黨大多數黨員對黨內政治和決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政黨的代表性不足；黨派制度的狹隘性和意識形態說教性過時；政黨與政黨的差異在逐步縮小，有趨同的傾向；政黨改革的原始動力不足，黨內的領導怕政黨改革動搖自己的領導地位，政黨內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動中忽視了黨員的利益，開始走下坡路。而社區中依靠民間自身的力量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成為一種新氣象。人們不再像過去一樣靠參加某一個政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單一的核心價值已喪失魅力。
由於網絡成為"溝通綜合體"，"新的直接民主"成為可能。社會的內在動力強大彌補了政府撤出留下的位置。2010年4月10日"黑色星期六"是二戰以來波蘭高層精英損失最多的一次，但這沒有引發波蘭社會根本性的變化，社會秩序良好、股市上揚。這種自我修復能力以前所沒有的。東歐國家都是小國，並不強大，但是它有一種內在的飽滿和情緒上的舒緩。
反觀俄羅斯，虛張聲勢的強大中有著脆弱的焦慮，俄國的強國家思維對社會結構的再造不利，長期以來被管制的社會是沒有自愈能力的，社會的能動性很差，只有索忍尼辛等人看到了"管制社會"放開以後帶來的人的"自主意識"和"自我負責"的水平存在很大的難題。1993年11月索忍尼辛回國後號召人民參與並發展過去的地方自治運動，並定期出版《地方自治通報》，葉爾欽於1996年夏天簽署了地方自治法令，但是一直成效不顯著。
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以後，俄羅斯又對NGO嚴加控制，制約了公民社會的發展，致使政府與社會呈現兩種思維、兩種話語。俄羅斯的NGO組織單一，主要集中在環保、慈善、殘障方面，由於國家管制，它們在公信力、資源的使用方面都存在很大問題，這類政府操縱下的非政府組織只不過就是政府機關包裝下的資源轉換的機構罷了，都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官方對它的態度十分功利，只想通過它們賑災扶貧，吸引外資發展經濟，而害怕它橫向聯繫，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團體只是一種垂直型的隸屬結構，在社會建設中是以打壓社會自主性為主的，導致社會越建越小。就如同沒有臭氧層，陽光炙烤大地，而如果人們自主、自願、自勵、自律，從國家人變成社會人就不會出現這種局面。
對後工業化時代文明的思考
劇變後的東歐總體來說並不太富裕，民眾滿意度也不盡相同，但是卻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質達到一定水平以後，鼓勵人們多花點時間思考：什麼是"較高的生活品質"？對人類而言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類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點，在權力與市場的夾擊下如何做到增進團結、消除矛盾、協調社會？怎樣提升公共道德？
對文明的思考說來也簡單，那就是重現"人文精神、人的自由發展和自然化的理論體系"，人不僅僅是物質的動物，它還追求意義，追求崇高，過度誇大和消費的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鼓勵貪慾容易對人類價值形成誤導；地球承載不了人類所有的欲望；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世紀黑死病都是對人類貪慾的懲罰。
東歐經濟發展速度看似快於老歐洲，比較悠閒和均衡。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過去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國家強力，從人民剝奪財富、資源和自由來獲取滿足國家行為的現代化是錯誤的。而現在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方式也將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們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大旗下，堅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類的精神家園。
東歐人喜歡用湯因比的一句話來形容蘇聯模式的垮台，"從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學到的知識可能是人類進步最有效的工具"，而現在他們正在從擺脫舊模式造成的痛苦中來走向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