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政黨 > 正文

榮劍:革命黨的路線鬥爭與左右之爭

作者:

【導讀: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領導的革命黨開創了激烈的黨內鬥爭的歷史,一部國際共運史就是一部黨內鬥爭史。革命黨不僅致力於消滅一切資產階級政黨,而且也致力於在其內部消滅一切反對派,不管這些反對派是左派還是右派。貫穿於革命黨歷史的路線鬥爭和左右之爭,完全超出了西方政黨鬥爭的範疇,也超出西方左翼和右翼的思想與價值觀之爭的基本框架,左傾和右傾作為錯誤路線在黨內沒有任何合法性與正當性。】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共成立28周年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下的這句話,高度概括了中共及中國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十月革命的相互關係。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是對法國大革命及其雅各賓專政的終極模仿,那麼,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則完全是「以俄為師」,在一個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複製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意識形態、革命模式、政權體制包括製造紅色恐怖的各種組織形態,並在革命成功之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和人民公社制度。

從另一方面來看,以毛為核心的革命黨領導集團在長達28年的奪取國家政權的進程中並不是完全忠實地執行來自莫斯科的命令。美國學者班傑明·史華慈的研究表明:「毛澤東的政治戰略不是在莫斯科預先計劃好的,甚至在這個戰略最初明確時莫斯科仍然認為是與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統信條相違背的。只是形勢的壓力才最終導致莫斯科對這個經驗給予了合理解釋的外表。」歷史事實的確如此,在莫斯科的「第一推動」之後,中共駕駛的革命列車便始終是游離於共產國際為中國所規劃的革命軌道,黨的領導集團內部也始終是處在長期的黨內鬥爭之中,這些鬥爭圍繞著革命的戰略與策略、路徑與方法、目標與手段而展開,最終都涉及到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毛是從黨內持續不斷的路線鬥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既服從於又獨立於莫斯科的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與此相對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則被打入到「左」的或右的錯誤路線行列,由此形成了革命黨特有的路線鬥爭傳統和左右之爭的政治文化。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領導的先鋒黨組織開創了激烈的黨內鬥爭的歷史,一部國際共運史就是一部黨內鬥爭史。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來,黨內的兩個派別之爭實際上已經演化為兩個不同政黨之爭,布爾什維克黨既是和孟什維克黨以及其他左翼政黨處於敵對性關係,宣稱要消滅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同時致力於在其內部消滅一切反對派,不管這些反對派是左派還是右派。史達林在論述聯共(布)黨內鬥爭時指出:「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不帶引號的左派。因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政黨。我們在自己的黨內不僅同那些被我們叫做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分子的人作鬥爭,而且同那些想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寧主義『更左』,以『左的』聳人聽聞的詞句來掩飾自己右的機會主義本質的人作鬥爭。」按照列寧和史達林的標準,布爾什維克黨內沒有「左派」或右派的合法性位置,諸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這樣的「機會主義分子」不時地被貼上「左」的或右的標籤,表明他們一律是人民公敵或反黨分子,必須從黨內被徹底清除出去。

中共黨內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和長期性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蘇共,其特色在於將黨內鬥爭置於同左右不同路線的鬥爭框架之中,確切地說,黨內鬥爭是以路線鬥爭為前提的,也就是黨的「正確路線」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或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毛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取得黨的實際統治地位之後儼然就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在次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

「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的傾向作鬥爭,並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從毛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和史達林在理解與闡釋黨內鬥爭性質時的一致性,即他沿襲了聯共(布)黨史的一貫做法,將「左」打上引號,以表明中共內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左派,在許多時候——如史達林所理解的那樣——實質是右派。同時,毛並沒有像史達林那樣否認而是主張黨內路線鬥爭的重要性。之所以有這個差異,是因為他們在獲得黨的最高領袖位置時的不同路徑依賴所決定的。史達林是在列寧生前親自授權下而擁有了黨的最高權力,而毛則是經過了長達十四年的黨內鬥爭才在遵義會議(1935年)上取得了黨的實際統治地位,他在黨內同「左」的或右的路線鬥爭成了他的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以及「正確路線」的證明。概言之,史達林是因為擁有了黨的最高權力而取消了黨內鬥爭——從肉體上消滅了黨內的一切反對派,毛則是通過持續不斷的黨內鬥爭而獲得了黨的最高權力。所以,毛需要在黨內反覆陳述路線鬥爭的重要性,他在晚年親自總結了黨的十次路線鬥爭,依據他的指示,中共黨史被寫成了一部黨的十次路線鬥爭史:

第一次路線鬥爭: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主要「錯誤」是放棄共產黨對大革命的領導權,一切依靠國民黨,一切服從國民黨,抵制農民革命運動,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妥協投降政策,最終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在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

第二次路線鬥爭:瞿秋白「左」傾冒險(盲動)主義路線,其主要「錯誤」是在終結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後,卻為「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開闢了道路。瞿秋白主持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在1927年11月不顧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指示全黨不分南北儘可能地舉行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鄉結合的總暴動,該路線存續了五個月時間便終止了,瞿秋白隨後離開中共領導機關並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正式免去黨的中央領導職務。

第三次路線鬥爭: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其主要「錯誤」是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6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該計劃僅僅存續了三個月時間便結束了,李立三則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退出了黨的最高領導層。

第四次路線鬥爭: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其主要「錯誤」是以羅章龍為代表的三十餘名中共中央委員,因不滿共產國際操控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形成了王明的中央領導地位,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合法性的聲明和致共產國際的信,該行動很快就自行終止,羅章龍為此被開除出黨。

第五次路線鬥爭: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主要「錯誤」是在1931年至1934年期間,以王明為首的「莫斯科派」奪取了中央領導權,在黨內實行教條主義統治,唯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把「立三路線」打入右傾行列並進行反右傾鬥爭,使「肅反」嚴重擴大化,最後導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主力被迫退出瑞金蘇區。王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被免去中央領導職務。

第六次路線鬥爭: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路線,其主要「錯誤」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拒絕中央北上抗日方針,最後導致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張國燾於1938年4月離開中共投奔國民黨,被中共開除出黨。

中共自1949年建政之後又發生了從第七次到第十次路線鬥爭,它們分別是: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彭德懷反黨集團,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林彪反黨集團。對於毛來說,這四次路線鬥爭的實質都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高饒、彭德懷和劉少奇是徹頭徹尾的右,林彪則是「形左實右」。當毛掌握了黨內無所限制的最高權力時,他和史達林一樣,已經不是關心黨內的左右之爭,而是關心黨內的權力之爭——誰會奪取他的最高權力?至於他給黨內的潛在競爭對手戴上什麼帽子,是戴上「左」傾機會主義帽子還是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則完全取決於黨內鬥爭的需要。

事實上,中共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就左右之爭的真實性而言,都是需要重新審視。史華慈在他的研究中對中共黨史指控陳獨秀犯下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陳獨秀所謂的「右翼」錯誤基本上是子虛烏有,這一方面是因為陳獨秀在他領導中共的時期一直遵循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即中共必須在國共聯盟的框架內進行活動;另一方面,陳獨秀在國共合作期間一直主張保持中共的獨立性,甚至主張由共產黨來領導國民黨。從這兩方面來看,後來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指責陳獨秀犯下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是沒有確鑿根據的。同樣,在史華慈看來,中共黨史指控王明犯下「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理由也是不足,因為王明既沒有像毛後來所說的作為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代表統治中共長達四年時間(從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按史華慈的說法:王明「於1932年回到莫斯科,標誌了他在中國共產運動中真正永久地失去了權力。」他在中國期間也始終沒有真正「掌握了一支軍隊、一塊根據地和一個統治機構的堅實基礎」;所以,要王明承擔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被迫撤離中央蘇區的主要責任,是沒有道理的。

給黨內的不同派別或對手戴上「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誇大他們的錯誤,把黨內的左右之爭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都是為了證明黨的正確路線代表取得並壟斷黨的最高權力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按照毛自己的解釋:「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面,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而正確路線的標誌是不「左」不右,或既反「左」又反右。以毛的這個說法來看待中共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左右之爭的確具有超前性和現實性、激進性和保守性、鬥爭性和妥協性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左」往往代表前者,諸如瞿秋白和李立三領導的發動全國暴動和爭取一省數省的勝利的政治路線,具有左翼特有的激進主義特徵。而「右」代表著後者,諸如王明在抗戰期間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具有右翼特有的現實主義特徵。這兩個對立的政治路線的確未必有利於中共保存自己的政治實力和奪取全國政權的目標,毛能夠取代二者而成為中共「正確路線」的代表,表明他至少從策略上比他的黨內對手高出一籌。但是,從根本上看,毛作為黨內鬥爭的最終勝利者是黨內叢林法則的結果,這取決於他所掌握到的各種政治資源——共產國際的授權,紅軍將領的支持,黨內政治同盟的形成以及特定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包括個人的稟賦和決斷力,所有這一切要素才實際決定著毛從黨內鬥爭中脫穎而出而成為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同時成為黨的錯誤路線的終極審判者。

1936年12月1日,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全面失敗,他帶著殘兵敗將來到延安,輸盡了政治資本和軍事資本的他不得不面對來自黨的嚴厲審判。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給「國濤路線」戴了三頂帽子:「第一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是軍閥土匪主義,第三是反黨反中央的派別主義」。[9]隨後在延安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批判張國燾運動,被批判者深刻地體會到「向失意者發揮一下鬥爭的殘忍性」。他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覺得世界上甚麼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張國燾最後決定出走延安投奔國民黨,既是他個人的主觀選擇,也是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結果。當時參與激烈批判張國燾的黨的高級幹部——王明、張聞天、劉少奇、凱豐、博古、彭德懷、賀龍、林彪、高崗等,均在後來的黨的路線鬥爭成為被批判者。劉少奇曾在《論黨內鬥爭》一文中寫道:「我們的黨內鬥爭,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必須向這兩方面鬥爭,才能保持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幸的是,這位中共黨內鬥爭的積極參與者和指揮者,也沒有擺脫黨的路線鬥爭輪迴的魔咒,最終淪為了他所倡導的黨內鬥爭的犧牲品。

中共基於路線鬥爭的黨史敘事在1945年形成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全面清算了中共歷史上發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尤其是認為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最為嚴重,「給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損失」,決議高度肯定了毛澤東同志始終代表著黨的正確路線,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決議最後指出:「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這份決議無疑是毛在中共「七大」正式確立其全黨領袖地位的合法性證明,中共在1949年奪取了全國政權似乎也證明了毛代表著黨的正確路線。即使對毛的政治品格給予諸多質疑,但無法迴避的事實是,毛的確比他所打倒的那些「左」傾和右傾的戰友們更多地具備著領導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能力,當他通過一批御用的理論家把自己的思想奠定為黨的正統意識形態時,所有和他相對立的思想都被當作「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而被置於黨內的非法地位。

中共在「十四大」通過的黨的章程修正案,在總綱中增加了一個新的說法:「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個說法源自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它之所以被置於黨的章程之中,而且在以後歷屆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修正案中被保留下來,表明中共依舊堅持著1945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確立的思想原則——將同時反對「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作為黨的正確路線的前提。之所以把反「左」置於比反右更重要的位置,是基於中共建政前的歷史經驗。毛曾經反覆在黨內指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性要遠遠大於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按照劉少奇的說法,在「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黨的力量在「紅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區」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重點就是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徹底清算。但是,在中共建政之後,黨內的路線鬥爭則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消失了,那些先後和毛持有不同意見的黨的負責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都曾經分別被毛定性犯了右的錯誤。毛於1956年曾嚴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在推行「反冒進」政策時離右派只有五十米,在1958年2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髮表指示:「以後反冒進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15]林蘊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中認為:「由此,只許反右,不許反左,就成為中共黨內的一條定律。」

中共建政前主要是反「左」,到中共建政之後主要是反右,思想路線上的這個重大轉折,不僅體現為黨內鬥爭已經完全失去了左右之爭的邏輯,黨內所有不同於毛的思想的現實和潛在對手統統被打入到右派行列,而且黨內的反右鬥爭擴大到了黨外,延伸到社會的經濟、思想和文化領域。中共建政之後先後在全國掀起的各種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反右。1957年的反右運動,原來貨真價實的左翼「民主人士」在反右鬥爭中成了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作為左翼思想主要載體的知識分子階層在持續不斷的思想改造中整體淪陷,不復產生任何批判性思維和獨立見解。反右是左翼的整體性毀滅,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黨內形成了極左的思想路線,這條極左路線在史華慈看來,已經顛覆了整個黨的系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派與中國共產黨的對立。」極左政治在黨的領袖與底層群眾的互動中把黨視為攻擊對象,使黨的結構和機制處於混亂之中,在摧毀黨的統治機器的同時也在摧毀黨的路線鬥爭的左右分類標準。

貫穿於革命黨路線鬥爭史的左右之爭,完全超出了西方政黨政治的範疇,也超出西方左翼和右翼的思想與價值觀之爭的基本框架,「左」被打上了引號而在性質上等同於右,左傾和右傾作為錯誤路線在黨內沒有任何合法性與正當性,之所以還有左右之分,是因為它們作為錯誤路線的兩極為黨的「正確路線」的存在提供了歷史證明。革命黨內部的路線鬥爭和左右之爭,既不是憲政民主意義上的左右政黨之爭,也不是平等和自由意義上的左右思想及價值觀之爭。在由一黨執政的體制下,根本就不存在著左右分野的政治空間。

責任編輯: 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21/1120/16741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