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貝財經」前述文章說，饒謹選擇了「罵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司馬南作為頭牌，是從2021年8月開始的。當時已半年多未更新的司馬南抖音帳號突然頻繁更新，司馬南作為「過氣網紅」也重新密集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文章說，2021年10月，司馬南對聯想系的突襲開始了。他成功將聯想這家企業以及柳傳志、楊元慶押上一個文革式的批判台，並且成功網羅了對資本極其厭惡、正無處發泄的普通民眾。
大陸左派利用網紅經濟的市場運作模式，發動對改制過來的民企攻擊，到底是他們自己看準政治風向，只是為了發財，還是有高層授意，先放風試水溫？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認為兩者皆有：「因為中國的市場非常大，如果點閱率非常好的話，那當然就是回收比較多。在台灣大選的時候，也有很多來自對岸的網軍，來點閱台灣，支持韓國瑜，讓那些韓國瑜的網紅就賺很多錢。」
他認為，中共官方會有一些資金投入，培養一些網紅，就是「我給你贊助，然後你就在政治上幫忙說話。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運作」。
「背後除了網紅自己的參與，當然國家力量一定在裡面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黃世聰說。
聯想的另一種「原罪」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司馬南攻擊的其實是聯想早年那種國企改制的政策。於是這些過去將國企資產化公為私的，就成為潛在的「挖社會主義牆角」的罪人。就連胡錫進出面和稀泥，也都說這是原罪，可見高層整體對此問題的方向。
「從這個角度看，司馬南團隊精心運作的攻擊，更像是得到了體制內派系勢力的支持，通過翻舊帳的方式在對當時的政策制定者及執行人興師問罪。」
但除了改制時的國企資產流失，聯想這類企業還有一個必須依附官方和特定權貴的特點。
原大陸體制內智庫專家、資深媒體人David Li（化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中國，沒有背景後台的民營企業做不大也做不強。但一旦背景後台出事，富豪一般都會受到影響。聯想一路上得到了政府部門的支持，背後一定有不同派系的領導撐腰打氣。
柳傳志1944年出生，籍貫江蘇鎮江，1966年畢業於中共軍事電信工程學院（現稱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和眾多中國大的民企一樣，柳傳志是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掌權時期發跡的，聯想集團一直被指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
聯想似乎也對自己的深厚軍工背景毫不隱諱。2017年6月，北京舉行民企軍博會，聯想集團就曾與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等大型央企以代表性領軍企業身份高調參展。
但另一方面，David Li認為，司馬南只是一個隨用隨棄的奴才，「這些年來，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小丑和瘋狗，早年，他為薄熙來搖旗吶喊，沒想到薄熙來革命未成先成了階下囚，如今，他瞄準了左轉的大機會再次透過網絡興風作浪。」
「愛國」的生意好做嗎
「雪貝財經」稱，司馬南攻擊柳傳志，是將「愛國」與民粹作為議題實現商業公關目的。而事實上，中共官方也曾批評利用「愛國」做生意。
今年9月，共青團中央發出一篇題為「『愛國生意』當休矣」的文章，罕見批評「有人把愛國做成了生意」。
該文指的是眾多視頻主播講述自己在中國邊疆被邊防特警官兵保護的「感人故事」，問題出在，「感人故事」「驚人的相似」。
黃世聰認為官方這是兩面手法，「就是說在宣傳的這個套路上面，不能缺少這些網紅，但是這些網紅有時候走得相當的極端，會超出官方的控制，就要打壓。」「事實上他們還是互相依存的關係。」
但金燦榮、司馬南他們做的卻是更大的「愛國生意」。
唐靖遠說，金燦榮、司馬南等人做的「愛國生意」，是在意識形態層面對國人的灌輸和洗腦，用它們自己的話說，這是「高級紅」，共青團批的那些愛國生意，是粗製濫造的低級紅，起不到洗腦作用反而還搞砸了「愛國秀」的牌子。金燦榮等人的愛國生意，是站在政策、路線等領域引導輿論，所以往往容易捲入到黨內派系鬥爭中去，這樣的例子，從中共建政以來，數不勝數。
表忠也不安全的企業家群體
除了柳傳志，這段時間已經頻頻向中共表忠的民營企業家紛紛中招。比如前萬通集團主席馮侖10月份曾以中共黨員身份參加中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專題研討班。但他11月就被北京女律師王俊停告上海淀法院，稱馮侖在節目中有侮辱女性和詆毀英烈的言論。馮侖8月還傳出被立案調查，不過本人否認。
10月11日，王健林在萬達微信公號上宣布，萬達副總裁以上的高層主管「全部換乘中國紅旗轎車」。但11月14日晚上，大陸網絡熱傳「王健林去世」。次日萬達集團官方出面闢謠。
馬化騰創辦的騰訊儘管今年先後捐款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但在當局反壟斷風潮中接連中招，最近中共央行發布通知，從明年3月1日起，微信、支付寶個人收款碼不能再用於經營收款。另外還傳出一些國有企業的微信工作群都要被關掉。
黃世聰表示，無論你怎麼表忠心，隨時有可能會出事，這是目前中國大陸所有民營企業面臨到的一個風險，其實對所有的外商來說也一樣，「包括台灣的徐旭東（遠東集團董事長）這幾天被點名批判」。
他表示，中共當局目前已經陷入了一個困境，已經沒辦法真正走改革開放的路線，只能夠向左，未來只能夠更內縮更內卷。那些所謂的左派思想，就是重新分配，因為沒有辦法做大蛋糕，那就來分配蛋糕。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
中國網上租車平台滴滴出行今年6月在美國悄悄上市後，當局以網絡數據安全為由，勒令其APP下架，並停止新用戶註冊。11月26日多家外媒報導，中共網信辦以數據安全為由，要求滴滴出行制定從紐約證交所摘牌的計劃，並報請政府批准。
滴滴出行總裁柳青的父親，就是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
一個陸媒獨家專訪柳傳志的視頻早前在網絡上流傳。柳傳志稱，中國人的恐懼來自三個主要方面：1.官員腐敗、沒有真正的法制，說你有罪就有罪；2.政府不作為；3.說的跟做的不一樣，使人心混亂……
唐靖遠說，中共在任何大的政治運動要啟動之前，一定都是輿論先行。從馬雲開始，一系列針對民營企業的打壓、分拆和污名化，都是一個目的，削減民營企業尤其是大型私企的財力和影響力，將私企置於黨的絕對掌控之下，戴著鐐銬在指定的範圍內跳舞。
「又一次精心策劃的試水」
在此番司馬南挑起的風波之前，今年8月，中共當局高調提出「共同富裕」、要搞「三次分配」後，毛左寫手李光滿在自媒體上發的文章8月29日被各大黨媒網站集體轉發。文章聲稱中共「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變革」，點名說螞蟻、滴滴等等是大買辦資本集團，要對其進行清理、整治。
唐靖遠表示，李光滿的文章是被中宣部看中後進行官媒集體轉發，但用力過猛引發反效果，最後不得不降溫處理，這個過程是自上而下的宣傳。司馬南的視頻是以自媒體形式發出，然後由團隊運作反覆翻炒製造輿論風潮，官方雖然不明確表態，但對相關視頻大開綠燈，本身就是一種變相鼓勵。這是自下而上的發動。
他說：「後者看起來更像是吸取了李光滿文章教訓之後，又一次精心策劃的試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