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法的倡導者說，提高最低工資有利於底層勞動者的福利改進，但是資本家總是貪得無厭，給勞動者開出了較低的工資。因此必須通過立法方式強制提高工資。
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企業主和勞動者是平等的契約關係，勞動者不是帶著鐐銬的包身工和奴隸。當一個企業家開出的工資過低，他就無法招到工人、或者工人會跳槽，他的經營將難以為繼。
當市場工資率是3000元/月，立法強制最低工資是4000元/月時，那些一個月無法創造出4000元價值的勞動者將得不到僱傭，或者被解僱。因為企業家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虧損和倒閉。
所以最低工資法實際上是在取締工作，剝奪了那些低技能的勞動者以可能打動企業家的價格獲得工作的權利，並且宣布自願的契約為非法。這種政策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傷害那些他們宣稱要保護的群體。
其實那些立法者從一開始就撒謊了，他們出台最低工資法的目的，就是在壓力團體的鼓譟下，保護那些已經工作的、領取較高工資的人的利益，排斥要價較低的勞動者的競爭。
19世紀加州淘金熱期間，大量華工漂洋過海來到美國西海岸謀生，他們吃苦耐勞、一個頂幾個，要求的工資卻遠遠低於當地白人，而且重要的是，他們從不加入工會，遇事也不求助當地政府。這種強大的競爭力使他們紛紛謀得了工作，改善了自己的處境。
這導致那些白人勞工工作不保，自然引起了他們的不滿。於是他們通過工會暴力的方式驅趕華工，並最終依靠當地政府出台了最低工資法案，華人勞工被排擠出那些開採條件較好的「富礦」，大量失業立即發生，他們只能在「貧礦」以更低的工資或者以掃黑工的形式出現，抑或無奈地轉行，成為洗衣工。
令人鼓舞而又心酸的是，華人的堅毅勇敢甚至逆來順受簡直天下無敵。他們在「貧礦」上辛勤耕耘，居然取得了比那些「富礦」更好的業績；洗衣店、雜貨鋪、修理工，這些看起來低賤的工作，慢慢地全成了華人的面孔。
穿越內華達山脈的太平鐵路上，最艱險的路段全是華工的身影，他們創造了最快鋪設鐵軌的世界紀錄。勤勞的華工贏得了美國企業主的青睞，幾乎在每一個行業，華工都成為狂飆突進的「鍍金年代」美國最優秀的建設者。
那些美國勞工集團又坐不住了，他們推動取消華人的居留權，剝奪他們的公民身份，將華工遣返回中國。最終的結果是，美國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這項惡劣至極的種族歧視法案整整實行了60年，直到1943年，二戰中的中國作為盟國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重要力量，法案才得以在法律上得以取消。
相似的案例很多。同樣是在19世紀，加拿大卑詩省的伐木業，是日本勞工立足未穩時謀生的行業。與華工一樣，日裔勞工工資低，卻任勞任怨、嚴謹認真，馬上在伐木業取得了優勢。卑詩省的白人伐木工人如法炮製，藉助最低工資法將日裔勞工排擠出伐木業，讓這個行業成為他們獨占的、高於市場工資率的特權行業。
最低工資法的熱情的倡導者，從來不是那些低技能的、急切需要工作改善自己處境的人，而一直是美國勞工會合會、各種產業工會的人。謀求高於市場工資率、排除競爭的就業特權，才是最低工資法的「初心」。
道理很簡單，出租汽車司機對網約車、甚至共享單車恨之入骨，他們會結成利益同盟，向政府施壓，實行嚴格的准入限制，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免於競爭，獲取壟斷特權。
任何一個行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都是稀缺資源的更優配置和利用，其結果都對消費者有利。所有立法管制的措施，結果都是以限制競爭者財產權的行使、導致他們以更低的工資就業，以及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授予部分群體以合法劫掠的特權。
經濟謬論，往往都是特權的面具。
這種特權面具充斥在經濟領域，都以非常高尚的面目出現。例如「保障糧食安全」，其實是給農業群體補貼；「保護幼稚產業」，其實是為其從業者授予免受競爭的特權；「鼓勵出口」，其實是用國內消費者的錢補貼出口商和外國消費者；「反對國外的不正當競爭」，其實是保護國內低效而浪費的生產；「綠色環保」，其實是不公平的產業政策；「公平的收入分配」，其實是打擊財富生產和劫掠。至於說「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建設強大的國防、對非洲國家的人道主義援助」，則往往代表著向裙帶集團的利益輸送。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它不但污染了市場經濟，減損了消費者福利，而且污染了我們的語言，喬治·奧威爾式的語言腐敗讓人們的精神備受摧殘。
當然，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就是那些立法者。他們掌控了干預人們生活的巨大特權。權力每擴張一分，自由就減損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