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演出
作者:張哈碧(音譯)，譯者為流亡_美學。
小時候我在電視上見過古石修蓋的美國大學建築，被它們莊嚴肅穆的外觀深深迷住。後來在老家偶然發現一本書，裡面解釋說不像在中國，美國的大學是一個特殊地方，致力於培養人們對美麗心靈的持久渴望。幫助人們實現認識、理解和追求真理的願望，是它們的崇高使命。
在這些建築里獲得一席之地的念頭折磨了我有幾十年。我期盼在那裡遇到偉大的頭腦和好奇的心靈，同他們探討基本觀念。一個人怎麼會不嚮往一個學生們接受挑戰，思考不可思議之事，質疑常規，辯論彼此觀念的地方，在她被關在中國教室許多年以後，那裡所有的課程都被剝去美好和想像的成分，只剩下露骨的實用主義呢？
20年後，我如願坐在一座這樣的建築里，爭取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沒料到在這裡思考遭遇勸阻，異議受到打壓，而意識形態忠誠是在高等教育機構里興旺發達的先決條件。
上周，本人又參加了一場公平會，聽人重申為了實現結果平等，必須歧視一部分人的原則。導師和隨從們機械地重複自我教育，促進多樣性的警句。「你在教育自己成為一名反種族主義者方面做了什麼？」成了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在每一場教職工會議、工作面試和碩士研討會上被人鸚鵡學舌。這個問題表面上無傷大雅，但是既無中生有，又貽害無窮，假定一個人是事實上的法西斯分子，而這種法西斯主義需要靠全力以赴的自我努力進行治療。
鬥爭社會
自我教育是毛的一個獨特發明，最早出現在1942–45年延安整風運動時期。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人陸定一1957年在一篇紀念該運動的文章中，將它定義為「黨內的一場自我教育活動，一場意識形態的重建活動。」毛式自我教育通常包括認真閱讀一份規定的書目，接著是群眾討論會上的批評與強制的自我批評，都是為了強迫遵從「正確的思想方式」，同時杜絕「錯誤的意識形態。」
延安整風運動是對當時諸多政治危機的一種回應，它們對黨的領導地位構成挑戰，當中有一個與蘇區新來者有關，他們大部分人長在城市，受過教育。有許多真心實意、一腔熱血的青年革命者，對國民黨和他們在抗爭中的無能表現日漸失望，便成群結隊來到毛的首都延安，不料之後對延安明目張胆的不平等和領導層唾手可得的特權也產生幻滅，包括食品、衣物、托兒所、藥品以及接近(和使用)婦女的機會，伴之以精英當中普遍存在的飛揚跋扈和自以為是。不久後開小差便屢見不鮮，只要條件允許。通過意識形態清洗，改造知識分子便成為當務之急，1942年3月《野百合花》的出版則起到了催化作用，作者為王實味，一名全心全意的共產主義者，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
《野百合花》刺破官方的平等主義主張，指出在黨宣稱的意識形態與現實實踐中間存在一條鴻溝，批評強迫服從，並揭露虛偽的精英論。王實味的其它作品，譬如《政治家，藝術家》，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侵入文學與藝術領域，挑戰黨在限定知識分子表達和探詢上扮演的角色。也許他最惡劣的罪行便是拒不公開認錯；相反，他懇求年輕人獨立思考。這個桀驁不馴的討厭鬼便成為標靶。
經過一段時間毀形滅性的囚禁後，王實味因反對黨的領導層樹立與神化的集體主義精神，被指責為「托派分子」和「叛徒」，最後付出了生命代價。他的個人抵抗承載的意義遠超出他自己的時代，因為給他的打擊創立了一種反對自由思想的話語，用毛的話來說就是「意識形態鬥爭」，繼而成為黨對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異見者反覆採用的解決辦法。
一致同意的祈使句
極權主義假定存在一個人類烏托邦，以及一種千方百計創造出來的決心。全面控制社會是實現這一烏托邦的必要之舉。它要求掌控一個人的全部，導致人的自由意志與國家壓迫之間發生一場似乎無休止的鬥爭。為了結束這場鬥爭，有必要按照政權意識形態的要求，不斷改造人類。這種不斷改造人的思想的做法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革命，毛的27年統治便是明證，以數十次殘酷無情的群眾運動為標誌。
思想控制必須始於兒童，越早越好。希特勒青年團、巴利拉(註：義大利的一個法西斯主義青年組織)和少年先鋒隊無一不服務於這個目的。由是，極權主義內部的教育系統必須轉變成一間洗腦訓練的機構，為「製造」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者進步主義者服務。灌輸一套不可質疑的信念，是在子孫後代中打造一個通用思考模式的手段：比方說白人與生俱來便是種族主義者的信念。教育與意識形態相結合，很容易從官方教科書的主宰中認出，同時審查競爭性觀念，藉助死記硬背、象徵性儀式和口號來學習-一切為了確保人人思想一致。
極權主義好戰分子誓言「根本改造」社會，重構現實臻於完善。因為他們把自己當成革命的化身，凡與他們不同的看法，均被感知為對他們的正義事業構成的生存性威脅，甚至是針對國家的暴力侵犯。極權主義熱衷於統一思想和一致同意，經常在宣傳、審查和政治正確的協助下，藉由謊言、恐嚇、偽造或者赤裸裸的恐怖來實現。目標不是編造正義的表象，而是粉碎個人抱持其它想法或者抵抗洗腦的意志。最強大，因而最有害的暴政莫過於奪走內心的思考意志。
常青的例子
本人在當代美國所見過的學校與意識形態結盟的例子中，沒有一個比常青公平委員會更發人深省。2017年，它因驅逐前教授布雷特·維恩斯坦而聲名狼藉。維恩斯坦的驅逐肇始於2015年，當時學校成立了常青公平委員會。有一群所謂的「反種族主義教育工作者」起草了一套未交檢驗的猜想，並在一次會議上當成一份神聖「信條」清單提交給該委員會。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種族主義在今天以傳統和現代兩種形式存在；它是一個制度化、多層次和多方面的體系；所有社會成員均如此這般得以社會化，加入到該種族主義體系中，儘管社會定位各不相同；所有白人均從種族主義中受益，無關乎意圖；不行動起來反對種族主義便等於支持它；種族現狀令大多數白人感到舒適，因而凡維持白人舒適感的東西皆為可疑對象；種族受壓迫者憑藉對種族體系的經驗知識，比他們的種族壓迫者擁有更加透徹的洞察力；可以預料針對反種族主義教育會產生抗拒反應，必須站在戰略高度，毫不含糊地加以處理；這些核心信條將成為一份指南，引導我們用實際行動，推動教育自己與學生的工作向前發展。」
此後在一次教職工會議上，有人提出在合同中添加一項條款，要求所有教職工每年必須寫一份自我評價，反思本人在種族主義方面的思想進展。投票結果是72–2票通過該條款。
在2016年的常青平等委員會獨木舟大會上，有個學生在發言時，慷慨激昂地通斥她本人及其祖先、家庭和親戚的「白色性」。自我批評與告發家人是熬過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所必需的手段，起初受到對毛澤東的熱愛驅使，後來便變成深入骨髓的性命之虞。
獨木舟大會被形容為一個「論壇」，但沒有促進任何交流，只有一場精心組織的表演，包括一群學生、教職工和行政人員登上一艘註定帶領大家抵達公平樂土的幻想獨木舟。一致同意在那裡的人群當中找到一種戲劇性表達，參與者們排隊夢遊，合著同樣的節奏拍手，想必也會同步他們的「心跳」。這讓我想起成千上萬的中國男女老少，有些惴惴不安，有些則曲意逢迎，有些尖酸刻薄，有些則精打細算，他們要麼身先朝露，要麼飛黃騰達，在那場空前大戲的舞台上，那場打著文化大革命的名義，摧毀文化的人間悲劇。
一致同意的要求在一個極權主義政權里，導致對異議的不容忍，因為異見相當於褻瀆。逼迫一個社會團體屈從於懲罰性手段，或者採用極權主義的說法再教育，因而在所難免。僅僅不反對尚不足矣，需要用積極的行動來展示獻身於極權主義運動的決心。無論是誰被置於該政權的魔爪之下，都必須爭先恐後向它的意識形態表忠心。意識形態政治一往無前，直到摧毀整個現存社會，因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然證明，最令人的心靈不能自拔的莫過於絕對權力。
然而，沒完沒了的迫害、告發和虛假懺悔對文化和倫理造成巨大破壞，證實了人性的淪喪，具有更加邪惡的影響。精神性、人類尊嚴與人際信任的喪失意義深遠，且無法更改。我在30多年前住過的那個殘缺社會裡，親眼目睹過這一幕。
本文於2021年6月17日發表在《美國思想》網站上，作者為佩珀代因大學政治學博士生張哈碧(音譯)，譯者為流亡_美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