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點之後，腫瘤病房裡的人明顯變少了。
因為擔心有病人私自外出，護士甚至在門口上了一把碩大的鎖，我從縫隙里遞過去一瓶牛奶，我爸說，感覺在演《鐵窗淚》。
病房外面有一排椅子，一般都是供病人家屬等待時坐的，我一直搞不清這種椅子的材質，只知道坐上去冰涼，從屁股涼到腦門，很久也暖不過來，不知道是不是和坐在這裡的心情有關。椅子的擺放呈現反L形，此刻，我坐在距離病房最近的椅子，一抬眼，一個男人坐在對面。
那男人有點年紀了，我一眼看出他並不是家屬，因為他手腕處露出一個黃色的圓環，那是屬於病人的標誌。我爸有天試圖穿著大衣矇混出去吃早飯（病號餐的粥簡直可以刷牆），被門口保全抓住，露餡兒的就是那個手環。
我猜他大約是做檢查回來，發現護士鎖了門，但他並沒有關心病房鎖門的事，準確地說，他甚至一秒鐘都沒有望向病房，他就那麼看著電梯，看著電梯門旁邊的小方塊屏幕，紅色的數字在這個時候已經很少閃爍了，偶爾一個閃動，從1開始變化，他整個人就微微一顫，眼睛死死盯著，一眨不眨，7、8、9……數字並沒有在我們這一層停止閃動，電梯繼續上去了。
他輕嘆了一口氣，身體往後一仰，我猜他並不知道椅子的靠背和椅子一樣冰涼，因為下一秒，他又彈了回來，身子弓成一隻蝦，兩隻手如同蝦的須，抱住他的頭，久久的。
叔叔，你是不是進不去了？我問他，我幫你去找護士開門。
他抬起頭，茫然地四顧，其實我就坐在他的對面，整個空間裡只有我和他兩個人，他卻像之前從來沒有看見我。哦哦，不是的，我在等人。
他好像有點不好意思一樣，拿起手機讓我看，我其實並不想看，但想了想，還是走過去。通話記錄第一行有兩個字「老大」。
我兒子在外地，他說他今天來看我。他在泰州做生意呢，現在不是疫情嘛，路上不好走。
他說話聲音嘶啞，像喉嚨里堵著什麼，一個個音節幾乎是漏著氣掙扎著跑出來，這是肺癌病人的特徵之一，腫瘤壓迫到管理聲帶的神經，醫生和我講過。
我請他坐到我這邊來，他的背後是窗戶，有風。是崇明人，家裡有三個孩子，在泰州做生意的兒子似乎是他最得意的那一個，講話三兩句就帶著一個「老大」。聽我講正在等父親吃完晚飯把飯卡帶走，他就說「我老大叫我醫院裡買著吃，說配餐有營養」；過一會兒又給我看「老大買的大房子」，我順著他的話說，又不敢告訴他，這個時候醫院幾乎不會批准探視了。
聊著聊著，他忽然說，我反正也治不好了，就想見見老大，我想出院了。我趕緊安慰他，不要這樣想，這醫院技術挺好的，我爸爸經過治療，都降期開刀了，要有信心。
他笑笑，不說話，過一會兒，指了指自己的心臟，我的是中心型，有雞蛋大了，就在心臟旁邊，切不了。我現在吃飯都很困難了，我曉得，可能這裡也有了。他又指指自己的喉嚨。醫生給我開核磁共振單子，然後說叫我給我兒子打電話，我曉得，就是沒得治了。
我無語，一個知道「中心型」和核磁共振的病人，一個知道醫生習慣的病人，我所知道的專業知識，也許並不比他多多少。但我還在那裡講，時代不一樣了呀，科學發達了呀，又不是幾十年之前，那時候沒辦法，現在辦法的多得是。
我說的是實話，四十多年以前，有一個和他一樣肺部腫瘤長在主氣管分叉左側的上海男人，不能手術，不能放療，只有化療一種手段，卻沒有一家醫院願意為他治療，很長一段時間在急診室外的走廊上化療。
那男人的求生欲望很強，他的內心藏著許多未完成的事，但比起那些，他有更大的願望——
見一見他的孩子。
這個上海男人叫顧准。
顧准
我知道顧準的時候年紀不大，那時候讀書還是跟風，好像一陣陣的，也不都買得起，班上同學借我讀的《希臘城邦制度》，說好只借三天，我一天之後就還給他了——沒看懂。
我把這件事寫在了周記里，但隱瞞了沒看懂這件事，我的語文老師就頗為激動地在下面洋洋灑灑給我開了書單，都是顧準的，我當然沒勇氣讀。
再開始讀顧准，是因為讀了王元化先生寫的《記顧准》：
我要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些天我正在編集自己的書稿，由於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些觀點發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刪去或改寫。這本書就具有這樣強大的思想力量。
王先生如此評價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折服。
王先生用了十六個字來評價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得了王先生這十六個字的評價，基本等於拿諾貝爾文學獎了（我個人感受）。
我開始研究顧準的故事，研究之後，我認為王先生說得客氣了，顧准，一個天才。
你見過19歲就當教授的嗎？顧准初中畢業被介紹給中國會計專家和教育家潘序倫，後者是顧準的第一個伯樂，讓他進入上海立信會計學院當學徒。他16歲上台講課，因為年紀太小被轟下了講台。但一年之後，他已經可以勝任這份工作，並在17歲和潘先生合著了學校的教材。
潘序倫與顧准，攝於30年代。
在很多人眼裡，這是躍上龍門，不要說養家，小康中產不成問題。但他不，他選擇轟轟烈烈投身革命，去延安學習，在山東打游擊。1943年，在去延安途中，顧准在越過平漢路封鎖線時，曾經遭遇一顆流彈，如流星一般划過，擦過頭皮，把帽子打了個洞，子彈擦過頭皮，差一點就「光榮」了。
解放了，顧准回到上海，成為年輕的上海市財政局長。然而不過三年，他被撤職了。撤職的原因有很多，最大一條大概是他不同意上級提出的用「民主評議」的方法來給企業徵稅，顧准認為上海企業一般都有健全的帳冊，完全可以依稅率計征——這條在今天看來完全是常識的建議，卻引來了那位上級對他嚴重的不滿，認為他「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那位領導甚至說：「如果顧准再不聽話，飯也不給他吃。」（很多年之後，那位領導的兒子因為一個耳光而改變了命運，希望他在秦城能聽話，有飯吃。）
圖源：紀錄片《大師：顧准》
財政部有意調派他去，他不同意，說：「一入閣只是盆景，長不成喬木了。」
後來，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請他擔任中科院請他擔任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的回答是——
圖源：紀錄片《大師：顧准》
最終，他選擇了當一名研究員。
他像是一個思想的穿越者，當他提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必經道路」這個觀點的時候，是1957年。
但我更加震驚的是，無論是之前讓我讀的雲裡霧裡的《希臘城邦制度》，還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都誕生於顧准生命的最後兩年。
顧准給弟弟的信里講述了自己的病史：
病史，1970年肺炎未愈勞動，小咯血二月，（一面勞動，一面咯血）透視，支氣管擴張，連續注射青黴素病癒。又，1973年7月在一星期內由小咯血發展成為吐滿口血，協和急診，斷為支氣管擴張（有胸透），注射安絡血四五天病癒，又1974 年5—8月連續低燒，胸透支氣管擴張，累次驗血，白血球高，連續注射青黴素，100萬單位×6，低燒停止。
（2）此次發病，9月中旬感冒，感冒期間連續喝了些葡萄酒（平時不喝），抽了幾支煙（每天不超過三支）。9月底，均應發現痰中出血。9月5日就醫，給土黴素二天劑量，又給一些virK.C，9月9日就醫，補給口服「安絡血」，12日起注射安絡血一周。但一直不愈。22日開始發現又有低燒，服雲南白藥三天，注射鏈黴素及青黴素。結果，低燒從37．75°退至37.3°，但云南白藥的反應強烈，休息不好，停服。
（3）今就醫，繼續打青黴素、鏈黴素三天，繼續注射安絡血，同時又拍了胸部X照片，下周二看情況如何。又自費去購「三七」，買到後每天口服一錢。
——顧准，1974年10月26日，致陳敏之的最後一封信，顧准日記
那時候的治療手段非常有限，裡面提到的安絡血是抗凝藥物，說白了就是止血。但對於肺癌，沒有任何治療效果。陳敏之趕到急診觀察室看見哥哥時，發現他每天要咳血大半個茶缸，所有止血藥都沒有效果。十月的某一天，朋友學生們託了人，帶他去協和醫院（當時叫反帝醫院）檢查，化驗單和X光片一出來，已是肺癌晚期。
顧准寫給弟弟的信，應當是在去協和檢查之前，但他心裡，對自己的病情是有心理準備的：
我此次對病，採取采秀於1958年告我的辦法，「倒下來再說」。咯血令人心煩，也要求靜處。然而我沒有條件。唯一的辦法是住院，但是我自己無奔走力量，反正「倒下來」自然會解決。
采秀是他的妻子汪璧，她的原名是方采秀。汪璧是顧準的學生，他們在1934年結婚，一起參加革命。
妻子汪璧幫助顧準度過了許多難熬的日子，在漫長歲月里，兩人相互扶攜。
在無數人眼裡，他們曾經是最恩愛的夫婦。在1953年顧准被撤職的時候，她溫柔地寬慰他，多讀書就好了。
圖源：紀錄片《大師：顧准》
她曾經那樣堅定地相信他，然而，誰也沒辦法要求這個女人一次次地接受壓力，最終，在1965年國慶節後，顧准第二次成為「右派」被發落到房山大韓繼村監督勞動時，她終於受不了壓力，要求離婚。
他當然知道她為什麼如此。他怎麼會不知道。打成右派，意味著沒有工資，家裡有七口人，五個正在上學的孩子，一個年邁的母親，一個正在外面勞動時不時寫信來要求給錢的右派丈夫，全靠這個女人支撐著，支撐著。
秀，他的妻子，一個堅強的女人，抗戰時期一個人承受著兩個孩子的夭折，她默默忍受了；打游擊的丈夫杳無音訊，她默默抗住了，誰也無法再要求她繼續扛下去，因為她還有孩子。
就像那一天，他實在想念她和孩子，於是回家，她幾乎是嘶吼著說：「你害人害得還不夠嗎？」他卻只注意到，她掉了滿嘴的牙，滿目憔悴。在信里，她說，如果他摘掉右派的帽子，她就和他復婚。
她當然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但她不知道，她已經再也扛不住了。
圖源：紀錄片《大師：顧准》
1969年11月12日，顧准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妻子的消息了，他寫了一份想見妻子的申請，組織上一直不答覆。他做出保證說，「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這時候，他才知道了真相。
一年前的四月，她被人揭發，揭發1965年，她把他的手稿揉爛之後放到馬桶里用水衝下，因為資料太多，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這樣的罪證，成了壓在汪璧生命中最後一粒塵埃，她喝下了來蘇兒藥水，這種死法極其痛苦，而她的遺書卻只寫著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顧准終於知道了這個真相，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
「她為什麼自殺？她要是不許我死，說要害人。她為什麼要害人？」
「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哭。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我不服喪，因為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
顧准曾因思念妻兒，藉口取文件，回過一次家。
後來，他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檯燈，那時候，他已經非常拮据了，為什麼要買一個兩個頭的檯燈？大家這樣問著，他沉默不回答。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挑燈夜讀的日子是珍貴的，但更為珍貴的，是坐在對面的那個人。
雙頭檯燈永遠亮著，那就是他永遠為她服著的喪。
1974年12月2日，樹上的葉子幾乎落光了。顧準的情況不容樂觀，化療似乎只在最開始的一個月略有效果，之後，咳血越來越多，呼吸極其艱難，氣管幾乎已完全堵死。
這天下午，他的弟弟陳敏之來給他看遺書，他已經修改了好幾次，但現在，他已經無法執筆了，修改的主要內容，針對的是遺物的處理，這一次，他修改成：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以及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由六弟開由他全權處理。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母親全權處理。
他並不懼怕死亡，死了，他便可以去見他的妻子。11月4日的時候，弟弟陳敏之來看他，他對弟弟說，我這次大概是前門進來後門出去了，後門指的是太平間。
他同病房的病友是人藝的著名導演焦菊隱先生，焦菊隱患的也是晚期肺癌，化療了一次，腫瘤縮小了，於是就告訴顧准，不要灰心，現代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說不定哪天就有辦法治好你的病。但顧准搖搖頭，仍舊還是那句話「我心裡很明白，這次得前門進後門出了。」
經濟所的朋友張卓元來看他，臨走時，他說，長別了。
他只是不甘心，因為他還有那麼多想要做的事情，因為「中國的偉大的變化，我恐怕在其中起不到什麼作用了」。
圖源：紀錄片《大師：顧准》
他把吳敬璉叫來，要求和他做一次談話：
他把我叫到醫院去，非常冷靜地告訴我，他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久就會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時作一次長談，以後就不用再來了。他說，我認為中國'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總有一天要發生變化。那時，要能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他只剩下了一件未完成的心願：見見孩子。
他哽咽著，對他的弟弟說：「我想他們想得好苦啊！」
他問陳敏之，如果他快要死了，他的孩子們能不能來見見他？
弟弟無法回答，只能說，這個必須由孩子們自己來答覆。
11月9日，陳敏之給顧準的孩子們寫了一封信：
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了解，我敢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都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著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作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在家庭關係上，他深深地愛著你們的媽媽。自從你們的媽媽不幸去世以後，他又把全部愛傾注在你們身上。我相信，這一點，你們是會感覺到的。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們兄妹五人都見見面。他還問我，如果他這次不幸死去的話，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對於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代你們答覆，這只能由你們自己答覆。我沒有想到我必須再次來北京，但是我覺得我不過是做了一件我應該做的事，因為我認為並不是單純出於兄弟的情誼。
你們對你們的爸爸過去所採取的立場、態度，我不想非議。但是任何事情過分了，總會要走向反面，我想順便指出;對於你們至今為止所採取的態度，輿論並不是沒有非議的。你們的祖母這次對我說∶你們現在都已經長大了，由你們自己抉擇。我雖然是看著你們長大起來的，但不想有半點勉強的意思，由你們自己決定。我已經對祖母說過；如果你們仍然堅持過去的立場、態度，對你們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說這話是算數的。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緒，所以寫這些，代替我說話。當然，我想說的遠不止這些。
顧准在「單純出於兄弟的情誼」那裡寫了幾行字：
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是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1974年，顧准與弟弟陳敏之
看著哥哥如此的卑微，陳敏之忍不住，又在顧准寫的字旁邊加了一句：
關於你們爸爸所說的「害了你們」，我想作一個註解：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兩全——既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又顧及家庭，這就是形成目前的悲劇所在。
但最終，沒有一個孩子來到醫院，沒有一個。
顧准最愛的小兒子顧重之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堅決不回來，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響」。
顧准一家的全家福，攝於50年代
沒有人知道這對他究竟意味著什麼，我不敢想，我不能想。儘管這半年來，我已經在病房裡見過太多這類似的情況，我見過等待抽取積液的病人給孩子打電話時，被孩子不耐煩的掛斷，而後訕訕解釋「他們很忙」；我見過子女們在樓下竊竊私語，誰也不願意出錢給父親買自費的進口免疫藥；我甚至見過一個女兒開始和母親要父親的銀行存摺，「省得之後交遺產稅」；我嘗試理解這些人，我對自己說，永遠不要考驗人性，永遠不要輕易judge人，但我仍舊無法理解，當一個父親快要死去，他近乎一個乞丐那樣，祈求著，希望見孩子們一面，卻被拒絕了。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父親為了他們，為了摘掉「右派」帽子，在病榻上簽了所謂的「認罪書」。
他曾是那樣一個要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因為過於飢餓偷了一點東西吃都無法原諒自己，這樣驕傲的一個人，為了孩子，最終「認罪」了。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顧准由於過於飢餓偷了一點東西吃，無法原諒自己。
得知孩子們不願意來的顧准，情緒非常大。他鬧了四個小時，而後病情急轉直下，11月28日，老中醫來給他搭脈，就說是著了重急，生了大氣，表示已無可挽救，勉強開了處方。
還好，他還有他的朋友們。在顧准生命的最後一個月，陪伴他的始終是他的那些朋友們。
經濟所的幾位摯友自發輪流到醫院進行護理和陪夜：駱耕漠、林里夫、吳敬璉、張純音、趙人偉、江明……顧準的老朋友何懼患肺癌已八年，腫瘤已轉移穿孔，他經常來醫院給顧准現身說法。
曾經被迫奉命寫文批判過顧準的張純音是顧準的摯友，她的女兒徐方數次在下放時偷偷給已經在發燒咳血的顧准送去奶粉和罐頭。
顧准同事張純音的女兒徐方的陪伴，給了他許多安慰。
她說，自己永遠記得，顧伯伯對她說——
圖源：紀錄片《大師：顧准》
她還記得，他用上海話對她母親說起自己的那些小孩，說我們家那幾個，是「叫花子吃老鴨，只只好」
哪怕他們如此對他，他仍舊為他們感到驕傲。
12月2日下午，要落雪了，可怕的冷。
顧准艱難地聽過修改後的遺囑，他寫的第一版遺囑，所有存款是留給他心愛的兒女的。但現在，他已經失望了，充滿失望，但他仍舊在遺囑上最後寫著一句話：
祝福我的孩子們。
經歷了這一切的顧准忽然牙關緊閉，手足俱冷，搶救之後，他才從昏迷中甦醒。大家頗為高興，但沒有人知道，這其實是迴光返照。
到了晚上，陪伴在病床旁的陳敏之、駱耕漠、陳易，為略顯平穩的顧准梳洗安頓。這時候，顧準的神志非常清楚，他口齒不清著對他們說：「你們走吧。」
留在顧准病床邊的是值夜班的吳敬璉。顧准對吳敬璉說了一些話，他讓他「等待時機」，又忽然說起妻子汪璧：「我這一輩子，只愛過她一個人。」11點，吳敬璉已經有點迷迷糊糊，顧准突然醒了過來，他掙扎著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對吳敬璉說：「打開行軍床休息」。
這是顧準的最後一句話。
他這一輩子說了多少話啊，他曾經說過——
「只要我們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世界，我們的祖國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
他曾經說過——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但到了最後的最後，他說的居然是這樣一句話，打開行軍床休息，他希望自己儘可能給別人少一點麻煩，再少一點麻煩。
他終究是一個溫柔的人。
阿舒的話：
這是《最後24小時》系列的第二篇，我選擇了顧准。有太多人寫過顧准了，我一定不是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也必須承認，時至今日我也沒有能夠讀完《希臘城邦制度》。但我特別特別想寫顧准最後的故事，無關他的學問，無關他的思想（希望大家去看他的書），無關他的遭遇，我最想說的，是他作為一個丈夫，作為一個父親受到的巨大傷害。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的「縮影」，十年之後，顧準的子女們才讀到了父親的日記，他的大女兒寫道：
人生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麼呢？為什麼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
顧準的弟弟陳敏之流著淚說：
這是兩代人的悲劇。
願這樣的悲劇不再有，我永遠為此祈禱。
順便說一句，那天，在我走出醫院大門的時候，我看到一輛黑色轎車停在醫院門口，一個男人風塵僕僕而又焦急地對保全說，我爸在裡面住院，我從泰州趕來的，要找醫生問情況。
我覺得，那應該就是那個大爺口中的「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