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時候，加拿大記者Joanna Chiu（趙淇欣）一邊工作，一邊精進她的普通話。她專注於拓展「敏感詞」的中文詞庫：逮捕（daibu, arrest）、國安（guo』an, secret police）、逼供（bigong, forced confession）……因為即便是向她的中國籍同事尋求翻譯幫助，也會令他們陷入危險。所以，不如她自力更生。
從2014年開始，她在北京住了五年多，先後為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等媒體做駐華記者。見過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數面。
因為外貌，她在中國通常都被當成普通老百姓，直到開口說話。有人指出她的國語有口音，起初，她耐心解釋：「我是加拿大人。」
「你看起來不像外國人。」人家質疑。
「因為我出生在香港。」她答。
「那你是香港人，也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對方表示。
在中國採訪遇到麻煩時，她通常會擔憂。她的加拿大護照上寫著出生地香港，她總擔心中國警察看到護照，「還會把我當成是中國人。」
加拿大記者Joanna Chiu（趙淇欣）。（圖片來源：Joanna Chiu個人網站）
這樣的憂慮，許多海外華人都有。「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海外僑民被中國視為一種潛在的資產。」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書China Unbound（不受束縛的中國）裡面寫到，「中國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還是中國人……有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家庭在各個國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會講中文，甚至從未去過中國，但 中共當局仍然無視外國公民的權利，仍將其視作是『自己人』。」
這樣的憂慮，許多海外華人都有。「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海外僑民被中國視為一種潛在的資產。」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書China Unbound（不受束縛的中國）裡面寫到，「中國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還是中國人……有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家庭在各個國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會講中文，甚至從未去過中國，但 中共當局仍然無視外國公民的權利，仍將其視作是『自己人』。」
Joanna Chiu的書China Unbound（不受束縛的中國）。（圖片來源：Joanna Chiu個人網站）
她在書里詳盡地描寫了「中國的長臂」（China’s long arm）。在加拿大溫哥華東部的小城高貴林港（Port Coquitlam），有數十位第一代或第二代中國移民，接到來自中國政府的電話甚至上門拜訪，被要求刪掉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內容。市長Brad West對她說，這些中國移民出於恐懼，沒有到警局報案，甚至在面見市長時，還要求拉上辦公室的窗簾。
「加拿大政府在這方面給予的保護太少了，」Joanna Chiu對歪腦說。
一位中國留學生給她寫郵件：「我住在加拿大，但我生活在對於中國政府的恐懼之中。」這位留學生在推特上只有兩個粉絲，只轉發過三條推特——一條關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條是調侃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短視頻，另一條是關於中國政府腐敗的數據圖表。他因此被 中共當局「關注」。儘管他在推特上匿名，他在中國的家人仍然收到了警方的電話，一位中國警察甚至通過微信聯繫了他，要求他立刻刪除推特。
這位留學生將與 中共當局交流的錄音和手機截圖，一併發給了Joanna Chiu。他也去當地警方報案，但加拿大警方無計可施，只表示，是否刪除推特是他的個人自由。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中等國家』（middle power）一詞指的是，不算全球巨頭、但仍有重大影響力的主權國家。」Joanna Chiu在其書中指出，加拿大是一個很好的中等國家案例，讓人們看到中國是如何對待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也說明當一個政府不能保護其國土上的居民時，會發生什麼。
「北京更進一步」
Joanna Chiu的新聞事業起步於香港。2012年，她加入香港的英文日報《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做都市版記者。從那時，她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長臂」。在書中，她寫道《南華早報》從彼時就有「自我審查」，「有一次，《南華早報》的編輯從網站上刪除了整篇報導，因為一位高級官員認為我對他的採訪是不光彩的。」還有一次，因為一篇關於香港新聞自由度下降的新聞報導，連《南華早報》的執行長都插手進來，編輯們被迫將報導刪減。「自我審查，不知道禁區在哪，讓人士氣低落，報紙的員工紛紛辭職。」
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她的家庭決定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她反倒因此對中國充滿興趣。她在溫哥華當地的圖書館找到中國歷史的書籍，了解共產黨如何掌權。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她念的東亞和中國歷史。因為太想了解中國，她從故鄉香港起步，先做記者了解香港社會，再前往中國。
「雖然我是外國記者，但我儘可能地讓我的報導里有中國人的聲音，或者那些與中國有聯繫的人的聲音，展現真正的人的生活。」Joanna Chiu對歪腦說。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她第一次看到香港警察身著防暴裝備。2014年9月28日，人群集結在香港政府門前，「不僅有學生，也有許多中年人在這天沒有去上班，來參加遊行。」「開路！開路！」她在現場看到人們用廣東話齊喊，抗議警方封鎖政府總部。警方舉起「DISPERSE OR WE FIRE」的標誌，幾分鐘後，她見到了催淚彈的煙霧——「這是近十年來在香港沒出現過的武器。」
五年後，她在多倫多的一家星巴克見到了一位雨傘運動後避難加拿大的香港人。他曾是香港一間天主教中學的校長。在一場馬拉松比賽里，他從民主運動人士手裡拿了一張印有「D-689」的馬拉松布條，並被一個學生拍照上傳到Facebook。「D-689」在粵語中是對時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蔑稱，這張照片給這位校長惹了麻煩，他收到無數要求他辭職的匿名電話，並被舉報到教育局。「有點像是白色恐怖。」他對Joanna Chiu說，哪怕在他抵達加拿大後，他的太太還繼續被香港警方問詢。
「這件事表明，北京的政治控制策略之中，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針對非精英個人和團體。」Joanna Chiu說，「當媒體的報導主要集中在貿易戰、白宮與北京之間的口水戰等高層衝突時，這個事實可能被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