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子女在現代家庭中已是常態，但在40年前的中國大陸，這項政策卻是最激進的社會實驗。圖為非獨生子女。
獨生子女在現代家庭中已是常態，但在40年前的中國大陸，這項政策卻是最激進的社會實驗。最早一批「政策一胎化子女」如今邁入中年，他們回顧過去，道出政策對自身的影響。
中國從1970年代推動計劃生育，1979年的全國計生辦主任會議上，明確提出對生第二胎以上者要有經濟處罰措施，人口學者梁中堂認為，這標誌著「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誕生。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的宣示，把「一胎化」活動推到高潮。
所謂「一胎化」，也歷經局部調整，允許生了女兒的農戶可以生第二個孩子，少數民族政策更寬鬆；直到2016年開放為「二孩政策」，2021年宣布開放為「三孩政策」。也就是說，政策造成的獨生子女是絕無僅有的一代人。
最早的一批「一胎化寶寶」正邁向或已經40歲，多數面臨著奉養父母和生育子女的壓力。對他們來說，一胎化代表的不只是統計學上的意義，也決定了「長大」過程中的許多感受。
「我們小時候，『獨生子女』在日常生活其實是貶義詞，好像說『你們這些獨生子女怎麼怎麼』，被寵壞、沒同理心這些，雖然宣傳口徑上是光榮的。」1980年出生於上海的楊喆告訴中央社記者。
但是農村長大的張超群，則有一番不同的體會。他是老大，還有個1989年出生的妹妹，父母當時罰了多少錢他並不清楚。在農村，他的鄰居、同學有手足的很普遍。就他所知，其家鄉到1990年代才變得嚴格執行計生政策，甚至會以拆房子等暴力手段威脅。
進入縣城上高中後，張超群看見獨生子女的家庭通常條件都比較好，譬如擔任公務員，他對這些同學的感覺是「比較自信、穿有品牌的衣服」，相對於自己的父母總是買便宜貨，他從這些獨身子女身上，開始有了穿品牌鞋、衣的概念。
除了「獨生子女」標籤的意義不同，「一胎化」政策的執行力度一直城鄉有別，也有打破外界刻板印象之處。
一直到讀大學，張超群才發現原來同學中有那麼多獨生子女，他們都是城市人。而出生在江蘇、上海這些貫徹獨生子女政策最到位省分的人則說，他們到大學才發現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非獨生子女多了起來，但獨生子女仍是多數」。
為什麼有些家庭選擇「超生」，有些則不？主要取決於，如果夫妻是黨員、幹部、「吃公家飯」的，通常必須嚴格遵守政策規定，否則保不住飯碗。
而農村人理論上懂得「孩子養越多，家庭經濟越沉重」的道理，但傳統觀念和農業生活卻讓他們說什麼也很難只生一個孩子，而且一定要生男孩。本來就拮据的經濟，因為多子女情況往往更糟。
也有許多家庭被超生罰款壓垮。學者曹錦清所著「黃河邊的中國」就記載，1995年時的河南農村，超生一胎罰人民幣4100元，分7年攤還，每年得交近600元，超過一個家庭一年下來的總結餘，而且罰款金額還不斷增加。
南京的王先生也是出生於1980年代的獨生子，他將遵守計劃生育解釋為：「反映出我父母那代人的性格懦弱，同時因為受到的教育水平低，近乎文盲，因此不敢抗爭。」
他說，父親家庭很貧窮、教育不足，又因為「地主」家庭的背景，成長過程中受欺負，在生育這件事上逐漸變成「不敢、不能生」，「不是沒想過多生，而是沒條件」，在這個被他稱之為「全世界最違背人性、違背良心」計劃生育政策之下，家裡終究只有他這個唯一的孩子。
獨生子女的成長過程未必都如刻板印象的孤單。幾名生長在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的受訪者都提到，成長過程中和表親、堂親玩在一塊兒，經常往來，並不覺得孤獨。
有兄弟姐妹的農村小孩，在農村經濟凋蔽、父母外出打工的背景下，反而可能真正過著缺愛的童年。
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擔任教師的黃燈說，計劃生育政策對學生的影響讓她深受衝擊。
她在「我的二本學生」一書中寫道，這些來自多子女家庭的學生，隨父母「躲計劃生育（查戶口）」是生活常態，為了家庭生計也為了躲避罰款，他們從小被留守在農村或者隨父母居無定所，而傷害最深的並不是貧窮，而是「缺愛」。童年欠缺關愛的孩子，到了大學最典型的特徵就是自卑，內心無所依傍。
而一些獨生子女在談到自己的性格缺陷時，往往會歸咎於沒有兄弟姊妹。前述王先生就說，「因為是獨生子女，同理心少一點，不太會關心別人，考慮問題以個人為中心多一點。」
中共宣揚過去40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卻不願多談同時期倒退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段期間無論是「合法出生」還是「非法超生」的子女，成長過程中也是中國城鄉發展發展劇烈變化時期。他們有些人付出了與父母分離或家庭高額罰款的代價，卻只能無聲無息淹沒在時代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