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中指出，網際網路上有太多的好東西，也有太多的壞東西，「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白痴的看法都可以一本正經地提出，而每一個嚴肅的觀點都可以受到白痴般的對待」，我們看到——至少有理由這麼想——每一個看法都可以在網際網路上找到反證。網際網路正驅使許多人更加緊緊抓住自己的看法不肯鬆手。
網際網路時代的今天，許多人獲得更多的信息，但卻變得更加固執，更加不肯放棄自己偏見。這是否將變成一種趨勢？是否會將「公民知情」的民主理念陷於一種毀滅性的困境？如果不是，那麼又該如何擺脫這一困境？
四、怎麼辦？
以目前人們對這一困境與網際網路的關係（造成這一困境的其他原因姑且不論）的認識來看，擺脫它的出路似乎只有兩條：一條是設想對現有的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另一條則是通過公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尤其是知情公民對公共信息和知識應有的獨立思考、理解、辨別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現實情況是，第一個途徑不過是少數學者的理論探索，付諸實施的可能微乎其微，而第二途徑則已經由許多人在實踐，主要體現在不同層次的學校教育和具體的課程要求之中。
美國聖母大學哲學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是提議制度改造途徑的一個代表，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每個人都必須投票嗎》中建議，可以仿照陪審團的模式來挑選人數有限，但素質較高，尤其是「知情能力」較有保障的選民來進行選舉。
美國的民主理想是讓儘量多的公民參與投票和選舉，主張參與者越多民主就越優秀，所以鼓勵人人參加投票。
但是，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湯姆·德魯卡（Tom DeLuca）在《政治冷淡的兩張面孔》（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一書里詳細討論的那樣，公民冷漠和不參與一直是美國民主現實的一部分。許多政治學家都認為，好的民主運作並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來參與。
古廷認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參與也是一種參與的方式，不參與的人們並不是沒有政治想法。不參與經常出於兩種政治原因：第一是認為自己人微言輕，投一票不過是六千萬分之一，根本起不了作用。第二是認為選舉反正是富人的遊戲，表面裝裝樣子而已，因此普通人參與其中毫無意義。
這次選舉中的兩位候選人都非常令人失望，許多選民既不支持川普，也不支持柯林頓，由於他們認為反正選舉不出什麼好的結果來，所以才特別表現出政治冷漠。
公民的政治冷漠對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不參與的人越多，就越是給少數最積極參與的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製造了很少人或極少人就能左右大形勢的機會。
古廷認為，不應該聽由選民願意參與就參與，不願意就不參與，但是，「知情不及格的選民」（poorly informed voters）對選舉確實反而會起到負面的作用。川普的勝出可以說正是這種負面作用的一個現實例證。
選民「知情不及格」的問題不僅在美國有，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有。為此，墨西哥經濟研究與教育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簡稱CIDE，墨西哥頂級智庫之一）政治學系學者羅佩斯-古艾拉（Claudio López-Guerra）提出了「選票摸彩」(enfranchisement lottery)的設想。古廷認為，這也是一個值得美國人考慮的選舉改革途徑。
選票摸彩的大致構想是，用隨機海選的辦法產生一批將要投票選舉的候選人（避免持名制度可能造成的舞弊不公和操縱），通過一定的知識和能力測試來篩選掉不合格者，以保證入選者的合格公民資質和能力。接下來為合格者提供與特定選舉有關信息和知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確保他們的充分知情。然後由這些「知情選民」（人數多少可以另議）進行選舉。這種選舉與現有的陪審團機制是相似的，成為一種規模大得多的「選舉陪審團」（electoral jury）。
在今天的美國，選票摸彩頂多不過是一個設想，會碰到不少憲政和其他方面的問題。
首先，這種選舉法會有是否違憲的問題。美國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但有不允許因種族、膚色和性別差異剝奪公民選舉權的「憲法第15修正案」，從這個修正案可以推斷，不讓每一個有選舉權的公民投票是違憲的。改變現有的民主選舉方式，就必須修憲，而修憲的門檻是非常高的。
更重要的是，一國之內的這種修憲不只是「內政」，用古廷的話來說，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裡，限制全體公民的投票權利「都是違背歷史大潮的逆流。……因此，『選舉陪審團』制度肯定會遭到公眾的強烈反對。公眾有正當的理由把公民選舉權視為檢驗公民是否真正自由的一個標準」。
古廷提出，作為妥協，也許可以設想讓「選舉陪審團」先行投票，然後將結果與理由公諸於世，再由全體選民進行決定性的投票。這樣，「即便選舉陪審團並不決定選舉結果，他們的選擇理由也很可能對選舉結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樣的陪審團也許是通向更知情，更明智的公民投票之路」。
設想「選舉陪審團」的出發點是，人的「天性」中就有認知和心理的弱點，因此事實上難以徹底消除「信息串流」、「部落極端化」、「回音室效應」等等的影響。就算不在部落化的信息圈子裡，人在頭腦中還是會偏向選擇與自己一致的觀點，排斥異己的觀點，人的腦殼本身就是一個天生的「回音室」。
因此，與其設法改造人的「天性」，還不如設計可以約束它的制度。用美國建國之父麥迪遜的話來說，「人民是一群野獸」，對這樣的「獸人」能否進行自我治理是無法確定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制度建設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但是，另一位美國建國之父傑弗遜卻非常強調公民教育對於民主的意義。他不是不要制度建設，而是同時指出，沒有高素質的公民，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自動良好運作。傑弗遜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今天美國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理念，包括批判性思維的教育。
公民「知情不及格」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來糾正。川普的支持者在美國人當中畢竟還是少數。2016年初，還在川普與其他一些共和黨人競爭黨內提名的時候，《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調查顯示，他的支持者收入和學歷都較低，其中62%沒有大學學歷，60%家庭年收入低於75000美元。
較低的教育程度與較低的家庭收入之間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這二者都會成為「知情不及格」的原因。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關乎理性探索、求證、理解和判斷能力的教育，貫穿於學生教育過程的始終，從小學高年級、中學到大學，在閱讀、寫作、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個學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維不僅要求學生對別人觀念背後的「認知原則」和「道德原則」有所察覺和辨識，而且要求他們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覺意識和意志力，只有這樣才能有意識、有決心地克服自己的認知偏見和心理障礙，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緒衝動——對自己的要求比對別人的要求更難做到。網際網路時代的許多認知和心理缺陷皆與批判性思維的缺失有關。
重在批判性思維的公民教育，它要提升的不僅是思維的能力，而且同時也是公共道德的品質：講理、謙遜、寬容、謹言慎行。這更應該成為「知情公民」的教育要求。在這個教育過程中，每個公民都有可能（當然會有程度的差異）變得更智慧，學會克服自大、偏見、自我封閉和情緒衝動，從而變得理智、公正、開放、富有同情心、善於從別人的角度來易位思考。
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智慧不只是知識，而是三個要素的結合：知識、意志和情感，沒有智慧的知識是危險的，我們需要用智慧來擴充和加深知識。這在羅素的時代是如此，在網際網路的知識時代更是如此。
（本文原標題：《網際網路時代的知識和「知情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