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共新華社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牌
1月12日，新華社發了一篇通稿：新華時評|發揚鬥爭精神，掌握鬥爭策略，練就鬥爭本領。署名是新華社記者劉懷丕，我一看這個署名，就知道這篇時評並非新華社的本意，因為這樣的累活髒活，不應該由一個國家通訊社來干，任何一家通訊社都或多或少給自己戴上一層客觀、公正、真實、即時的面紗，否則你發出來的新聞還有誰信還有誰看呢？
我認識不少新華社的人，其中不乏我尊重的前輩，他們還有基本的新聞素養甚至有是非有良知，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還有不少記者堅守自己的理念堅守職業的底線，不屑於干那些日報必須乾的累活髒活，只是這些年迫於時局的變化，抑或說迫於生存的壓力，不得不沉默甚至不得不閉上了眼睛，真正在舞台上蹦噠的獻媚的小丑就那麼幾個，可謂屈指可數。
劉壞丕所喊的鬥爭，我想新華社許多人並不陌生，四十年前的那一輩人都經歷過空前慘烈的鬥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不亦樂乎鬥得你死我活，鬥得國家山窮水盡，鬥得家庭一貧如洗，鬥得人人面目猙獰！鬥到最後，只剩下一地雞毛，「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才有了改革開放，才有了「摸著石頭過河」。誰也沒想到，如今又要重溫舊夢，剛剛解決溫飽剛剛過幾天安靜日子，又一次聽到了鬥爭的號角，不由讓人倒吸一口涼氣。
我理解劉壞丕的存在，當讚美能得到賞賜時，無恥將沒有底線，只是不明白他為鬥爭喝彩的動機，是想發動幹部鬥幹部還是幹部鬥群眾抑或是群眾鬥幹部？對於很多熟稔鬥爭哲學的那一輩人來說，透過這篇時評，肯定聞到了濃濃的硝煙味，至於能不能掀起新一波鬥爭浪潮，恐怕還需要更多人參與更多人鼓譟，相信那些在鬥爭中受盡磨難的人直今都心有餘悸戰戰兢兢，只有戴著紅袖章熱血沸騰參與過打鬥的人，或許才會痴迷於那個不堪的鬥爭歲月。
稍稍回翻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鬥爭史，就知道這個階段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纏鬥，從土地改革、鎮反運動、消滅私有經濟、反右、大躍進、三面紅旗、三年饑荒，四清運動、上山下鄉，直至那場被近期稱之為「艱辛探索」的十年浩劫，無一不是充滿了血和淚，且不說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僅文字獄就殘害了無數人，只要文字或者言語表達或者疑似表達對體制的質疑或不滿，就淪為鬥爭對象兌變成為所謂的牛鬼蛇神，就會「像秋風掃落葉那樣」被殘酷的抹去。
不要提那些打江山的鬥爭了，只看看那些唱著讚歌的文人墨客的光景就知道鬥爭有多殘酷，包括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翦伯贊和夫人戴淑宛，學貫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楊朔，女鋼琴家顧聖嬰與母親和弟弟，黃梅戲演員嚴鳳英、吳晗的女兒等等眾多文化名流，因不堪忍受鬥爭的屈辱與折磨，最終選擇了自殺。
1955年，很多文化名墮胎積極參與批判揭發鬥爭胡風的運動，他們或撰文聲討胡風痛罵胡風。然而這種鬥爭從害人到害已，只有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這是因果報應，還是歷史規律，抑或是蒼天有眼？1957年，很多積極參與批判揭發鬥爭胡風的名流，很快一個又一個淪為右派分子，成為又一波人的鬥爭對象。那些反右鬥爭中的急先鋒，很快又遭到整肅，許多人甚至被整死。當年55萬被鬥爭的右派，到1978年平反時，活下來的不到10萬！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劇演員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幾個小時。這位曾經一馬當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丁玲，批判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等人的作家，這位寫了《駱駝祥子》《茶館》《四世同堂》，《看穿了胡風的心》《都來參加戰鬥吧》《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的作家，1966年8月24日深夜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
在特定時代背景下所發生的一場又一場鬥爭運動，雖然過去40多年了，但這個社會常常會有人吹響鬥爭的號角，會有人站出來誓死捍衛慘無人道的鬥爭哲學，這種鬥爭的輿論氛圍依然存在，從鬥爭中延續下來的互害模式依然存在，並且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人，也就是說，那些慘烈的鬥爭雖然過去40多年了，無論是受害者加害者都沒有從這場災難中真正醒悟過來並且吸取教訓。
如果劉壞丕明明知道過去的鬥爭史依然對此一往情深喋喋不休，就不僅僅是蠢而是壞！200多年前，美國思想家湯姆斯·潘恩說：「如果一個人墮落到去宣傳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的時候，他已經做好了干一切壞事的準備。」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劉壞丕這樣的人，也適用於指使他的主謀。朋霍費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為愚蠢的人是非對錯不分，奉惡魔如父母，視良知如仇寇。愚蠢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救藥的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