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學習班」這句話，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能理解，那是指對有問題的人進行隔離審查的意思。是把他們都關起來交代問題。文革時期各式各樣的學習班都有，對孩子們辦學習班還是不大聽說的，但也曾有過。
「童言無忌」是句老話。中國歷來對孩子們怎麼在瞎說，在不適合的場合說了不恰當的話予以諒解，不必想到有什麼忌諱使自己煩惱。早先在逢年過節時，大人們很忌諱怕有人說了不吉利的話。但孩子們有時會意想不到地說出大人們認為犯忌的話，只好不予追究，因為他們畢竟年幼無知。同時讓自己想著童言無忌消除自己心頭的不快就行了。但文革時期孩子說錯了話卻也不行。那就不能當作「童言無忌」輕鬆放過，也得「辦學習班」進行隔離審查、挨批鬥。
燕儀一九六九年那年就遇到那麼一次「犯政治錯誤」。那年她六歲，上幼兒園大班。那時文化大革命中亂鬨鬨的，天天都在開批判會，批鬥「牛鬼蛇神」，造反派之間也互相抓對方的人當牛鬼蛇神批鬥，街上造反的人們在遊行。她母親在臨安人民醫院工作，每天忙於上班，天天在病房裡忙，只能讓孩子自己玩。
暑假時醫院裡的那批年齡差不多大的，剛上小學的和進了幼兒園的孩子們都在家裡，沒得玩就學大人的樣，玩開批判會和批鬥牛鬼蛇神，有孩子扮成造反派在台上發言，下面有孩子們扮革命群眾跟著喊口號，也有孩子扮成牛鬼蛇神挨鬥的，然後給扮「牛鬼蛇神」的孩子戴上報紙糊的高帽子遊街，在醫院裡轉一圈。
燕儀也去跟著玩。有一次他們玩開會時出了問題——扮演群眾的孩子中有個小孩帶領那群孩子喊口號時喊溜了嘴，把「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當時有少數孩子頭腦較清醒、「覺悟」較高，沒有跟著喊，而多數孩子都喊了。燕儀也跟著喊了。她那時對二者代表的是什麼也弄不清。那些「覺悟」較高的孩子就批評那些喊錯了口號的比他們小的孩子，說那口號是反動的，不應該喊。
但是已經喊了就已成為事實。當時有孩子就回家後對大人講了，他們的父母大都是些造反派。當時「造反派」是光榮的稱呼，只要是所謂「革命群眾」（不屬牛鬼蛇神的紅五類）就幾乎必然是造反派。此外只有一些出身成分不好的或是站錯了隊的「逍遙派」。
那件事後來醫院當權的造反派也就知道了，大概當時沒有十分認真地考慮要對那些孩子該怎麼辦。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終於在第二年春天，那時已經事過半年多了。舊事重提，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主要是要查清是否有大人在背後指使。清查孩子們的「反動口號事件」的事當然都是醫院的造反派在考慮和組織的，於是就決定把那批喊錯了口號的孩子集中起來，辦「學習班」。按社會上流行的審查牛鬼蛇神那樣的辦法，把他們隔離起來，讓他們學文件、鬥私批修和交代自己的「罪行」。把那種對成人也不合理的辦法用來清算孩子們，那只有臨安人民醫院的造反派想得出來。
燕儀在出事的那年暑假後提前上了小學。因為她母親在醫院工作，每天都忙於病房工作而實在沒有時間管她的生活和學習。幸好，當醫生在地方上熟人多，關係也較好，託了臨安小學的老師讓她提前一年上了小學，她進了學校後我們在杭州又去向她奶奶住所附近的東園巷小學要求，說因為孩子的母親是醫生，一個人在臨安工作並且要下鄉去巡回醫療，照管不了孩子的生活和學習（當時規定孩子的戶口是必須跟母親的），讓她轉學來杭州念書。那時我和她祖母在杭州可以對她的學習和生活管得著一些。因此燕儀當時已經離開臨安身在杭州東園巷小學上一年級。
所謂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對於燕儀來說，實際上造反派要清查的是我們做家長的有沒有指使她喊過反動口號，並且要查清是不是她帶頭喊的。因為我們家的政治背景不好，她父親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屬牛鬼蛇神，她母親當然也沒有資格參加造反派組織，何況文革開始時她還因為家庭背景不好被揪去游過街，後來沒有資格參加造反派。那個年頭要當上了「造反派」才是響噹噹的！
一天，燕儀的母親從臨安打了長途電話來告訴我，說醫院決定給孩子們辦學習班隔離審查那起孩子們喊了反動口號的舊事，要我給燕儀去向她學校的班主任請個假，把她的衣服也帶上，第二天有臨安人民醫院的一位造反派護士專程來杭帶燕儀去臨安受審查。我們只好把事情準備好了，沒有對燕儀說明為什麼要送她去臨安。
第二天那護士來了就把她押走了。臨安人民醫院的造反派還真有些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辦法、風格和創造性。他們把那批孩子集中住在一起，連出去大小便都有人跟著，以防他們「串聯」搞攻守同盟或與家長通風報信。天天給他們講革命大道理，要他們「鬥私批修」，「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反戈一擊有功」，給他們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要他們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家屬連探望都不許，只能心中不安地怕他們在裡面吃苦，等待他們平安回來。
這樣，搞得很神秘的，那十多個有問題的孩子被關了大約半個月，以後都放出來了。燕儀也算是通過了。那反動口號不是她帶頭喊的，大人也沒有唆使她喊那反動口號，不過也算是政治上犯了錯誤。我當時不明白是否要把那些結論寫進她的檔案里去讓她背一輩子的黑鍋？
但那次把孩子們集中辦學習班的事，造反派們沒有達到目的，也沒有結論。因為沒有孩子承認帶頭喊過那句反動口號，也沒有孩子能檢舉揭發誰帶頭喊了那句反動口號，也沒能查清是否有壞人在教唆，甚至後來搞不清是否有人喊過那句口號。聽起來有點滑稽，怎麼幾乎同樣數量的大人（響噹噹的造反派）竟然對付不了那批孩子。他們學過《實踐論》卻變革不了那批小李子，結果只好不了了之。
燕儀回到杭州後，我們趕緊為她補習拖下十多天的功課。她在臨安的十多天接受了她小小年紀第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知道了什麼叫政治——那可不是可以當遊戲鬧著玩的！
大約到文革結束後，人們漸漸有所清醒，階級鬥爭的理論才漸漸淡化，那之後文革時期自己感到光榮而「響噹噹」的造反派們不大情願自己被別人稱為「造反派」了，他們各派都想把那稱呼送給他們的對立面去。慢慢地中國社會脫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陰影，不過那已是「撥亂反正」之後的事了。
燕儀總算幸運，沒有為她兒時所犯的政治錯誤而背上黑鍋。讓人更感到欣慰的是現在一代孩子已不感到自己的階級出身對自己的前途有多大影響，甚至也說不清自己是屬什麼階級的了。過去的階級教育給人的印象其說教顯得十分勉強，其實是編造出來的，與實際有很大的出入。很難令人置信，人是以階級劃分的？並且階級性是第一的？人類從一出現在地球上就有階級了嗎？並且是一代一代繼承的？
今天人們越來越明白了，利用階級理論搞政治只是一種假託，與希特勒的雅利安人血統的優秀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而正是那種歪曲實際的理論把中國拖進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怪圈裡去的。
現在的孩子們思想解放得多了，他們沒有階級理論的束縛，既敢想也敢說，比我們這批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猶心有餘悸的過來人強多了。我認為這是好事。
去年（二OO一年）杭州有一份報紙上報導了某校的初中學生談論白毛女的故事的言論。按我們這代人的認識來衡量，他們確實是大膽的、敢想敢說的。當年在解放初我們看《白毛女》的電影的那個年代，如果有誰敢於口出狂言，說出今天孩子們說的那些話來，至少是要被送去勞改的，搞得不好甚至要送命的。
但在今天的那些孩子們看來，他們明確認為楊白勞是個壞人。他們的理由是他欠了黃家的錢就應該還，而他不但不還錢，還要逃到外地去躲債，那不是壞人麼？他們甚至認為他既然還不起錢，當初就不應該去借別人的。更有甚者，他們認為黃世仁是個大好人，說他那麼有錢又有田產，但他願意娶個貧農的女兒、幫助他們一家而不計較身份，那不是大好人麼？
同時，在他們看來，喜兒是個傻瓜。孩子們說有那麼好、那麼有錢的好人黃世仁來愛她、幫助她家，她居然不要，並且要逃到深山裡去吃幾年苦，實在太傻了！對白毛女的故事是否可以那樣看待，我也搞不懂了。不過那畢竟僅僅是孩子們在那麼說，想著童言無忌就行了。而細細想想，今天孩子們所講的似乎更符合情理些。
當年要利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這口號成大事的人們，編造這樣一個煽起階級仇恨的故事意圖是明確的，但白毛女這故事畢竟是虛構的。受孩子們的啟發，我也思想解放了些，現在看來白毛女那出戲的故事確實有些勉強。不禁要問，現實生活中有過那樣的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