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宙宙是在一個公社插隊時交的朋友，親如兄弟。宙宙的爸爸是留學過美國的總工程師，老伯的親人在國共兩黨都是高官，他父親是老同盟會員，後被定為甲級戰犯，同蔣介石排在同一檔。49年他堅決與老爹劃清界限，留在大陸建設新中國。而他的岳父一家，幾乎都是中共地下黨。當年宙宙大姨的婚禮，延安的頭頭們全都參加了，包括毛澤東本人。我還見過宙宙小時侯，朱德在中南海里抱著他的照片，那時宙宙還跟著他大姨。只是好景不常，他的大姨夫在高饒事件時被株連了。我知道宙宙的弟弟參軍時，就是老伯找肖華上將關照的，否則絕對沒門。
後來宙宙招工回鄭州，要求我一定常到他家，於是我們一直往來著。我在農村並不安分，那每個工一角多一點的回報，我沒放在眼裡。靠著修手錶、收音機，做木工、油漆，掙錢生活。捎帶著搞些投機倒把，收入不比上班的少。每年還有幾個月，專事讀書。每次到鄭州，住在宙宙家，他爹都很高興，住在他家如同自己家。我跟老伯圍棋實力相當，成了忘年棋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宙宙的表弟四毛從北京來避難，四毛是獨生子，爹媽都是軍隊的師級幹部，在北京三總部工作。我正在鄭州給人做家具。8月上旬，幹完一批活之後，決定出遊一次。於是四毛就跟著我跑到蘇、杭。9月初我們上黃山玩了幾天。那時的黃山，遠不象後來那樣人滿為患的。從黃山北海賓館下來那天，我們決定經松谷庵走到太平縣，然後坐汽車由貴池上船。到松谷庵的路上，瓢潑大雨把我倆淋個透，好不容易進到庵里，原來竟是個空無一人的廢庵。農民們用做炒茶葉的地方了。躲雨時見白牆上塗寫了不少詩文，當然大多屬塗鴉之類。於是興起，塗詩一首：「禪佛禪到松谷庵，煙滅佛亡庵也殘；山雨無情淋已透，陰霾不散走亦難。聽濤門內聽流喘，疊嶂峰前疊饑寒；自信浮雲難蔽日，且燃篝火待衣干。」爬高些，用柴碳寫在牆上。
我們於8日從貴池上了輪船，到武漢去。船很大，叫「東方紅十三號」（或九號，因幾天前我們從南京過來時也是坐船，哪艘是九號或十三號記不太準。）。
船的每個座艙中間是一條通道，連著船的兩弦。通道兩邊都是床，上下鋪。我們的鋪位旁邊，是幾位穿著灰不溜秋的海軍服的軍官。那時沒有軍銜，從年齡和言談舉止看，大約都是營、團級的。上船後就見他們在打撲克，說說笑笑。我們的艙位在三層，上一層便是餐廳。伙食決不是今天可以想像的，最便宜的份飯只收兩角錢，還不要糧票。
在船舷的走廊上看了兩岸的風景，我不由得有些感嘆：這麼大一條長江，居然沒有見幾艘船。顯得空空蕩蕩。江風很大，吹得人受不了。就回艙里。幾位軍官依舊在打牌。我躺在床上，拿了本書看。四毛與軍人有一種親近感，於是看他們打牌，不時還參與進去，建議打這打那。沒多久就混得很熟。其他旅客的聊天，基本上在說地震，唐山地震之後，似乎全國都在鬧地震。
次日下午3點多，船到九江。要停40分鐘。這時廣播裡不停地廣播通知，說4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要有重要廣播，請到時注意收聽。我們都開始議論會廣播什麼。有一位軍官說，可能兩報一刊要發表批判文章。另一位馬上頂過去：「還批判誰？死的死了，倒的倒了，沒有批判對象了。」一位旅客接上：「宋江批過了，那就批判曹操吧。曹操也是篡黨奪權的？」大家都笑起來。但批判文章不可能先預告的，有個旅客說：「不會又死了誰吧？」軍官接著說：「能是誰？劉伯承？不應該有這麼大動靜。葉劍英？」馬上有人接茬：「不可能，他躲在頤和園下棋，不會這麼隆重。」一位旅客問：「你怎麼知道他在哪下棋？」那人說：「我們那有一個當兵的，給葉老帥當警衛。他探家回來說，葉帥受江青他們的氣，毛主席又護著江青。他就跑到頤和園躲起來，平時跟參謀們下棋。輸給他就罵你膿包；贏了他就罵你狂妄。心情糟糕得很。」這位問話的說：「等老人家千古了，把這幫傢伙狠狠地收拾掉！」我說：「一小會播一次，會是毛主席嗎？」上鋪一個聲音：「我猜是，不敢說。」年紀最大的那軍官說：「別亂說。萬一不是的，那就自找麻煩。」
那個年代，說話最自由的地方就是火車、汽車、輪船上。發發牢騷，講一些「政治謠言」，發泄一下心中的悶氣。反正船到碼頭車到站，各走各的，誰也不認識誰，不擔心被揭發。恰恰是在素不相識的旅客間，往往引起共鳴，而那些「政治謠言」，多數是針對江青一夥的。人人皆知毛就是他們這一夥的後台。這兩年又是水災又是地震，蔣介石、康生、周恩來、朱德都死了，老百姓傳說老天爺發難，該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了。人民對沒完沒了的運動，早就怨聲載道；只是如果這些怨言牽連到毛主席，並且被揭發，那就會倒大霉。輕則判重刑，重則殺頭，還要株連親友。現在說到毛主席，畢竟還有些害怕。所以這軍官一開口，就立馬沒人再說什麼了。
船不一會兒靠上了碼頭，我和四毛上九江市走了一段，時間有限，沒敢走太遠。回到船上，接著聽到廣播，真的是毛主席死了。人人熟悉的哀樂又一次響起。然後再播一次。又一次哀樂，反覆幾次。幾位軍官還是打牌。船開了，下一個碼頭就是終點武漢，我還在看書。不久廣播了停止一切文化娛樂活動七天的通知，又廣播了18日開追悼會的決定。一個軍官說：「還打不打？」那位年長的軍官說：「管他呢，打完這把再說。」
過了一陣，船上的廣播宣布：為了哀悼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有旅客排隊到四層餐廳，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告別。由船上工作人員帶領，請大家按照順序，聽從指揮。軍官們的撲克也停下來了。不久，就看見門外排隊，由右邊弦廊上餐廳，告別完了從左邊弦廊下來。四毛問我：「老大，我們去不去？」我答：「去個屁。」「會不會有麻煩？」「別讓人知道就不會。」
誰知我們這個艙好些人都不動。有一個船員進來：「你們怎麼還不動？快些。」那邊有一位說：「我不舒服，暈船，可以請假吧？」那船員說：「你們證明，我來喊過你們了。」就走出去了。門外的隊伍慢慢移動，看不出這船上有那麼多人。我聽見一個軍官問：「這邊是回來的吧？」另一個旅客說是的。幾個軍官立即從左邊門出去，加入了告別過回來的隊伍里。我立即對四毛說：「走，跟上。」於是我們也從左邊出門。後邊還有幾個旅客也跟了出去。
我問四毛：「你爹媽他們發不發牢騷？」他說，也發一點兒。主要是對江青，忒討厭她。「我媽還罵過她是婊子。你可不能說出去。」另外就是說過，三支兩軍把部隊搞亂了，威信也搞糟了。我問：「不發毛主席的牢騷吧？」四毛說：「那他們不敢。不過誰知道，關起門來也許會」閒扯一會，回艙。
等大家都回到艙里，七嘴八舌說話。我聽清楚他們介紹告別式的場面：毛主席相圍上了黑紗，一小堆白紙花，進去每人發一朵，三鞠躬完出門又收回來。拿去發給後邊進來的。有位軍官小聲說：「形式主義。」四毛問：「老大，你說毛主席死了，會不會變天？」我笑了，說：「別做夢了，換藥不換湯。就這麼回事。不過日子應該會好一點。」旁邊一位旅客聽見，笑起來：「有意思，挺有意思，換藥不換湯。」奇怪的是，直到武漢，船艙里卻沒有再議論毛主席死後的任何事情。反倒是有一種不甚明白的情緒，大家都等著看。
船到漢口江漢關碼頭已近中午時分。我們上了岸，我口袋裡只有一角錢了。加上不知道該坐幾路公共汽車。於是我建議，走吧！反正沿著江漢路走，能到我同學的廠里，那廠在江漢路的另一頭，新華路，我帶路。肚子很餓，路特別長。總算走到了。於修、袁猴兩個見到我，高興地大叫。我們是同學，他們回原籍下鄉後，70年就招工了。一說我們還沒吃飯就馬上到飯堂去，幸好還有飯賣。還給加了個菜。我們倆狼吞虎咽，每人吃了六兩大米飯。還聊了一通路上的見聞。四毛說，他下午就要回鄭州，問有火車沒有。我笑道，沒來過武漢，玩一兩天再走不行？他說，出來太久了，怕爹媽惦記。又問到哪去買票。於修大叫起來：「買什麼票，扒上車就走。到鄭州幾個鐘頭，怕什麼？」袁猴又說：「老大從來不買票，人都是國家的，算出差。」四毛說他可不敢。我說，借十塊錢吧，我們身上都沒錢了。誰知四毛說不用，他還藏著十塊錢，夠了。我笑著大罵他搞陰謀詭計；他倒老實，解釋說怕我花光了，留十塊應急的。
送走四毛後，我們三個到了於修家，他現在是廠里的汽車隊長，管三輛汽車，屬於一等公民。買了點菜又來了兩個好朋友，買幾瓶啤酒，聚了一餐。席間，袁猴說：老頭子死了，你也該招工了吧？我說現在我還不想招工了，一個月三、四十塊就把自己給賣了，划不來。那位當老師的朋友說：「毛老頭一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該叫學生下鄉。全國各地這些小伢兒，千把萬人，都給貧下中農教壞了。一講就是59年60年，餓死幾多人。那叫憶苦思甜嘛？明明就是憶甜思苦！我插隊那個地方，農民講地主還比公社幹部好。解放前有點災，地主還曉得減租。59年餓死人這些幹部還要各家各戶搜查糧食。幾狠心喲。」我告訴他，我插隊那個公社書記說：「是政府養不活你們，才叫你們下鄉的。讓我們養，我們也不想養。」大家哄堂大笑，說這個書記還不錯，至少講點真話。共產黨的幹部，自彭德懷被打倒，沒人敢講真話了。林彪總結的，「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可算經驗之談。
接著大夥議論天安門事件會不會平反。我估計至少兩三年內不可能，但總有一天要平反的。於修同意，說全國至少幾十萬人，不平反才怪。那位朋友認為，反右派也有幾十萬，還不是沒有平反。於修說，現在老頭子沒有了，沒人壓得住陣，情況不一樣。古時候新皇帝登基，都要搞大赦的，你怕華國鋒不搞？不搞他哪裡坐得住？接著談到會不會打內戰的問題。都有點擔心，軍隊那幫老將，早就恨死江青了，弄不好真會打起來。
反正，毛澤東的死，遠不如周恩來死時那麼令人悲痛。那時，全國各地都自發地搞了一些悼念活動，老百姓出自內心的懷念，用各種行動來表達哀思。連毛澤東也知道，這種哀思其實包含著更多對他的施政方針的不滿。尤其是在鎮壓了「4.5天安門事件」之後，那份總理遺囑弄得全國都沸沸揚揚。現在卻沒有這種舉動，一切活動都是官方安排的。周恩來去世時，我也到了武漢，街頭看到，每輛公共汽車車頭、幾乎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掛滿黑紗、白花，現在卻沒見到。人們依舊盤算著過日子，並聽天由命地等著看政局會怎樣。報紙上、電視裡、廣播電台都是連篇累牘地宣傳那些懷念毛主席的文章。袁猴說，現在的報紙，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次日晚上，於修開車，我們到了漢陽他的一位朋友家。那裡聚著五六個人了，都是下過鄉的人。於修介紹說我還在農村插隊，大家便有了些同情話。接著那位朋友拿了床毛毯把窗戶給遮住，於修喊熱，那位說：「巴媽兒的，現在還是停止娛樂活動的，防到些好。」原來這幾位都是吉他愛好者，請來一位高手，想學一兩手。於是開始彈吉他，間或，也跟著唱。那位確實是高手，吉他彈得棒極了，引得同院的鄰居也到門外聽。特別是彈到那首：「趕快上山吧勇士們，我們在春天參加游擊隊。敵人的末日已經到來，我們的戰鬥生活像詩篇。」因為都看過那部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竟成了合唱。
院子的門有人敲打，所有人都不出聲了。屋主出去開門，原來是居委會的。我聽見那婦人說：「現在是非常時候，你們要樂就小聲點。小人總還是有的，跑起去告一下，搞出些麻煩就不好了。」屋主陪了些好話，進來關了門，解嘲似的說：「一得意，就忘了形了。注意點。我那個窗子，對到巷子的，擋起也擋不嚴，外頭聽到了。」又彈了幾首曲子，終不象原先那麼無憂，乾脆散了。
次日，我習慣性地扒車回到鄭州。宙宙上班地點離火車站不遠，先到那，他給了家裡的鑰匙。等他下班回家，進門就說：「你可回來了。四毛回北京了，這幾個哥們老問我，老大啥時回來，這不是老毛死了個逑的，大夥想嘮嘮。」沒等我開口，他又說：「我跟你說，最近在這兒可是出了好幾個反標。都是為鄧小平、還有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有一個標語挺有意思：『批鄧很不得人心！』」我問：「抓到寫標語的了？」「不知道。可能還沒有，今天早上單位上還叫大家注意，階級敵人乘毛主席去世會跳出來，大家要檢舉可疑線索。誰會去干那缺德事，我師傅說，誰檢舉，誰生兒子沒屁眼兒。」我問：「你爹呢？」「他出差好幾天了，明天也許回來。」
晚飯後，我們倆騎車到了二.七大道，到設計院許工程師家。這位許工我也挺熟，夫妻倆都是60年印尼排華時回國的華僑，愛好養魚。原先為熱帶魚過冬頭疼，我給出了個主意，把電烙鐵芯子放進試管，用環氧樹脂封口。扔進水裡插上電，解決問題。兩口子高興壞了。談了一會魚的事，許工說，他們夫妻倆現在正辦著回僑居地的手續。回印尼很難，但在馬來西亞的親戚已搞好了進入馬來西亞的必要手續，如順利，年底前就成行。我問，外邊的日子是否比國內強？許工說，我們都不關心國內政治，老朋友面前就實說，太恐怖了。你想，國家主席都可以整成那樣，普通人又如何保證？沒有這種保證，法律的保證，任何人都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了。人不是螞蟻，不是說餓不死就心滿意足的。後半生不想在這種毫無自由可言的環境下度過，還是出去好。
他又說，我們都是回國後上的大學，也為國家做了十多年貢獻，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良心。他苦笑著說：「當年回國，激動得熱淚盈眶。那時就可以去馬來西亞，不肯去。現在卻費盡氣力過去，真是一言難盡。」說著也就自然地轉入毛去世後的事情上去了。我認為，毛去世後這種局面會緩解一些。他問理由何在？我答，很簡單，沒人可以具備毛的威望，也就不能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民應有的權利。即使是毛澤東本人，天安門事件就說明人民已經開始反抗。許工夫人慌忙打岔，說：「老大，好了，別再討論下去了，惹出麻煩來我們的力氣就全白費了。」這時我注意到，她在我們來到後就把黑白電視機調大了音量。許工解嘲說，很對不起，我愛人現在膽子很小，嚇怕了，生怕大禍臨頭。我很願意和你們討論這些問題，人嘛，總不能沒有思想，但現在卻不能有思想。這也是我們決心離開的主要原因。聊了會，我們告辭。
第二天焦老伯回來，他57年險些成右派，以後就不談國事了。他除了與我談論圍棋之外，至多偶爾談一些30年代在美國讀書的事。這次，打開收音機之後，擺好棋盤，低聲問我，毛之後中國會怎樣？然後投子。我笑起來：「焦伯伯，這麼多年您第一次談政治。」他道：四毛回來說，你講「換藥不換湯」，我感覺這話裡面有文章。我反問，您覺得華國鋒能坐多久？他道，當然是他當頭，毛主席定的嘛！我說，那得看他的能耐，從宣傳上看，毛只是為了平衡，強拉他的。如果江青把他拉過去，中國就打內戰。如果拉不過去，葉劍英這批老將，手中有軍隊，他也許會成代言人。你看他這幾天講話，最怕鄧小平出山，一個勁的繼續批鄧。不管誰上台，都會維護共產黨的江山，否則他自己的權力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有大變化，這就是換藥不換湯。至多不搞運動了，因為除了毛主席本人，沒人具有把運動搞下去的威望。他說，只要沒有運動了，那就好。這種運動，千萬不要再搞了。於是下棋。
在鄭州的幾天裡，原來一塊插隊的朋友們陸續見過。他們招工以後，基本上忙於戀愛結婚，有的生了孩子，屬於混日子之類了。毛澤東的死，似乎吊起一些關心政治的念頭。因為這畢竟關係到他們未來生活會如何。我發現，沒有哪個感到什麼悲痛，反倒都覺得解脫。插友們告訴我，單位上都通知了，追悼會那天不許請假，也不准遲到。還不能穿黑、白色以外的任何衣服。女同志不許穿裙子。等等。毛二不知聽到什麼消息說，不用再下鄉插隊了。他感嘆道：「嘿，他要是早走七八年多好，咱也不用下鄉了。」這個人群都是狂熱的「毛主席的紅衛兵」。看來武漢那位仁兄說的，「都給貧下中農教壞了」，有點道理。只是，這個「壞」當另行理解。
還說到一個小道消息：許世友在人大會堂告別遺體時遇到江青，告訴她，毛主席在世我讓你三分；毛主席不在了我決不會讓你了！這傳說很讓人解氣，老百姓確實恨死江青了，周恩來死時，她不脫帽子，電視機前就有不少人罵出聲來。須知，那時看電視還是集體行動，即使誰家有電視，左鄰右舍都聚集來看的。還傳說她與唐納的種種流言，以及周總理下令全部買回她與美國記者的談話記錄那本書。關於電影《創業》、《園丁之歌》，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評，人們聽說後都要互相轉告，高興得很。唯一不解的是：既然毛批評她如此之多，何以她卻不降反升？別人是只消毛半點批評，馬上垮台！一句話，用怨聲載道來形容毛去世前後的民意，是決不誇張的。
鄭州火車站旁正興街一座新建好的過鐵路地下通道，原定的通車典禮因毛逝世推延，17日夜，有人在新修的柏油路面上刷了大標語：「批鄧不得人心！」18日上午我和宙宙騎車前往，只見圍觀不少人，標語早就用鋸末蓋上了，現場被封鎖。據說那些刷標語的是開著汽車來的，且沒有逃走，坐等被抓。我們看看就走了。那條「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的大標語則比比皆是。官樣文章依舊充斥報紙電台，調子唱得很高，卻完全沒有百里長街送總理那種發自內心的悲傷。追悼大會可謂哀榮備至，也明擺著是一種形式；主席台上一副副貌合神離的面孔，象是一幕滑稽劇。
第二天，我回鄉下，是讀書和想問題的時間了。在信陽轉汽車時，也見到了一批招工在信陽的插友。同樣是「沒有眼淚，沒有悲傷」；一朝天子駕崩了，又一朝天子登了基。人們沒理由不抱一線希望，希望新天子能比舊天子強些。可大老郭那席話卻使人高興不起來：「你看華國鋒那眼，跟奸臣似的，沒一點帝王相。這能行？」他居然會相面了。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繼續批鄧，還要把文革進行到底，這些都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
回到鄉下，農民們是不談什麼政治的。說的就是：怨不著水災、地震，原來這些個大人物都要歸天。大隊部的幹部們還不時扯扯，這時遇見永樂生產隊的何生有與王某（日記里沒記他的名字，現在更想不起來了）。他們都在做「義務工」，即幹活不記工分的。原來是要開毛主席追悼大會前，規定每個人都必須購買一個黑紗戴在胳膊上。老社員立即怨聲載道，他們實在窮得拿不出這兩角錢的，須知，那相當於他們幾乎兩天的全部勞動所得。何生有在買黑紗時大聲說：「我買六個！奶奶的，全都戴上。這回總算是翻身了。」王某說：「什麼解放，還不如從前。給地主幹兩三天一改善，現在改善個吊。」
恰好是大隊革委會主任劉家樓在監督賣黑紗，於是他倆被大隊專政隊抓起來。因為兩人都是貧農，公社指示留在大隊專政隊監督勞動。已經被批鬥好幾回了，平時便在大隊乾沒任何報酬的活。我問何生有，幹啥要說這些話？他道：「日他奶奶，誰個不說？不就是叫劉家樓聽見了唄。」我又問他，要是坐勞改咋辦？他道：「坐勞改比當老社員還強些。坐勞改孬好一個月還吃45斤糧食，老社員不就一天七大兩哩。」於是我也無話可說。孟子云：「哀，莫大於心死。」多少人的心已經死了？
這天，我正在大隊部，同幾個大隊幹部閒聊。在公社廣播站幹活的崔會友風風火火闖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北京抓住了四條大混子，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來了！華主席厲害，真厲害！能得很啊」「真的？」幾個人齊聲問道。落實了以後，劉文才會計一拳砸在桌子上：「你媽也，好！老黃！到圍溝里打幾條魚，今晚喝兩盅！」我確實沒想到，這些農村幹部也會如此激動。老黃笑劉文才：「你不是說華國鋒是阿鬥麼？這回咋樣？」劉文才耍賴：「俺沒說過。你造謠！」笑呵呵的。
酒到半酣，我問這位部隊復員回來的會計：有多少年沒有這麼開心了？他想了一會，說從參軍那次起。而大隊民兵營長說，從成立互助組開始，就沒有開心過。「說是鬥地主分田地，你媽耶，莊稼還沒收兩茬，就搞互助組把田給收了。再就是合作社、高級社、公社，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及一年。這叫啥日子？俺們這些當幹部的，孬好強些。老社員那日子，還不抵舊社會。打食堂關到現在，就沒吃過飽飯」這營長算我的本家姐夫，抗美援朝復員回來，本來分配到鐵路上，可他堅決要回家。我笑他，你要到鐵路不就沒事了嗎？他急得叫起來：「俺們這，老祖輩起，吃不完用不完。比城裡還強些。自打這公社一搞起來，全都揶熊！」「食堂關俺差一點餓死。要不是俺戰友從信陽給俺寄了二十斤糧票，俺家裡少說死一半人！在朝鮮俺救過他一命，瞧著這情況他覺著不妙，主動寄的。上頭還把俺查了一通，說俺亂寫信，幹部職務也免掉了。末了『搬石頭』才恢復的。不信你問他幾個。」大夥全都證實這事。酒壯人膽，接下去就成了訴苦會，全是那年餓死人的故事，崔會友更是哭成淚人一個。弄不清喝到幾點，幾個人全在大隊部睡了。
一個時代，到此就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