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多倒霉才能在一生中坐四次牢，共計二十五年。
"我生於袁世凱稱帝的那年，年輕時曾自號'洪憲生人'，以後又經過了軍閥混戰、國民黨專制、抗日戰爭等時代，一直到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有緣的是我每經過一個朝代就坐一回監獄，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是認真付出過生命的代價的。"（見賈植芳著《獄裡獄外》"序"）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賈植芳在上海震旦大學教書，後來做了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一大上海地區代表（未參會），《共產黨宣言》首位全本譯者）曾經這樣評論他："賈植芳這樣的性格是不能當幹部的，他上午當了，下午就得下來，還得挨批。"
不愧為"太陽升"擎奇者之一。
賈植芳有個哥哥，叫賈芝。
賈芝娶的老婆叫李星華，她是李大釗的女兒。李大釗犧牲，是胡適為之修墳的，周作人收留了李星華。
賈芝跑到延安後，要弟弟賈植芳幫忙設法把李星華及其子，還有李星華的弟弟從北京秘密送到延安團圓。
李星華告別周作人時，周說：我不認識在延安的人，除了毛潤之，見到他就代我問個好。
李星華到延安後，正值延安整風運動，王實味的失蹤、丁玲的挨批，想必這口信是被李星華咽下了。
賈植芳的妻子
賈植芳第四次入獄後，妻子任敏投靠賈芝。
嫂子李星華堅決不讓她進家門，"你們反對毛主席，是反革命，還有臉到這裡來。"
在賈芝的懇求下，總算安頓了。任敏在賈芝家作起了傭人，女主人且有令：不許她接觸孩子……
不久，有個有"人性的老闆"（賈植芳評語）看不下去，很快把任敏送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
在那裡，她當了漫長的十八年村婦，直到丈夫回來找她，這對"牛鬼織女"（賈植芳語）才得以團聚。
賈植芳的入獄
在胡風案中，最後只有三個人被正式判刑：胡風十四年，詩人阿壠十二年，賈植芳十二年。
其他"分子"被免於起訴。
之所以有此"榮譽"是因為他的不認罪。
他曾說："出賣不出賣朋友，難道還需要費心去選擇嗎？"
正是因為這個不需要選擇的底線，讓他最後這次的"東方紅"牢獄，連同改造時間，就是二十三年。
二十五減去二十三，一個幼童都可以算出來的數學題，就是一部世界最短的"中國近現代極簡史"，它的史觀是：底線成了天際線，是歷史的罪惡。
可惜極少有人能讀懂。
王元化&陳沂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風案"同犯"王元化找到賈植芳。
組織提出讓王元化做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賈說：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當也得當。不過，依我之見，你這部長怕當不長。
一年多，王元化下來了。
這一回，賈植芳用二十三年的牢獄修煉，接替陳望道，做了預言家。
王元化的前任是貴州遵義人，叫陳沂，有"文化將軍"之稱。
這是一個革命利益高於一切的人。
這樣的人，誰都繞著他走，他很鬱悶，就問賈植芳：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藝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現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這是為啥？
賈不好回答，便說，小組開會（1984年全國文代會）時，問問大家吧。
這個部長也真問，於是黃宗英也真答：為什麼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頭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讓下面人打的？
這麼一想，應該就明白了。
黃宗英報了一箭之仇。
她丈夫趙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藝沒希望》，宣傳部長看了，大罵："放屁！"
可憐的阿丹聽到後，又緊張又氣憤。
對他出演主角的全封殺，直接導致剛從十年災難中走出來，躍躍欲試的趙丹一病不起。
這個上個世紀中國最好的演員就這樣含恨離世。
賈植芳對陳沂這個人的評價是：最要命的是他始終認為自己沒錯。
從活的樹上被砍下來，磨成趁手的棍子，就是為了揍人的，棍子真沒錯。
這個早在1949年就寫了至今讀起來仍見文字盎然挺拔的《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的賈植芳，對個人經濟的觀點，其中的錚錚風骨，有彭小蓮（另一個上海宣傳部長彭柏山之女。其父在十年災難中，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的文章。
引文如下：
賈先生直到最後的那個時刻，都在保持他認定的價值觀。
記得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說："你要去看看老賈啊，他現在退休工資只有一千多一點點，還不如一個技術工人。
我托人給他送去了西瓜，他們回來說，他感動得都要流淚了。"多麼沉重的故事，我一點都沒有懷疑，直奔何滿子叔叔家，我說："我們一起去看看賈叔叔吧。"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滿子叔叔堅決地說："不去，我春節剛去看過他，他很好！"
於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話轉述了一遍。
滿子叔叔更是一臉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這是老賈的性格嗎？什麼都要流淚了，胡說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還是去了。
一看，賈先生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雙腳擱在另外一張條凳上，拿著一本他的學生剛翻譯出來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他看見我走進去，只是扔下書，連姿勢都沒有改變，問我："小蓮，要喝水嗎？"
"不要！"
"不要，那就隨便找個地方坐吧。"
"賈先生，你退休工資只有一千多塊錢啊？"
他奇怪地看著我，似乎懷疑我不能是為了這樣一個問題，從大老遠的靜安寺跑到復旦來吧。
他幾乎沒有反應過來，我著急了，再追問他："是嗎？"
回答很簡單："是的。"
"憑什麼？"
"因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齡不夠，只能算一般教師退休，所以大家都是這點錢，我怎麼辦？"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邊的學生解釋說："是賈先生自己不要的。因為他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解放前一直幫助共產黨，坐過日本人監獄，還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學校要給他寫個申請報告，然後就會作為離休幹部辦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樣的。他不要！"
我大聲地質問賈先生："為什麼不要，你跟錢有什麼好過不去的。"
這一刻，我看見賈先生顯得有點不耐煩了，顯然是太多人這樣問過他。
他連看都不看我，這時候一直把我認為"賢侄女"的賈先生，意識到我原來也不是自家人，怎麼一點都不了解他？
我第一次看見，沒有笑臉的賈先生，甚至帶著一點慍怒。
他管自吸著煙說："我不是幹部！我從來沒有當過官，我是讀書人！"
"讀書人也要吃飯的呀！"
賈先生竟然沒有再搭理我，就讓我默默地在屋子裡坐著，然後灰溜溜地回家了。
直到一年以後，我採訪何滿子叔叔的時候，我聽見他說的一句話，我才明白他們內心的驕傲："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讀書人，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意味著什麼？沒有權，沒有錢。但是，我們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思想！"
那一天，幸好我後來什麼都沒有說，我沒有擺出我的實用主義經來念一念，你管這個，先拿錢再說。
在賈先生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諢是有原則的，他的原則是最簡單又是最有個性的。
在他認定的原則面前，不要說錢，就是生命都是可以付出的。
他的純粹讓我看見了自己的無聊，一份被世俗腐蝕以後的無聊，無聊得那麼廉價。
對沒有人性的人，賈植芳放過狠話：他們死了，我都不會送花圈；對那些曾把他踩在腳底的文痞或高官，他淡淡地說：我就是倒在地上，都比他們站得高。
中國的文人里，有一個我們不該不知道的山西人：賈植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