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說話是在1960年的夏天。從1959年起我離開三中隊，到跑馬坪五中隊給小犯人當大組長。和於勉見面的機會就少了。那時沙坪農場的右派和小犯人們已開始大面積的患水腫病。有些人的臉、手、腳腫得發亮，兩隻眼只有一條縫。整體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則枯瘦如柴，形同骷髏。那些飢腸轆轆的小犯人，出於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們什麼都偷，甚至剛種下的洋芋塊，即使浸泡過福馬林，灑上大糞也被他們刨出來燒著吃了。跑不動的病號，呆在工寮已奄奄一息。勞動生產已無法正常進行。大組長的主要任務是背病號送衛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過三中隊，在山坡上遇見於勉，他柱著拐棍，步履瞞跚地向我走來，拉住我的手告訴我：「如今身體已每況愈下，健康日益惡化。戰爭年代飽一頓，餓一頓留下了胃潰瘍，又患心臟病，實在拖不起了。近來隊部給予特殊照顧，每天發一斤大米給我，可以自己煮來吃，免受食堂盤剝。」他手上提一個美國造豬腰子形鋁飯盒，據說是「抗美援朝」的戰利品，已準備去煮烯飯，見我來了很高興，顧不得煮飯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擺起了龍門陣，他問我五中隊的情況，我說：「原先有400多人。後來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補充進來200多人。我那個大組分了40幾個，結果跑了十幾個。現在經常追逃犯都搞不贏。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芋，海椒，被彝胞用鋤頭打死了兩個，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進峭壁深淵，屍體發臭了才被人發現。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陳重寅教援，小學老師羅志榮，大學生周蘭新，醫生劉天模等，這樣下去要不了兩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於勉聽後立即問我：「你知道為什麼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在沙坪農場是剋扣糧食，在全國是決策失誤。」他對毛的個人品質極為反感，十分肯定地認為是毛製造了這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他說：「這場全國性災難的起因，根子在57年。說了真話的人當右派，當階級敵人；說了假話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麼會有58年的大躍進，浮誇風？既然畝產上萬斤，怎麼會大量餓死人？我看沒有57年反右派，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無疾而終，毛這樣一意孤行，中國還會面臨更大的災難！」我為他激烈的言詞而擔心，怕他說漏嘴惹來麻煩，他對我善意的提醒似乎不以為然，接著說：「當年我說了真話，如今落到這個下場。現在什麼都無所謂了。你還年輕，來日方長，說話可要小心。只要能活著出去，你還可以干一番事業。反正我是熬不出頭了。」他對整過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於懷，對我說：「那些傷天害理，昧著良心整人害人的傢伙，決不會有好下場。不管他們在反右派中撈到多大好處，他們最終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說話的語氣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個法利亞長老，在伊夫堡監獄向鄧蒂斯說話一樣，他提醒我：「是什麼人從你的痛苦中獲取了利益，今後就打他算帳。」他甚至還向我講了一個春秋戰國時期那個著名的復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說：「當年伍子胥破楚後，把楚平王的屍體從墳墓中刨出來，鞭屍三百以解心頭之恨。有人阻攔勸說：棄了吧！將軍不要意氣用事，要注意影響啊！伍子胥摸著滿頭的白髮說：我都這麼大一把年紀了，還顧什麼影響不影響。別人愛怎麼說就隨他去說吧！我才不管呢。」我當時並不怎麼理解這個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後才逐漸明白了於勉的良苦用心。
這一次見面，他講的很多，有些內容已記不清了。我看時間不早了，還有追逃犯的任務在身，便起身告辭，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兩個月之後，我又一次追逃犯路過三中隊，路邊遇到重慶市公安報來的蔣柏齡。我向他打聽於勉的近況，他說：「於勉已經去世了，他是病餓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個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和人為地製造饑荒的年月里，沙坪農場的山溝里早已餓殍遍野。被關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難擺脫這種厄運。像於勉這樣的老者，更是在劫難逃，最先命赴黃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縮影。
1961年春，我又被調到三中隊，聽和於勉關係較好的郎先瀛等軍人講：「於勉死得很慘，人還未斷氣，身邊的呢子大衣，俄羅斯毛毯和派克鋼筆就不知去向。據說是保管在中隊部。可誰也沒有見過，更沒有誰敢打聽這些物品的下落。於勉下葬時半裸著身子，用一張破草蓆裹著屍體埋在山坡一個土坑裡。時間大約是1960年秋冬之間，具體日期已無法查證了。
反右派鬥爭轉眼就是50周年了，我們這些大難不死，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所經歷的種種磨難，是一生中永遠都揮之不去的陰影。至今我還時常夢到自己又回到了勞改隊，為自己尚未脫離牢獄之災而膽顫心驚，誰也無法抹平心靈上的創傷。
當年於勉的預言，後來果然一一應驗。他對許多問題的分析一針見血，判斷入木三分。他向我說的都是真話，至今記憶猶新，在「57」難友罹難50周年今天，寫下這一段真實的歷史，以示對他的懷念。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這批當年20多歲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翁，何況我們說真話的時間已經不是很多了。不是嗎？我們這些倖存者有責任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