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是太原礦山機器廠子弟中學教師。因為只有高中文憑，又沒讀過師範，所以是誤人子弟。
為什麼一個高中生會當中學老師呢？這還要從頭說起。
我是1964年高中畢業的。因為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所以根據當時形勢和我的成績，考個大學根本沒有問題。但是那一年的「政審」特別嚴酷，凡是家庭「有問題」的考生一概不予錄取，於是我只好下鄉插隊。那時我並不知道戶口制度的厲害，更不會想到一旦離開城市，想再回來就比登天還難。
其實我插隊的地方離太原不到50公里，自然條件還算不錯。但那裡的農民收入很低，生活很苦。文革開始後，我在家閒著無聊，便向鄰居借來一本美國小說《白奴》，越看越覺得自己像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生活在農奴制時代。由於悲觀到極點，我想到偷渡，目標是蘇聯或朝鮮。只是害怕父母因此而受牽連，才沒鋌而走險。有一次我在家裡抱怨這輩子完了，父親聽到以後生氣地說：「人一輩子變化很大，你怎麼能有這種想法？」
到了1971年，因為受停課鬧革命的影響，師資荒首先在小學顯現。為了應急，當局決定從知青中選拔高中生擔任小學老師。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重新看到人生的希望。當時父親提醒我：「你不是不願意當小學老師嗎？」我說：「只要能回到城裡，就是掏大糞也干。何況我今天當了小學老師，明天就能當中學老師，後天還可能能當大學老師。」這一次父親沒說什麼，我不知他是否清楚，兒子如此狂妄，是因為記住了他說過的那句話：「人一輩子變化很大！」
那一年4月12日，我縱身一躍離開農村，重新成為吃商品糧城裡人，並被分配到太原市流沙坡小學任教。當時運動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學校不是開會，就是學工學農學軍。我對這些事不感興趣，便儘量抽空讀書，連開會、坐車的時間也不放過。
一開始我想自學理科，去圓少年時代的科學家之夢。我的兩個哥哥分別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和山西大學物理系，我把二哥的大學課本找出來，想從高等數學開始，用幾年時間自學大學課程。但是我發現，面對一個又一個難題，如果沒人輔導真是寸步難行。無奈之下，我只好棄理學文。
那時候，所有圖書館都處於封閉狀態，新華書店也是剛剛開張，裡面除了毛著和魯迅單行本外，大部分書架都空蕩蕩落滿灰塵。不久，「讀一點馬列」的最高指示傳達下來，書店也擺出新版《馬恩選集》。這套書定價七元，我當時每月掙30多塊，猶豫半天還是一咬牙一跺腳買了一套。拿回家以後，我多次打開，都覺得味同嚼蠟啃不下去。所幸我有父親留下的一本范文瀾在48年寫的《中國近代史》，還有半套王力的《古代漢語》，那是插隊時從農村中學偷來的——這就是我自學的主要材料。
1974年我終於找藉口調到礦機中學，實現了職業規劃的第二跳。學校有個圖書館，為了備課我常去翻書，後來發現有些內部發行的黃皮書和灰皮書。起初圖書館趙老師不讓我動，後來熟悉了才借給我，並囑咐快看快還，不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書名義上是供處級以上幹部大批判的，但是我讀了以後卻深受影響大開眼界。印象最深的是田中角榮首相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從這本書中不僅看出作者對日本經濟發展的構想，更看到了中日兩國的巨大差距。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已經31歲，按規定已經超齡，自己也覺得已經達到大學文科水平，便沒有湊那熱鬧。1978年春季研究生開始招生，並規定「具有同等學力」也可報名。這讓我十分興奮，感覺實現第三跳的機會終於來了。
北城區報名處有一本厚厚的《研究生報考指南》，裡面有招生學校、指導老師、專業方向、考試內容、參考資料。考慮兩三，我選擇了山西大學歷史系的中國近代史專業，目的是想探索中日兩國為什麼在近代化過程中拉開差距。
這時離考試只有一個多月了。根據有關規定，我向學校請了假，集中精力準備考試。由於參考書難找，我只好每天去省圖書館看書。當時的二樓閱覽室剛剛開放，空蕩蕩的沒幾個人。我根據《報考指南》，把能找到的書都讀了一遍。記得讀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和郭沫若《中國史稿》等「必讀書」時收穫不大。倒是有一套「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論中國近代史的「參考書」，給我啟發很大。
考試日期很快就到了，考場設在市中心的大水巷小學。我原來以為既然是招收研究生，就應該考察他的理性如何，而不是記性怎樣。然而拿到試卷以後，才發現幾乎全是死記硬背的內容。我以為這下子砸了，沒想到過了不久便收到複試通知。於是我接受初試教訓，在死記硬背上狠下功夫。這期間我認識報考相同專業的一位年輕人，這老兄不久前在高考中落榜，讓我知道其水平有多差，但是在考研卻排名第三，估計是沾了死記硬背的光。複試結束以後，他因為少看一本必讀書，而這本書涉及到一道40分的考題。這個專業共招收5人，因此我估計自己勝出的希望很大。
不料一個多月以後，我卻收到落榜通知書。去山西大學教務處了解情況，才知道我在複試中名列第四，本來應該錄取，但是按照某導師的意見，將複試和初試的成績加在一起計算，將我排在第六。我問是不是所有專業都這樣？對方說因為初試成績已經用過，所以大部分專業只看複試成績，只有少數專業採取這種方式。
面對命運的捉弄，我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像阿Q似地想：「你不要我，是你的損失，明年老子報考更好的學校。」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風雲突變，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蔣南翔因為高校潛力幾乎用盡，便發出「寧缺勿濫」的指示，其中關鍵一條是外語成績必須在60分以上，這就使考研成了外語系學生的長項。後來我雖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語方面，但是又考兩年都過不了關，便只好放棄。
儘管我的青春第三跳沒有成功，但是這次努力還是讓我找到了興趣和方向，並最終走上適合於自己的治學之路。
2021-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