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誕生
時至今日，西方化、近代國家的形成已是不可改變的浪潮了。在眼下儼然存在著列強「並立」的激烈國際競爭。漢人的知識分子對於列強將自己國家蠶食鯨吞的「瓜分」，總抱持著一份恐懼與危機意識。唯有獨立並成為能與世界「並立」的一國，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至此，人們終於產生了「滿清所統治的範圍，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的國土」的意識。隨著危機意識的形成，這樣的意識也不斷提升。
這種立場的人們以日本漢語自稱是「支那人」，並稱自己的國家為「支那」。這個詞是把China／Chine以漢字表示而出現的用詞，也包含了民族國家這個西方人及日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
因此當時的「支那」完全不是一個歧視性用語，而是帶著新鮮氣息的新創單字、外來用語，表示了要打破現狀、推翻舊體制，並朝著統一的近代國家前進的意思。將這個外來語「支那」再度轉換成有淵源且眾人熟悉的漢語，就成了現在的「中國」這個稱呼以及國家概念。在本系列的第一卷開頭也曾經介紹過，康有為的高徒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就以nationalhistory的概念構想了「中國史」，並重新將自己的國家以「中國」的國號命名，而此舉也源自於這個時代的思潮。
不僅是「支那」與「中國」，梁啓超積極地使用這類日本漢語展開各種言論活動，將過去的漢語概念西方化，普及了國家主義等新的概念與思想。而這些舉動都成了日後現代中文白話體的產生、否定儒教等舊思想的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的先驅。
構想了「中國史」概念的梁啓超（聯經提供）
不過統治這個新「中國」的政權，在當下也只有清朝了。而試圖推翻這個政權與制度的動作卻越來越顯著。同時，認為不能再依靠清朝政府，有必要打倒、翻新體制的認知也逐漸擴張開來，這也引發了政治上的革命。
並且，如此的轉換並非僅限於在漢人社會當中。清朝政權在當時已經必須要靠漢人督撫的軍事力支援，並仰賴漢人的社會經濟力。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儘管同樣是清朝政權本身，或是在清朝統治下的漢人以外的世界，也勢必會被漢人產生的變化所影響。
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在短期間內說服力劇增的「追求中國一體化」。當中成為槓桿並登場的，就是相當於西方近代國家概念的日本漢語「領土」與「主權」。清朝政府將原本稱為「藩部」的漢人以外的土地改稱「領土」，並對領土宣稱「主權」，開始強化自身的統治權。
「領土主權」
當然這樣的動作並非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才開始的舉動。例如新疆，誠如前面所述，已有「督撫重權」的制度進入，被編為新疆省。不僅是「藩部」，對於隔著海洋的台灣，也在新疆建省的同一時期，設置了台灣省。
這些都是在一八八○年代，為了防範俄羅斯、日本與法國等外敵所實行的舉措，也是對外危機意識的產物。透過「因俗而治」這種委託當地自治的做法已不再能維持統治，也無法阻止外敵侵略。因此就採用了在統治漢人時，鎮壓內亂及維持治安極為有效的「督撫重權」。
然而當時僅停留於省的設置與「督撫重權」的實行。但進入二十世紀後，與統治漢人時同樣設置了省，並設置總督與巡撫，就等同於維持「中國」這個一體化國家的「領土主權」了。過去的「督撫重權」藉由政治思想的轉換，產生了新的意義。
二十世紀初期「瓜分」的重大威脅，一直存在於東三省。這塊角逐之地甚至引發了日俄戰爭，在戰後也有各國的勢力不斷滲透。清朝在一九○七年設置了東三省總督，雖然較遲，但仍將此地改為與漢人各省相同的體制。這也是在日俄戰爭之後，企圖守護戰爭過後好不容易才確保的「領土」與「主權」所採取的嘗試。
東三省原本是努爾哈赤興起的滿洲人舊地，在入關之後，滿清也在此地設置了陪都，不讓漢人踏進一步，算是一個聖域。然而這樣的定位卻逐漸地有名無實。十八世紀人口爆炸性的增加與十九世紀大量的移民遷入，讓豐富的森林消失殆盡，成為一整片的大豆田，居民也大多是漢人。
或許也因如此，滿洲對於在東三省設置總督、統治漢人，換句話說就是將此地「領土化」，似乎沒有太大的抵抗。然而這樣的過程卻不適用在東三省以外的土地，而誠如日本人所熟知的，東三省也並沒有非常順利地與「中國」統一。
民國
西藏
焦點在西藏與蒙古，也就是藏傳佛教的世界。這個地區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外界都沒有沾手。而這意味了清朝的統治相對來說還算順利，也代表清朝政權傾力建立了一套秩序。
在康熙皇帝之後，透過與準噶爾的殊死戰，爭奪蒙古的霸權，清朝認識到壓制住西藏與藏傳佛教的重要性。尤其乾隆皇帝透過長期的治世，一邊尊崇保護著藏傳佛教，同時也對達賴喇嘛穩固了大施主以及轉輪聖王的地位。
看在西藏佛教徒眼裡，很有可能會被視為外來征服者的清朝皇帝，就這麼被認可為「傳播佛教拯救眾生」之人。其中乾隆皇帝更是被稱為「菩薩王」，其治世稱得上是建立了一統滿、藏、蒙的藏傳佛教世界，完成了此地的統治秩序。
儘管十九世紀滿清在漢人的統治蒙上了一層陰影，但西藏卻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問題。不過南方的喜馬拉雅各國卻不斷地產生紛爭。在前面提過的「十全武功」其一，就是廓爾喀族與尼泊爾的紛爭，另外還有不丹、錫金等更小的國家，也不斷地出現動亂。
儘管紛爭的數量很多，但其實規模都不足掛齒，唯獨與南面相鄰的印度之間的關係是個問題。尤其是十九世紀後半過後，英國進入印度殖民，開始介入喜馬拉雅各國，並希望能與西藏有交通與貿易的往來，但達賴喇嘛政權都以滿清為擋箭牌，貫徹了拒絕的姿態。
然而在日俄戰爭之後，英國對俄羅斯南下的恐懼，就帶來了重大的轉機。為了保衛印度、防止俄國入侵，就必須要與位居中間的西藏建立緊密的關係。做出這番判斷的印度政府機關，斷然遠征拉薩，並直接與達賴喇嘛政權進行交涉，最終在一九○四年簽訂了拉薩條約。西藏在同意清朝「宗主權」的基礎之上，自行「直接」決定了與英國之間的關係，達成協議。
北京政府對於這樣的過程感到震驚，因為這時滿清已開始對「領土主權」有所意識。西藏「直接」與英國交涉，等同於在訴說著清朝政權在此地並不擁有「主權」。換句話說，西藏不再是滿清的「領土」，而這違反了「中國」的統一。
清朝政權透過此一危機感，很快地自覺到對西藏的「主權」。因此捨棄了在西藏當地委任給達賴喇嘛政教合一管理的「因俗而治」，匆匆忙忙地開始轉而統治「領土」。
這裡的「領土」統治，和設立了漢人各省是相同的體制。由於東鄰四川省，因此西藏東側不斷有漢人移居，拉薩則有新任的漢人大臣進駐，在軍事與政治層面都強化了滿清的統治。過去相當被尊重的西藏佛教世界的傳統，已不再被滿清放在眼裡。
到了一九一○年二月，清軍為了強化統治，從四川進攻西藏占領了拉薩。滿清企圖以拉薩為中心設置「西藏省」，並在東部西藏設「西康省」，達賴喇嘛十三世（一八七六―一九三三年）為了逃難而遠走印度。然而在隔年十月十日，發起了辛亥革命，清朝在四川省的權力遭到瓦解，駐西藏的清軍被驅離。達賴喇嘛得以回到拉薩，西藏在實質上達成了獨立。
蒙古
對清朝而言，蒙古的重要性與西藏不分上下。若要將廣大的蒙古做個大致上的區分，那麼就是與清朝皇室有姻親關係、幾乎已經統一、位居戈壁沙漠南方的「內蒙古」，以及戈壁沙漠以北、主從關係更為鬆散的「外蒙古」。這兩者都是漢語，因此跨越時代來看，這樣的稱呼並不一定是精確的區分方式，但卻持續到了現代，是個很簡而易懂的概念，因此本書就權宜地概括性使用這個詞來進行論述。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博克多汗）（聯經提供）
前面已經提過，藏傳佛教世界中有一部分是「外蒙古」，因此清朝對此地，以保護西藏佛教的「菩薩王」也就是「博克多汗」（神聖的大汗）進行統治。在悠久的歷史當中，儘管蒙古的遊牧民族社會也無可避免地產生一些變化，但此地與西藏相同，實現了相對較穩定的統治體制。經過了動盪的十九世紀，卻不見較為顯著的紛擾或動亂。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後，清朝這股「新政」的浪潮無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蒙古。清朝政權從來沒有輕視過蒙古，但由於漢人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轉換，使得重視的意涵也產生了改變。不僅增加了駐留軍，也限制了對貴族與僧侶的優待，廢除對漢人活動的限制，這些政策都開始在「內」、「外」蒙古實行。
與清室已一體化的「內蒙古」，對於這樣的變化抵抗相當微弱，但對於隔著遙遠距離的外蒙古而言，就不是如此了。眼見與長城相鄰的「內蒙古」增加了大量移居而來的漢人，而蒙古人遊牧的土地逐漸減少，自然會感到不安。
一九一○年，三多受到北京政府的命令，以大臣的身份前往庫倫（今天的烏蘭巴托），並試圖強硬推行「新政」。三多不僅是蒙古的旗人，也是出生於杭州、通過科舉的人物，因此倒不如說他更接近同年代的漢人知識分子。他和當時的漢人、滿洲人的重要人物相同，對於透過「新政」達成「領土主權」統一的概念，以及將此概念套用在蒙古之上，絲毫沒有感到任何懷疑。
「外蒙古」的貴族與僧侶對三多與清朝政府的政策強烈地反彈，因此在隔年一九一一年悄悄的開始計劃脫離北京。到了十月，卻收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通知。
「外蒙古」的貴族與僧侶反應得很快。他們將三多驅逐出庫倫，擁立西藏佛教活佛轉世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年）為「博克多汗」，並宣布獨立。他不僅是西藏人，也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哲布尊丹巴一世的轉世靈童與後繼者。他在庫倫即位的行為，即意味著與清朝中央斷絕關係，並公開宣示從中國脫離之意。
漢人與五族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博克多汗在蒙古高原即位，並樹立了新的政權。巧合的是，在遙遠長城之南，同一天，漢人各省的代表也宣布從清朝獨立，並在南京組織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也就是說，從清朝中央脫離的不光只是西藏、蒙古，還有漢人。
末代皇帝溥儀（聯經提供）
清朝至此已是名實皆已瓦解。十七世紀誕生於東亞，清朝收拾了一片混沌，並扮演了多元共存的核心角色。而這片共存出現了破綻並解體的話，也就代表了清朝的歷史性命脈就此斷絕。
不過就算清朝滅亡並且退場，也不代表其角色與課題就此消滅。因為東亞的混亂在二十世紀仍然存在，並以不同的形式呈現。
在這裡出現的最重要的動向，就是巨大化的漢人世界，以及他們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年的二月十二日接收到清朝宣統皇帝溥儀的正式退位後，正式發起了名實皆由漢人為主體的政權。此時他們以「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是曰民族、領土之統一的中華民國」為條件建國。國民政府透過這樣的承諾，擁有了原原本本繼承清朝領土規模的法律性根據。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後，這個「五族」共和卻不再是過去清朝的多元共存了。其中的核心在於「中國」的「領土」統一，因此這樣的意識形態在往後，就成了以漢人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要稱其為Nationalism的確也是可以的。然而「民族主義」背負了本書一路以來敘述的歷史，並且還歷經了下面要詳述的過程，因此不能輕易地視為是一般的Nationalism將之普遍化。
孫文（聯經提供）
在此之前，一九一二年的元旦，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也定義了：「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這裡被「統一」的「民族」被擬人化為「一人」，在往後被通稱為「中華民族」。而誠如眾所周知之事，「中華民族」的「統一」正是與民國時代到現代為止一貫的史實歷程不可分割的學術用語。
不過「領土」、「民族」的「統一」這樣的承諾、宣言、稱呼與認知，儘管是始終如一，但在現實中卻不一定得以實踐。我們倒不如說，正因為現實並非如此，才必須要高唱著這樣的主義吧。
（註：本文摘取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中國的形成》，作者：岡本隆司，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岡本隆司1965年生。專研近代亞洲史，現任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代表著作：《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從環境、氣候到貿易網絡，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史》、《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