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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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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撒手鐗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

史良與鄧小平。(時報出版提供)

後來,有人告訴我:在反右後期史良批判「章羅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教授會議,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劃鋪排的。只不過臨到開會,他藉故走掉。而且運動的收尾時刻,他把具體操辦這件事的幹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發配到大西北。我聽了,先是震驚,後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再後來,我又聽說:大躍進時期,史良見一批黨外人士光榮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周公稱她是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沈鈞儒病逝。

民盟上上下下都以為史良會接替沈衡老,成為民盟中央的主席。羅隆基用諷刺的口吻對父親說:

「我們的史大姐該當主席了,按座次也輪到了。再說中共也會讓她當的,反右全靠她打開了民盟的缺口。」

父親也這麼認為,說:「無反右之功,她的資歷也是足夠的。」

誰想得到,中共起用的是中共身份的楊明軒(注三)。別說章羅吃驚,恐怕連楊明軒自己也沒料到。

據說,自那以後史良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楊明軒去世後,民盟就沒了主席,直到「文革」結束。粉碎「四人幫」後,民盟恢復了活動,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民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史良才被選為民盟中央主席。時年七十九歲。

一九六五年,羅隆基因突發心臟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母親偷偷對我說:「你的羅伯伯收藏的情書可多呢,據說還有青絲髮。寫給他情書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劉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我幾次從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紅衛兵占據的家中,陪伴著體質虛弱且終日擔驚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親去王府井東廠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會開了整整一個上午,焦急憂慮的母親,煮了稀飯等他回來。下午一點多,年邁的父親徒步而歸。

他喝完稀粥,把母親和我招呼過來,說:

「我滿以為民盟是批鬥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鬥。原來今天批鬥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幹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開初的批判,不過是些口號和空話。後來,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並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從前。」

顯然,父親所說的從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親接著說:

「當初,他倆的戀愛失敗,史良曾經向老羅索討自己寫的書信。這個努生(羅隆基的字)就是不給,把風流餘韻繫於紙墨之間。現在它們都成了罪證和炮彈,投向這些從前愛過他、現在還活著的女人。」

「健生,」父親喚著母親的名字,又道:「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鬥會搞得如此下作。」

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鬥會,成了他們最後的會晤。

一九六九年父親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從四川省第四監獄釋放回京。母親說,為了我的出獄,她找了許多關係,託了許多的人。現在要帶我去拜見、面謝他們。在這些人當中,有三個老大姐:史良、雷潔瓊、李文宜。我們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潔瓊,最後去的是東總布胡同二十三號。在路上母親告訴我,小陸已經去世。去世的情況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總理逝世,在外交部召開的追思會上,小陸談到總理對他的關懷時,激動萬分引發了心臟病而猝死的。

我們與史良的會面是在一樓客廳。幾十年未見,身著白衫青褲的她,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親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說:「喏,這就是剛從四川回來的小愚,沒有你的幫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還蹲在大牢呢。」我趕緊補充道:「數千人的監獄,我是平反釋放的第一人。這都得謝謝史阿姨了。」

史良擺擺手,說:

「不要謝我,我沒有起關鍵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這個作用,不過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況。我跟他們講,章伯鈞的女兒怎麼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記里寫幾句對時政的看法,就算犯法?從法學觀點看,簡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講話。在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則的。我史家有個遠房的侄子,前幾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後來找到我,想讓我為他開脫。我把這個遠房侄子的情況一摸,發現他不但品質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忙我是不能幫的。孩子從小遊手好閒,現在勞動幾年,恐怕對他今後的一生都有好處呢。」

吃午茶的時候,母親關切地問:「小陸走後,你的生活還好吧?」

不料母親尋常問語,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

她哭聲淒婉,而那樣子又很像個冷不防被搶走了心愛的洋娃娃、一個人坐在大房子裡傷心抹淚的小女孩。母親後悔自己不該提到小陸,說了許多勸慰的話,隨後告辭。史良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我就不遠送了。」

母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裡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回家的路上,母親告訴我:史良兄弟和姐妹有七個,六女一男,她排四。她與姊妹相處融洽,親密無間。對哥哥──這個史家的唯一男丁,就別提有多好了!百般照料,關懷備至,以至於有人說:史先生的一輩子是靠在史大姐身上過活的。

七君子合影。左二為史良。(時報出版提供)

不管父親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問一九七五年的事平不平反,母親都決意要給自己的丈夫寫一點文字的東西,留給後人。在搞「章伯鈞生平」的同時,她還想搜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現在誰還保留著與章伯鈞的合影?數來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母親帶著我又去東總布胡同。這時的她已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須提前聯繫,獲得同意。這次見面被安排在二樓的小會客室,樓梯的轉彎處是一株葉大如盆、油綠烏亮的龜背竹。上得樓去,便從一間敞開的房間牆壁上,看到懸掛著的小陸遺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溫厚樸訥都印在那上面。我想,這間屋子就是史良珍藏愛情、持守亡靈的聖地了。

雖是冬日,穿著一件藍色對襟絲棉襖的史良,卻坐的是把藤椅,好像在我們未到以前,她已經坐在那裡很久、很久了。此時的她,完全是個老邁之人,稀疏的頭髮,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見此情狀,母親儘快地說明來意,在重複兩遍之後,她聽明白了,對母親說:「這些事由我的秘書處理,他們會告訴你的。」

秘書的答覆是:「史副委員長的包括照片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很珍貴,概不外借。很對不起,請李先生原諒。」

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

「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

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五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於母親要求的被拒?是傷感於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於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識。

「清禽百囀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歲月飛逝,留給我們的只有記憶,好在我們還有記憶。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親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母親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

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鈞的夫人。」

另一個民盟中央機關的幹部,問:「章伯鈞是誰?」

老者無語,一片沉默。

在史良前半輩子的律師生涯中,援救過中共地下黨,其中最著名的是承辦施義(即鄧中夏)案。她是個女律師,自然也承辦婦女案件,但數量不多。史良承辦最多的、也是最拿手的,是遺產糾紛的訴訟。

史良逝後不久,我去民盟中央機關的宿舍,替母親探望她的幾個老友。閒談中,對其中的一位問及史良身後之事。他告訴我,史良無子女,她的幾個侄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經過請示,決定由他代表組織拿著全部的首飾,領著這些親屬先去珠寶行鑑定其價值。鑑定出的結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針、耳環、項鍊加在一起,也就值三千塊。聽到這個價碼,後輩一律表示放棄要求。當然,珠寶行的鑑定者,不知道這些漂亮的假首飾所有者,是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家首任司法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一個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曉得了姓名,他們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誰。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風傳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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