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鈞與羅隆基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但政見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經常爭吵，更談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後，兩人的這種關係依然如故，這是民主黨派中的許多領導人都清楚的，就是他們在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的鳴放觀點也是各說各的，不可能溝通商量。但毛澤東出於整人的政治需要，卻在反右運動中將他們倆欽定為「章羅聯盟」。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絕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他們的倡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聯）盟」。
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論斷，章伯鈞、羅隆基是右派分子的總後台老板，當然也是總裁，總代表，所以，《章羅聯盟》和反黨右派是同義不同詞，反右派鬥爭歸根到底就是對「章羅聯盟」的鬥爭，反右派鬥爭的勝利就是打敗「章羅聯盟」的勝利。
「文革」結束後，眾多知情人方道出真相，「章羅聯盟」純屬毛澤東憑空捏造的政治謊言。以下就是章伯鈞女兒章詒和多年後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一文中對當年這段被謊言扭曲了的歷史的回憶。
「我對羅隆基的認識和記憶，準確地說是從他劃為右派的前後開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
5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應邀參加。22日，他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它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相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羅隆基的這個發言，引起一片震動。
他的意見被概括為『平反委員會』，和父親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並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鑑於儲安平『黨天下』言論在社會上產生的強大衝擊，6月2日，時任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作為中國友好代表團成員飛赴錫蘭訪問的前一天，對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打了個招呼：『部中鳴放要注意，不要過火。共產黨政策隨時都在變。』
羅隆基說對了，當他還在可倫坡街頭的商店，興致勃勃地給乾女兒挑選絲巾和香水的時候，國內形勢果然風雲驟變，由整風轉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國，等候他的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嚴酷的鬥爭。
最初，面對報紙刊載的有關他的批判文章，羅隆基是鎮靜的。25日下午，即回國後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對一臉驚慌的趙文璧說：『你何必那樣慌嘛。』
趙文璧的確擔心，且提醒羅隆基：『你的群眾關係太壞，部內、部外都壞。」還特別點明：「你在生活作風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羅隆基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談我的生活作風，我的脾氣不好，這些都是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現在主要是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你要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要沉不住氣。』
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的同時，指責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而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被稱章羅聯盟）』。
父親閱後大驚，說：『我這次講話（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幫助中共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上了大當。』並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他憮然良久，又道：『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羅隆基讀罷，也沉不住氣了，最受不了的一個名詞，就是『章羅聯盟』。他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
父親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是的，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於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
臨走時，發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羅是否聯盟？或是否有過聯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統戰部的人，當一清二楚。因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冤家對頭、對頭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若答此問，則必追溯到民盟的緣起和構成，而決非個人因素所能解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黨三派，是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共的積極支援下，1941年於重慶成立。三黨是指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即今日之中國農工民主黨）、左舜生領導的青年黨、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三派是指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後有沈鈞儒、史良領導的救國會加入）。這樣的一個結構組合，就註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為症。抗戰勝利後，民盟的這個疾症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大有發展。當時在民盟得勢的，是沈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和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因為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被趕走，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黃炎培去醫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羅隆基的時候，曾同他商議要把盟內個人份子（在重慶是以組織單位加入民盟的）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同救國會、第三黨並列、且相互制衡。後黃炎培轉到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當負責人，便放棄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則由羅隆基去實踐了。當然，退出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此時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內以形成一個力量。這樣，從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他們是：潘光旦、曾昭掄、范朴齋、張志和、劉王立明、周鯨文、葉篤義、羅德先、張東蓀。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像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於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沈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麼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直至反右前夕，這種情況依舊。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談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講話。會議由黃藥眠主持，一整天的會，共提出一百條意見。其中針對民盟中央領導的意見，就是宗派問題。
與會者說：『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徵，就是宗派。大家只須閉上眼睛，就能知道誰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這幾年不特未消滅，而且更發展，不過形式更隱蔽更深入更巧妙罷了，事實俱在，不承認是不行的。』
『表現在人事安排上，他們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利於誰；不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不利於誰。』
『他們小宗派之間的妥協，表面上像團結，實際上是分贓。』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問：『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團，盟里為什麼派黃琪翔去？根據什麼原則？』黃琪翔來自第三黨，顯然，這個質問是針對父親的。而言者為『無形組織』成員，自屬羅隆基手下。可見，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了解以上的歷史情況，對羅隆基看到父親承認章羅聯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態度，便不足為奇了。
個性強直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認章羅聯盟，在會上不但面無懼色，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然而「皇帝」的話是金口玉言，非讓你把不曾有的結拜兄弟帖子交出來不行，於是那些明知道實情的批判者們，一個個摩拳擦掌，爭先恐後地向章羅殺過去。無數次的窮追猛攻使章羅兩人身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最後不得不違心「投降」，「承認」他們是大右派聯盟，「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據章詒和透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曾下發一個檔，說章羅聯盟不存在，可惜這個檔不為大家所知。八十年代末又分別為章羅舉行了九十周年誕辰座談會，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領導人也出席，肯定了他們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最高當局還沒有為「章羅聯盟」正式改正，徹底否定那個早該否定的反右派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