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還是一名北大歷史系的學生。5月19日上午，學校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一張質問校團委的大字報，掀起了全校師生壓抑已久的民主怒濤。我是這張大字報的參與者、捉筆人。但當時我完全是不自覺介入的。
大字報的出爐
是日晨，我在30齋宿舍看書，聽見班長張蘭馨和張學仁等一群同學從樓下大聲議論著走上來。他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著正在北京召開的青年團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我校的代表是誰的問題，然而都不知道是誰。他們剛剛走訪了系總支和校團委，接待的人也不清楚是誰。為此，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張蘭馨大聲說：「刷他一張大字報！」眾人立即同意。
這時有人提議我執筆，因為我的毛筆字被認為寫得好。班級黨支書孫淼也在場，他是位年歲較長的調干生。這段時間正是黨號召大家「鳴放」的時刻，老孫表態可以寫，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我就在一張粉紅色的大紙上寫了起來。
「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注視著團三大的召開。我們有如下問題需要校團委答覆：一、我校的代表是誰？二、他是怎麼產生的？三、我們有意見向何處反映？」署名是「歷史系二年級二班一群團員和青年」。
大家拿著這張大字報走向大飯廳，我也跟隨前往。貧農出身的非團員陳鴻生自告奮勇地張貼，一時不少過往者駐足觀看。時近中午，我回中關村家中，待到晚飯後返校，發現整個燕園沸騰了。
以大小飯廳為中心的牆壁、報欄上貼滿了各色的大字報，其中以物理系學生譚天榮的《我的一株毒草》最引人注目，劉奇弟的《胡風不是反革命》以及中文系學生張元勛和沈澤宜的詩《是時候了》相繼貼出。當晚他二人還發表演說，朗誦了這首詩。
這段時間的大字報內容，有要求黨委退出學校、教授治校的，有要求公布或廢止個人檔案的，還有揭露黑暗不公正的事項的，等。《阿Q外傳》和《儒林內史》等諷刺長篇陸續面世。飯廳周圍成了空前的民主廣場，同學們激烈地陳述著、辯論著。這塊民主飛地，後來幾乎成了北大民主傳統的象徵，一直延續到1989年。
5月19日晚，學校在大飯廳舉行例行的報告會，著名學者于光遠蒞臨做報告。在他講話時，有不少學生給他遞條子，多半是問他對當天學校貼出的大字報的看法。他當時沒有準備，回答不多，很謹慎。
陳鴻生病死獄中
我所在的年級有3個班，即兩個歷史專業班、一個考古專業班，每個班有30餘人。「反右」開始後，每個班都劃了3名「右派」同學。我班的張學仁（第一張大字報的積極參與者）、雷光漢和陳鴻生均被劃成「右派」，其中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因為在他自己交代的日記里發現有不少反黨言論，即便他從來也沒有流露過。他歷來很內向，我平素同他接觸很少。他來自江蘇農村，身體壯實，在入學前已婚，有一子，因和班級黨支書談話時動手打人而被捕，後病死獄中。
後來他們三人都被平反，陳的遺子，學校給予了生活補助金。我在翌年的整團運動中，也被批判，給了一個警告處分。大約在1978年，我所在的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人事部門通知我，北大團委決定撤銷當年給我的處分，並從我的檔案里撤去了一些不實的材料，只給了我一份被撤銷材料的名目單和一紙取消處分的通知書，記得上面寫著年輕人說過一些「過頭話」，不必計較一類的文字。
黨委書記江隆基數年後自殺
當時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據說他在「反右」和劃「右派」期間不夠積極，北大劃「右派」716人。數量不及清華多，似乎是書記沒有全面理解和貫徹中央的意圖，受到中央一些領導人的批評。「反右」結束不久，他被貶到蘭州大學去當校長。
1959年7月，我和同班同學在甘肅地區結束民族調查後準備返回北大的前夕，專門去了蘭大看望江校長。他在家裡接見了我們，他的話不多，要我們每個同學在他的筆電上留下我們的姓名。文革期間他自殺了。
雷光漢遠走他邦
同班被劃成「右派」的雷光漢同學，他在「反右」和文革里的遭遇頗具傳奇性，也具有典型性。雷是湖南湘西石門的土家族人，家人務農。他身材較矮，胖墩墩的，臉上經常堆著笑。在1957年「鳴放」期間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文史樓前。這張小字報講的是帝俄時代俄國侵占了我國東北和西北許多領土，但是蘇聯當局對於以往中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包括黑龍江以東的「江東64屯」等中國的大片土地，一直占據著不予歸還。
這事被我班黨員同學顏芙善意地批評了一頓，他遂將這張小字報撕了下來。「反右」期間各單位都有劃「右」的指標，雷光漢以出身富農和反對蘇聯的罪名候補成一名「右派分子」。當年劃「右」有一條重要的標準，即所謂的「反共、反蘇和反人民」。很多同學為他抱屈而不能言。
1960年6月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新疆伊犁中蘇口岸霍爾果斯的霍城縣中學教書，此地距邊境僅7公里。其間他在《伊犁日報》的《天山夜話》專欄上發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歷史與人物的文章。文革開始，新疆的《天山夜話》和北京的《燕山夜話》被掛上了鉤，雷光漢遂被打成「黑幫分子」、專政對象。文革初，一度被押往伊寧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礦挖煤，後又轉到天山腳下修水渠。
紅衛兵大串聯期間，他到北京找到了同年級同學沈元，兩人談至深夜，對動亂的文革局勢憂心忡忡。沈元助他20元錢，回到湖南湘西老家，他的老父被批鬥得病臥在床。家鄉也難久留，雷光漢不得不回新疆，卻發現未婚妻為了和他劃清界限，竟然同別人跑了，真可謂無處可去。
1968年4月29日北大中文系學生林昭，1970年4月18日同校同系同屆的沈元皆以「反革命罪」先後被槍斃，時值全國「一打三反」，到處都在槍斃人，紅色恐怖蔓延全國。此時在烏魯木齊的一位北大同年級從事考古的同學王柄華托人將一張叫雷光漢「速逃」的紙條通過雷的一個學生秘密送達雷光漢，要他趕快逃走。
作為一個「黑幫分子」，他為了活命，於1970年4月下旬泅過冰冷徹骨的伊犁河，逃至對岸蘇聯的哈薩克斯坦，蘇聯邊防軍以非法越境將他逮住關押。其間經蘇聯特工機構KGB多番提審，他只說自己是個教師，因避文革之害而逃亡，匆忙出逃未帶任何身份證件。但他想起在北大讀書時，有個蘇聯留學生叫劉可夫（克留可夫，後來曾擔任過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的在北大讀研究生，攻中國古代史，那時雷光漢和劉有過接觸，他提出劉可以證明自己是北大的學生。
劉可夫為人仗義，證明了雷的身份。KGB了解他不是中共潛入的間諜，就施展各種拉攏、誘惑和威脅的手段，要他和KGB合作反華，被他堅拒。他一再鄭重申明自己「反對文革絕不反華」。其間，先後拒絕到當時反華的東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出版社工作，也拒絕參加拍攝反華電影和為反華電台撰稿，他始終拒絕加入蘇聯國籍，甘願做一名備受歧視的「無國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