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本台記者本次的採訪對象中，多數認為，現在中國的人口拐賣市場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開始形成。
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回憶他們那一代六、七十年代在鄉村當知青時，很少聽到有人口拐賣的事情，」毛時代這種情況是相當少的，他把每個人都定得死死的，人走不了啊，人員沒有流動性；連人都快餓死了，都沒有辦法到城裡面去討飯，那些女子你怎麼去倒賣嘛？「
1980年代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人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同時也開始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
人口學家易富賢認為，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導致性別比失調，是婦女拐賣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說，一胎化政策導致了選擇性墮胎，由於傳統上偏愛男孩，受害者往往是女性，這導致中國性別比從1980年代就不斷攀升，」到2000年代的時候是100個女孩對應120個男孩。到了近期2020年，在實行二胎政策之後，性別比才下降到100比111，但這仍然高出正常的範圍。「
人口學一般認為，正常的性別比是男女比例保持在100比104-107。但根據去年完成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490萬。中國第一財經網在報導中指出，這種性別比意味著，在婚育期的人群中，平均5個男性中將有一個找不到配偶。
光棍村的形成
性別比失衡還有可能促發了光棍村數量的增加。易富賢認為，光棍村的問題以前就存在，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貧窮鄉村的男子娶親難，但人口政策導致的性別不平衡加劇了光棍村的問題，使其從個例變成普遍現象。
美國三一學院農業學榮休教授文貫中則認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人口流動也是光棍村形成的重要原因，」本來就性別比例失調，現在又有了人口自由流動，當地女子就大量外出，當地比較能幹的男子也是外出，因此就留下了那種比較『老實巴交』的男子，當然他們仍然有人所固有的那些欲望。「
鳳凰周刊2019年根據媒體對光棍村的報導，繪製了一幅不完全的中國光棍村分布圖，其中包括甘肅、河南、陝西、安徽、重慶、貴州、廣西和海南等省市。報導強調，沒有被報導出來的光棍村還有更多。
而文貫中所說的留守在光棍村裡的那些」老實巴交「的男子，似乎也正是被拐婦女買家的典型形象。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助理教授熊婉茹2月24日在財新博客上發表文章，通過整理案卷中的996個拐賣婦女案例揭示出，收買被拐賣婦女的男性普遍年齡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勞動技能，經濟條件差，社會地位低。
熊婉茹認為，在經濟發展、人口流動以及性別比失衡等因素層層擠壓之下，留在農村的貧困男性陷入了無人可娶的絕境中。
鄉村的生與死及其」反抗「
熊婉茹似乎是在為這些無人可娶的農村男性叫屈。在鐵鏈女形成的輿論風潮中，這是少有的聲音。
對這些男性抱有同情的還有中國作家賈平凹。他在2016年發表了以被拐婦女為主角的小說《極花》，他在事後接受採訪時說，」（拐賣）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但這一說法最近被網友挖出來後，引起巨大的反彈。一度有人在社媒上憤怒地駁斥賈平凹說，如果那些光棍村要用鎖鏈來防止老婆逃跑，那就讓他們斷子絕孫吧。這類似的發帖在社媒上獲得極高的點讚和轉推率。
在這些輿論中，鄉村僅僅成了評頭論足的對象，正如鐵鏈女不被村民關心一樣，鄉村自身的生與死也無人關心。而這似乎是中國輿論界談到婦女拐賣時的一貫論調。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後李磊2017年在學術期刊《德州學院學報》上發表文章，為此抱不平說，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推進的過程中，城市對農村的結構性剝削愈演愈烈，農村強壯勞動力不斷被吞噬，自然村不斷在加速消亡，人們對此視而不見，仿佛這是一種抽象的存在。
他說，農村、農民無法通過正當的手段進行發聲反抗，只能在日常生活之中苟延殘喘，默默承受，但絕不能斷子絕孫，因為這是他們的底線。一旦剝奪觸及到了這一底線，他們就只能通過不合法的暴力行為來反抗。言下之意，他把拐賣婦女看作是農村的一種不合法」反抗「。
這或許是一種文學性的表達，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這種觀點抱有同情，他告訴本台，拐賣婦女固然要打擊，但農村男子的娶親問題應該想辦法幫助解決，」現在很多所謂婦女拐賣都是通過非法的婚姻仲介，它是地下的，實際上做著買賣的事。所以，應該讓相應的婚姻仲介浮出水面，到地面上來，才好規範、管理。所以需要一定的法律，哪怕你是地方性的。「
他建議說，針對目前男多女少的現實條件，甚至可以採取一妻多夫的制度，因為人類歷史上有類似的先例，」1650年，德國紐倫堡議會就通過了一個決議，就是鑑於在三十年戰爭中有大量的人死於戰爭、瘟疫和饑荒，要恢復人口，明確提出，一個男人可以娶兩個妻子。「
政府的辦法
政府似乎並不缺乏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手段。正在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中共總理李克強在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堅決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
就在上周，中共公安部也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
但政府堅決的」口吻「並沒有平息社媒上對鐵鏈女事件的憤怒和關注。3月8日，國際三八婦女節，網民在微博上、微信上貼出大量鐵鏈女的照片、圖畫和視頻，以示提醒和警示。有網友在微信上發帖說，」我們不停地努力，因為我們知道，一旦熱度沒了，我們就輸了。「他們對政府的能力似乎充滿疑慮。
198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進行過多次打擊人口拐賣的專項行動，但並未能有效清除人口拐賣的現象。
前述那位警員分析說，這種運動式執法的確效果有限，」所以，我覺得應該靜下心來。我當了多年警察，我常常想應該如何改進公安工作一盤棋，提高它的管理，讓這種管理切合實際工作的需要。「
紐約州立大學的學者鄭恬恬則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政府應該改變單純依靠自上而下打擊拐賣的行動，結合民間組織，尤其是婦女團體來應對婦女拐賣的問題。
但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包括」中國婦權「這樣的組織，尤其是有海外背景的民間權益組織，就受到政府的嚴厲打壓，它們在婦女兒童權益等領域的作用已大為削弱。張菁告訴本台，」中國婦權「大約有五年時間是做援救的在地行動，但總共只營救了28個婦女兒童，」這個（營救）比例確實非常非常低，讓人確實感覺很心酸，因為有那麼大的群體。「
從這次鐵鏈女事件可以看到，起推動作用的並沒有民間組織的角色，而主要是在社媒平台表達的民意。
結語：春天最美好的聲音
借鐵鏈女事件噴發出的洶湧民意似乎成了被拐婦女在這個春天可以聽到的最美好的聲音。對揭露鐵鏈女真相起到關鍵作用的前記者鄧飛，3月5日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轉帖了河南省要求全面排查農村」已婚智力、精神殘疾婦女「情況的通知，他附上一句短評，」改變正在發生。」
但對於很多外界甚至不知道身在何處的被拐婦女來說，她們的春天將在何時到來，人們仍在期待。
（記者：王允責編：申鏵網編：洪偉本台記者唐家婕、Isaak Liu對這篇報導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