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基輔街頭，燃燒的軍用卡車殘骸旁，一名士兵的頭盔。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近兩周，出乎意料的是，烏克蘭仍然是獨立的。到目前為止，它成功地抵擋住了俄羅斯的襲擊，包括在多條戰線上針對烏克蘭主要城市的襲擊。隨著俄羅斯侵略的規模和強度不斷擴大，考慮到烏克蘭面對的是歐洲最強大的軍隊，而且它是獨自與這支軍隊作戰，人們免不了要考慮這個前景：烏克蘭的陷落是否已經不可避免。
軍事戰略家們知道，戰爭不僅僅是由資源、能力或軍隊規模決定的。還有一個關鍵的人為因素：戰鬥的意志。士兵們是否清楚戰爭的目的？他們相信他們的指揮官嗎？相信他們的政府嗎？他們感受到國內輿論的支持了嗎？簡而言之，他們戰爭是否有正當的道德理由訴諸暴力，特別是當這種暴力是針對平民的時候？
毫無疑問，烏克蘭人有戰鬥的意願，並且已經進行了英勇的抵抗。烏克蘭軍隊的表現令人欽佩，平民也加入了戰鬥，許多烏克蘭人甚至從國外回來保衛國家。手無寸鐵的普通烏克蘭人與俄羅斯士兵對峙，問他們為什麼來。當一支俄羅斯車隊試圖在梅利托波爾前進時，他們擋住士兵的路，高喊著「法西斯！」」和「占領者！」作為回應，俄羅斯士兵向空中鳴槍。
但情況在俄羅斯似乎有所不同。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這場戰爭中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士兵的困惑和矛盾的心理，尤其是他們與烏克蘭平民相遇時。因此，要理解烏克蘭的現狀，一個關鍵因素是軍事士氣，尤其是俄羅斯軍隊計程車氣。他們知道自己在為什麼而戰嗎？他們願意服從命令多久？
當我在攻讀歐洲和俄羅斯歷史的研究生課程時，我們思考的核心問題或許是這個：普通人怎麼可能犯下如此嚴重的暴力行為？這個問題貫穿於大多數關於20世紀歐洲的書籍，尤其是那些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
解決這個問題最有力的書或許要數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第101預備役警察營和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Ordinary Men：Reserve Police Battalion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在這本書中，布朗寧描述了針對平民的大規模暴力：猶太人在森林中被殘忍地一個接一個地處決，這些罪行不是由惡毒的反猶分子和狂熱的納粹分子實施的，而是由「普通人」實施的，在那之前，他們過著正常的平民生活，就像他們被命令謀殺的猶太人一樣。
我試圖去理解這些恐怖事件的歷史背景，但最重要的是，我試圖去理解是什麼讓一個人有可能犯下這樣的暴行。對於普通人如何參與到非同尋常的罪惡中，布朗寧的書給出了一個解釋。
布朗寧的描述表明，殺人其實是件很難的事情。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人都很難做到這一點，他們的病態導致他們脫離了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所接受的規範。即使在軍隊裡，奉命殺人也很難。
布朗寧的論證基於著名的米爾格拉姆實驗，該實驗是由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進行的。米爾格拉姆想要理解對權威的服從：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會遵從命令，即使這些命令與他們的道德感背道而馳？
米爾格拉姆的志願者被賦予了「老師」的角色，並被告知這個實驗研究的是疼痛是否能改善記憶力。「老師」朗讀一組單詞，每當「學生」犯錯誤時，他們就會被指導實施一次痛苦的電擊。在現實中，「學生」是演員，而真正要研究的對象是毫無戒心的「老師」。這個實驗不是測試記憶，而是測試一個人在奉命行事的情況下，願意給另一個人造成多大的痛苦。
結果令人震驚。似乎有三分之二的受試者願意服從命令，給無辜的人帶來痛苦；20世紀60年代的普通美國人與布朗寧筆下的「普通人」沒有什麼不同。
但這些結果並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服從並不是決定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行為的唯一因素。通常，當「老師」在聽到了「學生」對電擊的反應時，他們會表現出不安，不願繼續實驗。為了說服他們繼續下去，科學家通常必須向他們保證，他們所造成的痛苦是為了帶來更大的收益——在這個研究中，他們是為了科學而做出犧牲。
為了讓受試者繼續願意參與一個他們認為道德上有問題的過程，他們需要相信自己的行為不僅在道德上正當，而且是必要的。
周六，烏克蘭馬里烏波爾（Mariupol），一名烏克蘭士兵守衛著自己的陣地。
布朗寧筆下的「普通人」之所以對猶太人施加暴力，是因為猶太人已經被納粹政策和意識形態系統性地非人化，並被塑造成對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威脅。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德國人在拿起屠刀時仍要努力克服自己內心的抗拒。殺戮是困難的。他們發現，殺害像他們一樣講德語的猶太平民尤其困難。對於那些最初拒絕參與大屠殺的人來說，最終說服他們加入的理由是，他們如果不參與，將給他們的同伴帶來更沉重的負擔。簡而言之，只有命令還不夠；要讓大多數士兵去殺害平民，還需要構建一個道德框架。
俄羅斯官員和媒體堅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有道德原因的，並將其描述為俄羅斯人和俄羅斯世界生存的必要條件。他們宣稱民主選舉的烏克蘭政府「基輔政權」是由「吸毒者和新納粹分子」組成的。他們警告說，烏克蘭士兵使用兒童、婦女和老人作為「人肉盾牌」。他們談論來自頓巴斯的難民，以及他們在「法西斯」烏克蘭的悲慘生活故事，並警告說，可能會發生對講俄語的人的種族滅絕。他們說，這場戰爭的目標是讓烏克蘭「去納粹化」（烏克蘭總統是猶太人，這讓他們的邏輯難以成立）。2022年夏天，他們計劃舉辦首屆「國際反法西斯大會」，用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的話說，這是為了「團結國際社會的力量，共同打擊納粹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
追隨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敘事及其對戰爭的報導，就像迷失在鏡子的大廳里。現實被切割成幾部分，被扭曲，然後重新組合成一些怪誕的四不像。俄羅斯的宣傳從蘇聯對抗納粹德國的戰爭中借鑑了語言和概念，並將其顛覆。侵略者聲稱被侵略的一方實際上是納粹。
這種幻想至少俘獲了一部分俄羅斯公眾——尤其是那些主要信息來源是國有媒體而不是社交媒體的人。但是俄羅斯士兵呢？當他們在烏克蘭遇到現實時，會發生什麼？
本周早些時候，一位在基輔的朋友貼出了一張她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塊廣告牌，上面是直接寫給俄羅斯士兵的信息，「你以後還怎麼能看著你孩子的眼睛？快回家！保持人性，」廣告牌上寫道。
到當天結束的時候，這座仍處於俄羅斯攻擊之下的城市裡出現了更多的廣告牌，上面寫滿了各種敦促和叮囑。「不要為普京毀了你的生活。回家問心無愧」；「普京已經輸了。全世界都支持烏克蘭！你的雙手不要沾滿鮮血」；「等待你的不是鮮花，而是子彈。離開！回到你的家人身邊吧！」；「你不應該是殺人犯。」
基輔的廣告牌寫著：「俄羅斯士兵，停下來！普京已經輸了。全世界都支持烏克蘭。離開吧，手上不要沾上鮮血。」「俄羅斯士兵，停下來！記住你的家人。問心無愧地回家吧。」
也許這些信息最有力的地方在於，它們是以一種平民的聲音寫出來的。它們想讓俄羅斯士兵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個戰鬥人員或道德怪物，而是一個有家庭有孩子的普通人，一個有良知的人，一個跟烏克蘭平民一樣的人。這超越了對基本的共同人性的呼籲；這種吸引力依賴於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之間本質上的親密關係。
事實上，正是這種文化上的接近對俄羅斯軍隊計程車氣產生了強大的影響。俄羅斯士兵被告知，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把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從種族滅絕的納粹政權手中解放出來。納粹政權決心要根除烏克蘭人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相反，他們遇到了一個爺爺，他斥責他們來侵略烏克蘭，並告訴他們，「我也是俄羅斯人。」當他們的油箱在路上耗盡汽油時，他們遇到了一個烏克蘭司機，他問他們是否需要一個拖車把他們拖回俄羅斯，他們都笑了。他們可以說同一種語言；他們能聽懂同樣的笑話。
俄羅斯似乎期望它的「特別軍事行動」會導致烏克蘭迅速投降。或許，俄羅斯希望世界在它奪取烏克蘭領土控制權時袖手旁觀，就像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時那樣。也許它甚至希望上演自己標誌性的「國會大廈」時刻，在戰敗的基輔上空升起俄羅斯國旗，就像蘇聯士兵在與納粹德國的戰爭的最後幾天在戰敗的柏林上空所做的那樣。對於俄羅斯國內的公眾來說，這種視覺上的呼應證實了俄羅斯對入侵的官方解釋：烏克蘭的「去納粹化」。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當俄羅斯軍隊的坦克駛過烏克蘭的城鎮和村莊時，他們將被當作解放者來歡迎。但沒有人用鮮花迎接他們的坦克。對俄羅斯士兵來說，這場衝突不像是種族滅絕，他們的任務也不像是解放。
在社交媒體時代，俄羅斯士兵發現自己不是「國會大廈」時刻的一部分，而是其他「時刻」的一部分：烏克蘭水手在回應一艘俄羅斯軍艦的投降命令時，回答說：「俄羅斯戰艦，給我滾！」一名烏克蘭婦女把葵花籽放進一名俄羅斯士兵的口袋，這樣「當你們都（死）在這裡時，至少會長出向日葵。」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看到過烏克蘭農民用拖拉機拖走廢棄的俄羅斯坦克。他們還看到一大批烏克蘭平民用純正的俄語質疑俄羅斯士兵為什麼入侵他們的國家，很不客氣地教訓他們。
隨著烏克蘭戰爭的展開，俄羅斯為這場戰爭奠定的意識形態基礎是脆弱的，這一點越來越清晰。無論是軍事上還是道德上，俄羅斯士兵都沒有為這場衝突做好準備。被俘的俄羅斯士兵的視頻顯示，通常剛應徵入伍的年輕男子似乎非常困惑。他們說，他們的指揮官甚至沒有告訴他們要去打仗。他們以為自己是被派去做訓練演習。
簡而言之，俄羅斯士氣低落的證據越來越多。這並不是說俄羅斯軍隊沒有在烏克蘭造成毀滅性破壞，也不是說它不會造成更多破壞。但隨著俄羅斯士兵開始越來越多地直接接觸烏克蘭平民，這確實引發了一個問題：他們願意在多大程度上服從命令。如果沒有更強烈的道德正義感，普京可能很快就會發現，儘管擁有軍火庫和坦克，但俄羅斯軍隊缺乏士氣，無法在與烏克蘭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本文作者維多利亞·斯莫爾金（Victoria Smolkin），是衛斯理大學歷史學副教授，著有《神聖空間永不空寂：蘇聯無神論的歷史》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