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小時候是很喜歡、很嚮往打仗的。
眾多關於戰爭的影視和文學作品，讓我知道了：第一，打仗就不用讀書做作業，甚至一切煩人的日常任務都不用做；第二，打仗很刺激，小孩過年放個爆竹都很開心，真刀真槍打起來更是開心得不得了；第三，打仗能給自己找到刺激，同時又不那麼自私自利，戰爭往往是偉大事業的一部分，所以還賦予人崇高的使命感。如此，打仗豈不是很好玩，很值得嚮往的一回事？
隨著年紀的增長我才逐漸意識到，戰爭從來也不好玩，甚至不但不好玩，反而很可怕。而所謂嚮往戰爭的理由，其實一條也站不住腳。
打仗不用讀書寫作業，其實學習知識、追求真理才是人生真正值得追求的，此外還有幫助弱者，提升審美等等許多事情值得追求，這些都比「打仗」更有意義；開槍開炮比放爆竹刺激不假，但前提是槍炮在自己手上，而不是自己被槍炮瞄準著，可惜，戰場上誰都不能保證這一點；至於崇高的使命感，戰爭的發動者誰都不會放棄塑造崇高的使命感，用來掩蓋自己齷齪的真實目的。
關於這個話題，我之前已經寫過幾篇文章，本來不希望再談。可惜近來看到的不少文字，儼然把最近爆發的戰爭當成「流量密碼」、「爆款來源」，誇誇其談大謬不然，已經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苦悶甚至反感，那麼，我們就再來談談戰爭吧。
一
戰爭是什麼？戰爭不是機槍大炮的搏殺，不是飛機飛彈的交火。關於戰爭的經典著作，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第一段就指明：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換言之，戰爭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既然如此，人員傷亡、裝備損失等等指標，充其量是戰爭的表面評價標準，從根本上說，政治的考量必然是第一位的。
那麼，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戰爭，俄羅斯希望實現什麼政治目的？
關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說法。
一種是「烏克蘭加入北約，北約的武器會抵近部署到俄羅斯的家門口，造成巨大威脅」。
打開地圖看看，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早已經加入歐盟和北約，無論是俄羅斯的重點城市莫斯科、聖彼得堡，還是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與這三國的距離都小於甚至是遠小於與烏克蘭的距離。如果「抵近部署」那麼重要，波羅的海三國明顯是比烏克蘭更優越的選擇。
還有一種是「俄羅斯需要維護自己的安全關切，同時也要殺雞儆猴，給其它處在中間地帶的國家一個樣板」。
然而從當今態勢來看，原本處於觀望狀態的喬治亞、摩爾多瓦等各國紛紛明確表態加入歐盟，甚至之前被一些人奉為樣板，聲稱「烏克蘭缺乏政治智慧，如果像芬蘭那樣嚴守中立，一定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芬蘭，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過半國民願意放棄中立加入北約的局面。更不用說德國經歷了歷史轉折，二戰之後第一次大幅提升國防預算……
可以想見，在這樣的情勢下，俄羅斯勢必要拿出更多的預算投入國防建設，而這些錢本來是可以用來發展科技和經濟，改善民生的。所以，如果政治目的是「改善自身安全環境」，戰爭只是「不得已的手段」，那麼無論後續烏克蘭還要承受多大的損失，俄軍還能展現出多強的戰鬥力，戰爭的終極目的有沒有達到，其實是不難判斷的。
二
有許多人相信「大棋論」，意思就是，國家元首的段位一定遠超過普通人，他們做決定必然經過了反覆推演，有各種深層次的考慮，所以「你看不懂只能說明你看不懂而已」。
沒錯，國家採取行動，尤其是重大軍事行動，必然要準備充分。但是，「準備充分」並不等於能預料到各種後果，「準備充分」也不等於高瞻遠矚、勝券在握。準備充分但把事情搞砸的戰爭，歷史上屢見不鮮。
許多人應該還記得1982年的英阿馬島戰爭（英國叫「福克蘭群島戰爭」）。1980年代初，阿根廷國內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反對加爾鐵里總統的示威運動。面對這些問題，加爾鐵里政府選擇發動戰爭，轉移國內矛盾，於是在1982年3月出動軍隊奪取了南喬治亞島，4月又奪取了馬島。
初期阿軍奪島一切順利，而且賭定英國不會「勞師以襲遠」，派出軍隊遠征萬里，與處在家門口的阿軍作戰。沒想到的是，柴契爾夫人真的就敢「勞師襲遠」，而且真的打敗了在家門口作戰的阿軍，2個月後就收復了馬島。
馬島戰爭的後續結果就是，加爾鐵里政府倒台，柴契爾夫人威望大漲。真是印證了《孫子兵法》裡說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如果你覺得馬島戰爭作為例子還不夠有力，因為阿根廷加爾鐵里的段位不夠。那麼，以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法作為例子，總該有足夠說服力了吧？分頁符
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在此之前，英法兩國分別在蘇伊士運河公司占有41%和52%的股份。納賽爾的決定引起英法的極度不滿，它們聯合了船隻被禁止通過蘇伊士運河的以色列，共同發起了蘇伊士運河戰爭，也就是史稱「第二次中東戰爭」。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不宣而戰且進展神速，英法假意調停，在埃及拒絕之後「理所當然」出兵。從軍事上，英、法、以聯軍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但是，英、法、以的做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二戰後各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英法以等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儘管英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動用一票否決權制止了安理會討論，但這種行為只能增加各國的反感。作為例子，剛剛結束韓戰開始經濟建設的新中國向埃及政府捐贈2000萬瑞士法郎。
更重要的是，作為三國盟友的美國對這種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襲擊」也非常惱火，艾森豪政府故意拋售英鎊導致英鎊大幅貶值，此外還否決了英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交的貸款申請。另一方面，積極謀求在中東地區建立勢力範圍的蘇聯也警告英法，必要時蘇聯將使用核武器進行打擊。
結果，英、法、以雖然取得了軍事的勝利，但迫於強大的國際壓力，不得不接受了停火決議。最終，三國撤出了之前占領的地區。英國艾登政府就此倒台，繼任的麥克米倫政府加快了非殖民化進程，帝國殖民地體系遭受最後一記重擊，「日不落帝國」從此真正成為歷史。
強大如英法，既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又持有安理會一票否決權，仍然落了個灰頭土臉的下場。你說，它們這種決策，哪怕準備再充分，到底有多「高明」可言呢？
三
時下有種簡單粗暴的邏輯，那就是「不打仗，怎麼辦？弱國無外交」。
「弱國無外交」，似乎是一切國際問題的終極解釋。然而仔細閱讀歷史就會發現，「弱國無外交」的現象當然存在，但並不是統御一切的原則。
1864年春，丹麥和普魯士開戰，本來兩國爭奪的是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公國的控制權，然而也影響到了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駐華普魯士公使乘船到天津港，扣留了三艘丹麥商船。巧合的是，這一年清政府組織人翻譯出版了《萬國公法》，恭親王奕訢現學現賣，主張普魯士在中國領海的這種行為違反國際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讓他沒想到的是，普魯士公使竟然迅速承認理虧，迅速釋放了這三艘商船。
恭親王由此得出結論說，原來國與國交流不是毫無規則的弱肉強食，而《萬國公法》絕對值得重視。
不要以為恭親王到這時候才想到《萬國公法》很落後，實際上，他知道「國際法」和「主權」等等概念，並且能藉助它們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
倒回去差不多二百年，在1689年，清朝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當時清軍已經取得了雅克薩之戰的勝利，但由於恰逢準噶爾汗國噶爾丹興兵侵犯漠北喀爾喀蒙古，清廷也做出了讓步，承認了貝加爾湖與額爾古納河之間的領土歸屬沙俄。
奇特的是，清政府當時根本不知道世界格局是怎樣的，還陶醉在「天朝上國、四方朝貢」的迷夢裡，對「領土」、「主權」等等概念更是一片空白，《尼布楚條約》卻被學界稱為「中國與鄰國第一次以談判簽訂條約的形式劃定邊界，也使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朝貢關係體系向近代條約體系轉變，而且具有國名意義和主權國家意義的「中國」一詞也正是在此第一次被提出」。
清朝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其實清朝的兩名傳教士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是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Tomás Pereira）和法國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談判的具體過程是：欽差大人索額圖說滿語，徐日升翻譯為拉丁語，再由俄方翻譯波蘭人Andrei Belobotski轉述為俄語。
條約中用到的領土、主權等等國際政治概念，索額圖一概不知，全部是由徐日升代勞，最終條約才能基於「清朝與俄國（作為獨立主體的地位）對等，乾隆與沙皇（作為國家元首的地位）對等」來簽訂。所以後來也有人認為，《尼布楚條約》是國際法與中國接軌的起點——雖然朝廷仍然被蒙在鼓裡。
如果說這些例子不夠有說服力，因為年代太久遠，清政府太羸弱。那麼，可以看一個更近更經典的例子——古巴飛彈危機。
1962年發生的古巴飛彈危機震驚了世界，人類社會到了徹底毀滅的邊緣。現在許多人談起古巴飛彈危機，往往把它作為「叢林法則」、「側臥之塌豈容他人酣睡」的典型例子。不過，他們似乎忽略了幾個關鍵點。
第一，在古巴飛彈危機之前一年的1961年，新上任的甘迺迪政府協助逃亡美國的古巴人，發動了對古巴的軍事入侵，並且失敗了。美國同樣動用一票否決權，否決了古巴在聯合國大會對美國非法入侵的指責。但這並不能改變豬灣入侵是政治軍事雙料失敗的性質，無論美國內外，對此批評都極其強烈，甘迺迪政府一時間聲譽掃地。此後古巴逐漸靠近蘇聯，而甘迺迪對「動武」的態度則謹慎了許多。
第二，今天我們還能慶幸古巴飛彈危機沒有導致核大戰，沒有毀滅人類，就不能不感謝甘迺迪和赫魯雪夫。雖然他們是當時世界上手握最致命武力的人，但他們都保持了理性。赫魯雪夫否決了卡斯楚「絕不退讓」的主張，甘迺迪制止了美國空軍不惜代價轟炸古巴的瘋狂計劃。
當然，我們也應當感謝其它保持了理性的人，比如蘇聯B-59潛艇的副艇長瓦西里·阿爾希波夫。在潛艇無法上浮與總部聯繫，艇長認為核大戰已經爆發，準備發射核魚雷攻擊美國艦隊的緊要關頭，阿爾希波夫堅持自己的意見，最終核魚雷發射計劃因為無法滿足「艇長、副艇長、政委一致同意」的要求而流產。
以上三件事能給我們什麼啟發？
在我看來，答案並不複雜，在國際關係中，各種利益訴求本來就紛繁複雜，而戰爭只是一種暴力解決方案，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而且戰爭往往帶來難以預期甚至難以承受的後果，所以《孫子兵法》才說它是「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戰爭的最高境界其實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可是，在戰爭之外，還有哪些手段可以用？常年研究國際關係的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講過一段話我很贊同，大意是：國際政治的利益訴求往往非常複雜，考量因素很多，能用的手段也很多——這有點像下棋，有的棋甲能下乙不能下，唯一原因是乙的水平不夠，下不了。
四
坦白說，我越來越不喜歡談這種「宏觀」的話題，因為涉及的因素太多，往往並非常人所能駕馭。如今我還會看各種歷史書籍，加深對歷史的理解，但是看得越多，就越覺得之前的認識淺薄。
今天許多人熱衷談論的所謂觀點和理論，用來「演義」歷史還能過過嘴癮，拿來分析現實則是大謬不然。不信？翻翻一周、兩周、三周前的各種天花亂墜的預言，再對比當今的現實，就可以知道。
對我個人來說，這次戰爭讓我第一次對「難民」有了真切的認識。戰爭難民是什麼樣子？如何接待他們？安置時會有哪些問題？接受國的民眾態度如何？……所有這些問題，都不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見聞。
我甚至覺得，如果非要從二者中選一個，那麼花時間與難民相處、積累救助難民的經驗，並由此加深對社會和人性的了解，遠勝於津津樂道、高談闊論國際政治的各種離奇或骯髒細節。
今天就寫到這裡，如果大家有興趣，歡迎在下面留言，下次我可以講講自己觀察和體驗的難民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