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已歷百年。有些話要說。
被一些人稱之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貽琦，是我的五太姨夫——他的夫人韓詠華是我奶奶韓俊華的五妹。
梅貽琦因在1949年前離開當時的北平去了美國，後又創辦台灣清華大學，其間，還任過教育部長，所以留在大陸的我們在很長時間一直受其影響——先是我父母，後是我兄妹，每逢運動，都要「交代」；當時，有人說：梅貽琦是「戰犯」，最起碼，也是「反革命」。
1962年，梅貽琦在台灣去世，葬於新竹清華大學校內。12年後，梅貽琦的夫人、我的五太姨韓詠華於1974年從美國回來看望我的奶奶韓俊華和她的妹妹韓權華（衛立煌夫人，我奶奶的七妹），表示：人老了，希望能回來，當時，我奶奶95歲了，說：「我還等得到嗎？」那年，在年輕時曾和我奶奶她們姊妹相稱的鄧穎超和她的丈夫周恩來「接見」了我五太姨，但陪同的不是我父親、母親，而是我姑媽、姑父——因為在那個年代，姑父汪德昭和我父親的政治身份不同，汪是黨內的專家，我父親是黨外的教授。
1977年，韓詠華終於回北京定居，我奶奶已去世，84歲的韓詠華做了政協委員，至百歲去世。我知道，她是希望與梅貽琦合葬的。
至開放、改革，梅貽琦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因某些人為了證明自己正確而被否定的符號——才逐漸清晰起來：梅貽琦是1907年中國政府用美國退回「庚款」派遣的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學成歸國後，1916年任清華大學物理教授時，梅貽琦27歲；1926年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時，梅貽琦37歲；1931年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梅貽琦42歲。梅貽琦是清華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包括任期內，於民族存亡的艱難時刻，8年主持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併的西南聯大校務，以及後來在台灣創建新竹清華大學。
1999年，我和一些朋友進清華大學工作後，知道清華大學在很長的時間內是不提梅貽琦的——當然，批判時除外。其實，梅貽琦是清華大學歷史上，最不能忘記的兩個校長之一——另一個是蔣南翔，他們分別標識著清華大學歷史上兩個重要階段，也是中國現代教育，或說是中國發展的兩個重要階段。
有人評價：梅貽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長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的嚴格遴選和延聘；二是建成一種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大學制度。
當時的清華大學，有文、理、工、法、農5個學院26個系，多少知名教授影響和引導著全國青年中的俊傑在清華奠定了他們人生的基礎，通過學習，形成他們做人的基準與做事的規則。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獨立、教授治校和學生自治。
梅貽琦是學電機工程的，留學美國而熟讀中國經史。他強調通識教育，提醒於國家工業化進程中，警惕「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敬重學人與知識分子，禮聘教師，愛護學生，為學人與知識分子的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提供了在其後看來是難得的場域。他強調「大學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說：大學像是水，學生從師，像是小魚隨大魚游，「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他反對「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主張大學應從「知」、「情」、「志」三方面促成學生「人格」的長成。
正是像梅貽琦這樣的能夠接續文化傳承，面對開放世界的人長清華，才能在那個情勢巨變，風雨飄搖，以至是兵荒馬亂的年代，在清華的校園內，為諸多今天為我們知道或被我們忘記了的學人與知識分子，提供學思任意馳騁，相互啟迪，辯駁論爭，而後使諸多「無用之學」和「有用之學」長成的場域，為諸多今天為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莘莘學子，提供自謀修養、鍛鍊意志、裁節情緒的場域；由此，也為民族、為國家、為人類增添了多少絢麗多彩而又可歌可泣的佳話。
中國的現代大學，建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於短期內（且在國運艱難，戰爭不斷的年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成就舉世聞名的宏圖偉業，要義即在使大學能夠成為「大大小小的魚」任其遨遊其中的大江大海，而非「箱養魚」的牢籠。
我進入清華後，關乎梅貽琦的事有兩件：一是我在2000年至2006年主持的有國內外知名學者參與的系列學術報告，命名為「月涵（梅貽琦，字月涵）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二是在我具體負責「監工」修起的清華大學熊知行樓（以捐資校友命名）中，曾擺放了梅貽琦用過，後留在我奶奶家中的辦公桌——後來，由於有人在桌上刻畫了「某某到此一游」的字樣，我實在生氣，把桌子搬回家。現在，兩岸已可來往，我希望在我有一天離開這個世界後，把這個桌子送到新竹清華大學去保存吧——但願人們能夠保存好梅貽琦的故物，不忘這位曾經為清華奠立過「校格」的校長。
我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沒有一流的大學，就沒有一流的國家。
大學的設置不是為了國家選才、造才，更不是為了把人作為原料造就工具性人才，而是為一個一個的人的人生奠基，視「做人」與「做事」為一體，以養成會與人相處，與人合作；會學習，會生活的人。大學更不應拿了問題探討、思想對撞、學術研究當工業化大機器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作那樣去考核、管理；唯利是圖，對課程只問「有用」、「無用」，對學科，只問就業多少。當清華於百年中經歷了教授治校、黨委治校，已進入了類似商人治校的時段後，當整個中國的大學仍類於經濟體制改革前的企業那樣只是政府行政機關的附屬物（見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百年清華需要的是反思與檢討。
梅貽琦當年曾說：「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對此，這些年來，我曾多次在言談、文章中指出：前輩的話，於今已覺不足——大學，在今天的中國，既非大樓之謂也，也非大師之謂也，乃制度之謂也。大學，是一個制度化的自由空間，沒有了這種制度化的自由空間，就出不來大師，有大師，你也容不下。
《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
